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成和李世民为什么被“妖魔化”，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

虽然李世民在居功至伟，但其功绩不过是统一了部分北方，而真正作为开创大唐基业的高祖李渊，其功绩无疑是被远远低估的。在攻克长安之前，李渊作为主帅曾以弱胜强，智克突厥，也曾以极为劣势的兵力击败了强大的“历山飞起义军”，更以“蛙跳”战术顺利攻取关中……诸多战例显示，李渊不仅是一个合格的统帅，更是一个当之无愧的战略家，其后更是在他的掌控下，从战略的高度推进着全国统一进程，李世民的无数胜仗都是在李渊的战略指挥下取得胜利的。

李渊的政治智慧和政治远见也是无比伦比的，他能举起“忠于隋朝”的所谓义旗获得大义，并在八个月内取得半壁江山，这并非一个普通人能取得的成绩，李世民也不行！为了实现统一中原的目标，他可以摈弃被许多人都视为比生命还宝贵的尊严，“北视突厥而称臣，东尊李密为盟主”，无形中化解了当世最为强大的两股敌对势力，从而使“进据关中”之策顺利实施，像李渊这样精明之人能有几人？

但是李世民在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后，李渊这个极具政治智慧的帝王最终却逊位于李世民，他为什么这样做，是李世民逼迫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正因为李渊极具政治智慧和政治远见，所以才会逊位于李世民，而自己退居后宫做起了“太上皇”。但是从哪个角度来看，“玄武门之变”都是李渊一生最大的失败，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必须要从李建成和李世民的矛盾说起。

李建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

众所周知，由于禀承唐太宗之意，唐史中有多处进行了大量修改，虽然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正统、稳定朝局之举，但李世民的功绩被无限夸大，而唐高祖李渊和其子李建成、李元吉的作用和功绩被尽数抹杀，而之后的史书更是以讹传讹，成为正史，让后人难分真假。

如《资治通鉴》有言道：“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再如《旧唐书》贬低李建成和李元吉道：“义旗草创之际，并不预谋，建立以来，又无功德，常自怀忧，相济为恶。”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繁多，李建成和李元吉几乎被完全“妖魔化”，但真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

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在唐王朝的建立和统一过程中，李世民的作用毋庸置疑，的确起到了重要作用，有着赫赫功勋。但是，在充分肯定李世民功劳的同时，比他大九岁的李建成也绝不是《旧唐书》中记载的那样不堪，其绝非等闲之辈，甚至因为年龄的关系，在一度时期发挥着比李世民更为重要的关系。

如在大业十一年，李渊任河东讨捕使讨伐农民起义军时，他把长子李建成留在河东地区，看护家人、筹集粮草，维护大本营的稳定。而李建成也不负所望，“于河东潜结英俊”，招兵买马，积蓄力量，为李渊的反隋大业奠定了基础，而此时的李世民才14岁，虽然跟在李渊身边出征，但却功劳未立，名声不显。

等到李渊回到河东，李建成已经“得士庶之欢心，无不至者……河东水滨居者，不谋而至，前后数百人”。这数百人成为李渊政治集团的主要骨干力量，皆被李建成招揽而来，可见其能力、智慧皆不弱于其父。

如果你非要拿李世民的战功来比，那我们就拿“太原起兵”后李建成所立下的战功。李渊自太原起兵后，打的第一场恶仗就是“夺取西河之战”，而西河守将乃隋炀帝亲自提拔的名将高德儒，实属难啃的硬骨头，考虑到这是起兵后的第一次大战，成败与否不仅关系到军心士气，更是直接影响到反隋事业的成败，所以李渊非常重视，经过慎重考虑，便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长子李建成。

在出征前，李渊特地向李建成反复强调此战的重要性，称“事之成败，当以此行卜之，若克西河，帝业成矣”，同时勉励李建成道：“先以此郡，观尔所为，人具尔瞻，咸以勉力”，可见李渊对李建成的信任与厚望。

