聊聊搅动皇朝的婚姻纠纷"赵用贤绝婚案"

万历五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因其不愿意放下权力返乡守制，遂爆发了震动朝堂的“夺情”事件。在这场风波中不少官员因反对夺情而被罚，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就是其中之一，被廷杖并革职为民。

赵用贤的获罪也让他的老乡吴之彦担心不已，生怕自己被牵连。因为他与赵用贤不仅是老乡兼同年，还是儿女亲家。

注：赵用贤是江苏常熟人，吴之彦为江苏太仓人。两人在隆庆五年同科中进士（赵用贤成绩更好并入选庶吉士），高兴之余赵用贤就将自己刚出生的女儿许配给了吴之彦的幼子吴镇。

为自保吴之彦开始刻意迎奉巴结张居正，也开始疏远赵用贤并想退掉与赵家的婚约，很快就被他找到了机会。次年吴之彦获外放“巡抚福建”，途经常熟时赋闲在家的赵用贤自然要设宴款待自己的亲家。

这次见面吴之彦不但摆足了官员架子，还故意在酒宴上嘲讽赵用贤的弟弟“婢子也”，以激怒赵用贤。倍感羞辱的赵用贤遂成全了吴之彦的心愿– 断交并绝婚，但是在具体操作上却留下瑕疵。

赵用贤没有要求吴之彦立下退婚的文书。而且因不是什么好事儿，在吴之彦离开后赵用贤也没有声张邀人旁证，私下就将聘金退还给了吴父“用贤愤然，封还前币，之彦父受之不报”，这也为后续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人生际遇，飘忽不定。

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故，神宗发起声势浩大的“倒张运动”。因得罪张居正而被革职的赵用贤一下就翻身成了“忠臣”加之其原本庶吉士的身份，起复并重要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到万历二十年末，赵用贤已升任为吏部左侍郎，距离“天官”吏部尚书仅一步之遥。与此同时吴之彦却在走下坡路，不仅官职（佥事）长期得不到升迁，还深陷被革职的窘境。为自保吴之彦又想到了抱大腿，这次对象是曾被自己一脚踢开的赵用贤。

而赵用贤则不再想和这样的小人搭建关系，虽然赵用贤没有乘机踩上一脚，但是嘲讽一番是免不了的。无耻之人往往更好面子，恼羞成怒的吴之彦遂上演了一出闹剧来羞辱和报复赵用贤。

万历二十一年初，吴之彦让儿子吴镇带人敲锣打鼓前往赵用贤家迎娶多年前“许下”的媳妇。不说婚约已取消，此时赵用贤的女儿也早已出嫁并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婚嫁之事根本无从谈起。

但是吴之彦要的就是“结果”，在赵家闹完之后，他就让儿子以“论财逐婿，灭法弃伦”的罪名状告赵用贤。

吴之彦并不是不要脸皮的无脑撒泼，他是抓住了这场“婚约”的一个漏洞。虽然吴之彦拿不出婚书为证，但是在明朝接受聘礼也等同于签订婚约。虽无婚书，但曾受聘财，亦是。若再许他人，未成婚者，杖七十；已成婚者，杖八十。后定婚者，知情，与同罪，财礼入官；不知者，不坐，追还财礼，女归前夫……《大明律·户律三·婚姻》

而赵用贤拿不出可以证明其退还聘财的文书，也找不到人证。因为当初退婚时就没邀人旁证，收取赵家退聘的吴父也已亡故，死无对证。因此吴之彦就咬死赵家没有退聘，婚约仍然有效。

因为难以查证，神宗下旨要求礼部和刑部会商此案，拿出意见和处理建议。因为案件难以说清，也就意味着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均可，那么它就是朝堂斗争的最佳材料。

我们先说此案最后的结果，神宗采纳了与此案没什么关联的内阁首辅王锡爵的意见。今赵女既嫁，无复归前夫之理，是被告之体面当惜也。吴男未婚，无反坐诬告之律，是原告之情法当平也……将用贤准令病痊叙用，之彦免其降处，庶两造具得其平。《王文肃公文集》王锡爵注：吴镇此时虽未婚但已纳妾。