李建成做事稳重，为取得西河战役的胜利，他在战前做了周密部署。一是制定军法，整肃军纪。故而“三军闻之，人皆自肃，兵向西河”；二是进行严密的战斗部署。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勘察地形，制定了周密详细的作战方案；三是与士兵“等其甘苦”，作战奋勇争先。这是一个统帅应有的素质，而作为少主的李建成同样做到了，他“遇敌则以身先之”，将士深受鼓舞，军心大振，遂用了短短九天时间便一举攻克西河，取得了太原起兵后极为关键的一次胜利。

“西河战役”的胜利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可以称得上是唐帝国的奠基之战，所以李渊看到李建成带兵还晋阳后，大赞此战道：“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

李建成也因此战功被封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带着弟弟们先后取得了平辽山、平霍邑、平绛城等战斗的胜利，而这些功绩后来全部在《旧唐书》中被抹杀，皆成为李世民之功绩，若不是《大唐创业起居录》这本史书的出土，恐怕真相永远不为人所知。

可以说，从太原起兵到唐朝初期，李建成无论从内政还是军事，皆不比李世民逊色，堪称唐帝国内部一个德才皆备的领导人，而其转折点却恰恰是被封为皇太子后。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是为唐高祖，立国号为唐，建元武德，随之李建成被立为皇太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可以说，李渊立李建成为皇太子是正确的，因为按照礼制，李建成是嫡长子，是宗法上的第一继承人，另外通过长期的军事、政治考验，李建成善于治军、待人宽厚、处事稳重，表现出一个皇帝应有的良好素质，故而于情于理将其立为太子是无可厚非的，就连当时的李世民对此也颇为认同。

但是，李渊同时也按照礼“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的礼制，将李建成留在京师，这样做是为了太子李建成的安危，同时也是为了社稷的安危，所以李建成只好留守京师，辅佐父亲处理军国要务，从此李建成再也无法出征打仗，这也为后来的“玄武门之变”埋下隐患。

自此，我们可以看出，李建成并不是一个“淫乱后宫”的“作乱之徒”，反而在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皇室领导人，从“太原起兵”东征西讨到入主东宫推行“均田制”和改良“租佣调制”，他从来没有让李渊失望过，李世民的“贞观之治”甚至很多地方都奉行了李建成当时推行的这些经济政策，那么如此优秀的皇太子李建成不可能被李世民轻而易举刺杀于玄武门，那么李世民怎样做到的呢？

“玄武门之变”，李渊制衡政策的失败

李建成不能带兵打仗，从表面看来虽然因其“身系国本”，不能冒险，但从深层次来看，皇太子掌军对李渊来说，是一种威胁，所以留其在身边既是一种培养，也是一种无形的约束和监督。

那么，李建成既然“不可以帅师”，那么带兵征讨的任务就落在李世民一个人身上，如此一来，客观上为李世民掌握军权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此期间，李世民除了在武德元年被薛举打败外，其他战役无一例外都取得了胜利。其实这不仅是李世民军事才能卓越，当时新兴的大唐帝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占有绝对实力，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也是一个取胜的重要条件，所以谁去带兵打仗都不会差在哪里，但是李世民就喜欢这样孜孜不绝的带兵出征，这样做不仅为他在朝野内外取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更是结交笼络了一大批为其“咸愿效死”的文臣武将。

那么，李世民在什么时候有了夺嫡之心的呢？史无所载，我们不得而知，但粗略推算的话，应该是在武德四年，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在武德四年“海内渐平”之际，李建成因为推行“均田制”和改良后的“租佣调制”，使得唐帝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的发展更是间接促进了国家的统一，正因如此，李建成在朝内的威望日益渐隆，大有盖过乃父李渊之势。

虽然我们说过李渊这个人绝非昏庸之主，但在对待皇太子的强势崛起面前，他却接二连三犯下许多低级错误。

李建成德才皆备，又是太子，被立为太子是没错的，同时鉴于历史的教训，适当对其打压和防范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借助李世民来制衡太子，同时又对李世民不加节制和防范却是错误的，由此衍生的后果就是李世民形成一个极为巩固的军事同盟集团。

为了两个儿子之间搞平衡，在给了李建成皇太子之位和参政的权力后，同时给李世民不断加官晋爵，甚至给了李世民一些远高于王爷的特权，正是这些特权让李世民产生了夺嫡的野心。

武德四年十月，李世民讨伐王世充、窦建德大胜而归，李渊在其秦王之上加了“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的官职，“位在王公之上”，地位仅次于太子，更是下诏特许李世民“自置官署”，“军政之事，皆决于此”，真真正正拥有了另立于唐中央之外的“小朝廷”。不仅如此，不多时李渊再次命其掌握东部平原文武大权，并允许他“开府洛阳”，这时的李世民其实权力已经完全超过了太子李建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其权力已经超过了高祖李渊本人。

所以，在客观上来说，李渊不仅仅为李建成培养了一个权力不对等的竞争对手，更是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可怕的政治对手。但是，李渊对其却不自知，不久之后再次令李世民“开文学馆以待四方之士”，再次为李世民招揽人才、培植私党提供了良好条件。

从后世来看，李世民也是一个聪明绝顶且有野心之人，他抓住了这些机遇，乘势而上，不断壮大自己，拼命扩充自己实力，很快便组成了一个完全听命于他、有众多文武官员参与的政治、军事集团。

显而易见，李世民的势力能够做大做强，固然与李世民自身的才能有关系，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祖李渊养虎为患所致。

在掌握了足以颠覆朝局的实力后，其夺嫡野心也逐渐暴露，不仅李建成感到了巨大威胁，就连李渊本人也开始察觉，对身边人不满李世民所作所为，遂怒道：“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

自始，李世民开始失去高祖信任，“恩礼渐薄”，而高祖也有意无意地开始联合李建成和李元吉，对李世民开始打压。先是将房玄龄、杜如晦等人调离京师，出任地方官员，接着将尉迟敬德诏令入狱，又将大将程知节调任康州刺史……

但是，事情发展到此，做这些小动作已经改变不了大局，当时的李世民早已羽翼丰满，远不是除去其身边几个官员便可以动摇其根本实力的，除非直接将李世民处死，但李渊不忍，又经李建成“苦苦劝解”，终于打消了这个念头，做了这个决定后，双方其实胜负已分，李渊也好，李建成也罢，只能重蹈隋文帝和太子杨勇的覆辙。

武德九年六月三日，秦王李世民状告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淫乱后宫”，与后宫张婕妤、尹德妃私通。高祖李渊听后将信将疑，为了弄清楚真相，遂诏令三个儿子来武德殿当面对质。

接到皇帝的谕旨，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几乎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便一同入朝，哪知李世民早已在其必经之地玄武门埋伏下精兵猛将要将其二人悉数刺杀。

由于事发突然，而东宫翊卫将军冯立和副护军薛万彻姗姗来迟，所以刺杀计划很顺利便完成，李建成被李世民一箭封喉，李元吉则被尉迟敬德阵斩于马下，这就是著名的“玄武门之变”。刺杀太子李建成和皇子李元吉并非玄武门之变的全部过程，而后来的“逼宫”戏码才是更为精彩。

史载，当时的尉迟敬德在参与完“玄武门之变”后，满身是血径直走向武德殿，高祖大吃一惊道：“今日何人作乱？卿到此何干？”绝对效忠于李世民的尉迟敬德回答道：“太子、齐王作乱，秦王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李渊自然清楚尉迟敬德口中“宿卫”的意思，不过是将自己软禁的一个漂亮话而已，于是苦笑，问宰相裴寂等人道：“不想今日有如此祸事，这该如何是好？”萧瑀、陈叔达等人见风使舵道：“秦王功盖宇内，国家归心，如今建成、元吉伏诛，何不立秦王为太子，委以国事则无忧矣！”

高祖李渊强颜欢笑道：“善，本我所意也！”李渊死活也没想到，他在这里欲封李世民为太子时，远在宫墙外的李世民却还在大肆杀戮，为斩草除根不留后患，他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儿子们尽数诛杀。