看着是和稀泥各打五十大板，但实际却是打压赵用贤、偏袒吴之彦。因为本就将被罢免的吴之彦得以保全职位，而刚升任吏部左侍郎的赵用贤却要告病去职。王锡爵之所以要这么强插一杠，都源于年初的两件大事。

第一件是万历二十一年正月的“三王并封”。虽然事情是神宗弄出来的，但是王锡爵没有站在朝臣这一边，而是顺从了神宗并对诏令做出了票拟（即形成了圣旨）。这导致朝堂官员群起而攻，吏部也借机再次发起“阁部之争”。而刚上位的赵用贤就是攻击的主力之一，“用贤复以争三王并封语侵锡爵，为所衔”。

注：三王并封是“争国本”中的一个重要事件，神宗为回避群臣请立皇长子为太子的要求，命“皇长子朱常洛、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

第二件是万历二十一年二月的“癸已大计”。

万历十年开始的“倒张运动”，不可避免的对内阁也形成了打压和震慑。虽然独揽大权很诱人，大学士们也不愿意成为张居正第二。因此内阁主动放松了对六部的控制，以免落下“擅权”之嫌。

但六部却想从内阁“拿回”更多的权力。主持这次京察的吏部尚书孙鑨、都察院左都御史李世达、考功司郞中赵南星、文选司郎中顾宪成等将大量内阁“私人”罢免（吴之彦就在其中），这极大的刺激了内阁和王锡爵。

因此王锡爵就是借这个案子打压以吏部为代表的外朝堂官，再次确立内阁的权威。从外朝官员对于此案的反应也能很清晰的看出这一点。

御史赵標上奏称，赵用贤虽然在法理上有失，但是情理上吴之彦则是个典型的小人，“以法言，用贤曲而之彦直；以情言，用贤狭隘而之彦阴巧。用贤终不失为君子而之彦则小人中之尤者耳”。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朝廷都不能亲小人而远君子。

左都御史李世达、户部右侍郎李桢等人立即上疏附和赵標。李桢将吴之彦的儿子吴镇斥为“竖儿”，如果纵容这样的人讦逐官员，朝廷还有什么脸面可言。如此上纲上线之下，案子已然开始脱离其本身。

户部郎中杨应宿、郑材等人则上疏弹劾赵用贤和维护他的官员是“弃礼义、废律令”，并将这个案子上升到了亡国灭种的高度，“断狱者以今日为成案，几何不尽中国而夷狄，举人类而入于禽兽也”。因此应将赵用贤、李世达、李桢等祸害驱逐出朝堂……

既然撕破了脸，其他人也就没有什么顾忌了。

行人高攀龙上疏弹劾王锡爵“若愈于张居正、申时行，查其用心，何以异于五十步笑百步”，刑部郎中谭一召、吏部主事安希范也站出来弹劾内阁和王锡爵专权，“再入朝无月不逐贤者”……

一个本对朝廷并不重要的婚俗案子就此成了朝堂大乱斗的舞台，官员们也分成了内阁和六部两个群体，互相展开攻讦。最终神宗不得不出面平息纷争并圣裁此案。

之前的“癸已大计之争”其实已经预示了结果，神宗在对此案的最终朱批为“既卿等奏，赵用贤俟病痊之日起用，吴之彦姑免降处”，皇帝基本无条件的支持了内阁。

除此之外，支持赵用贤的高攀龙、谭一召、安希范等官员也被罢斥，加上之前因“癸已大计”而被罢斥的赵南星、顾宪成等人，东林骨干就这么凑齐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个案子加剧了此后的“党争”。

神宗在打压内阁的同时又支持内阁，其实并不矛盾。皇帝忌惮、害怕内阁侵蚀皇权，所以要打压。另一方面皇帝为了掌控、行使庞大的皇权，也需要外力的协助，所以他又得支持内阁。

很多朝堂事务的处理并不是依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各自的立场。从皇帝、群臣的角度去看待这些历史事实，就会发现他们的选择并不荒唐、也不可笑。因为皇帝们的任务是集中并维护皇权，群臣的任务则是尽可能的分润皇朝权力，他们都不是要为皇朝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