武德九年六月九日，高祖李渊正式册封李世民为太子，并下诏道：“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这也是他在向朝臣们暗示，他准备退位了。

李渊退位，是否李世民胁迫？

武德九年，经历了“玄武门之变”的高祖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确立了李世民继承皇位的合法权力，同时他保留了唯一的权力就是李世民在处理军国大事后要向李渊“闻奏”，虽然这是一个形式，但却是李渊还在做皇帝的象征，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观察自己这个尽管行事果决，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的儿子，是否能够胜任治国理政。但经过两个月的观察，李渊发现李世民之执政才能不亚于其军事才能，于是在“玄武门之变”的两个月后，他宣布传位于太子，自己退而做了“太上皇”。

自古以来，皇帝肯主动退位者少之又少，那么李渊退位的原因和动机又是什么？李世民是否逼迫其退位呢？实际上，李世民对其带来的政治压力也是有的，但其主动退位，应该没有经受李世民的威逼，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李渊早有退隐的心思。

从太原起兵到登基为帝，李渊用了不过区区十个月的时间，而后统一天下用了七八年时间，这中间没有做过一天太平天子。然而刚平定天下，却又遭遇突厥来袭，尽管做了八九年皇帝，却总有打不完的仗。再加上儿子们为争储不断在前朝后宫掀起波澜，李渊这个皇帝做得很不舒服，于是在武德六年便不断对裴寂等人说自己想做“太上”，要“逍遥一代”，这是在“玄武门之变”三年前说起的事，或许这是其真实情感的一种流露。

第二、以隋文帝的结局自省。

众所周知，隋文帝听从杨广谗言，最终废了杨勇太子之位，改易杨广为太子，但没想到杨广会胆大妄为进行弑杀君父。当时隋文帝“哀痛之声传于宫外”，却无一人前去救驾，最终杨广虽然做了皇帝，却因弑杀父亲使得其来位不正，名声大损，最终导致身死国亡的下场。

而如今李渊正如同当年的隋文帝一样，李世民会不会成为另一个“杨广”？谁也说不准，所以尽管将皇帝权力下放给李世民，但却保留了“闻奏”的权力，用两个月来反复考察李世民，生怕隋文帝的悲剧会在自己身上上演。但经过两个月的观察，李渊觉得李世民还算遵循孝道，而自己为了避免父子之间为了皇权再次发生冲突，所以才会下定决心退居二线做了“太上皇”，以免发生不幸，这也正是李渊的高明之处。

第三、李渊称帝后已经有了贪图享乐的倾向，情愿退居幕后追求享乐生活。

这并非空穴来风，除了生育了李世民等兄弟四人的窦皇后外，其余还有生育了十八个皇子的嫔妃们，至于生育了十九个女儿的嫔妃，更是史书中都未曾记载，通过其儿女们的母亲来看，其后宫有名有姓且被册封的嫔妃最少有二十余人，至于其他佳丽，更是数不胜数，难以得知。

李渊不仅沉迷于后宫美色，对舞蹈伎乐也是追求不止，史书记载，李渊令“太常官司于人间借妇女裙襦五百余具，以充散伎之眼，于玄武门游戏……”由此可见，李渊这个皇帝做得不痛快，晚年在物质生活上会有些追求，因而开始了骄奢淫逸的宫廷生活，这也是他逊位于李世民的重要原因。

第四、李世民对朝臣进行“换血”，也促使了李渊的退位。

李世民被正式册立为太子之后，迅速组成了一个由忠于自己的文臣武将组成的朝廷班子，长孙无忌、杜如晦、宇文士及、房玄龄、尉迟敬德、程知节等人纷纷进入朝廷大臣之列，随时准备接替三省六部的武德旧臣。

李渊见到大势已去，本想召见裴寂商议对策，但由于种种原因见裴寂很难，所以给裴寂写了一道手诏道：“朕当加尊号为太上皇”，此时的李渊其实已经下定了交出皇位的决心，用后人来看，这堪称激流勇退的典范。

从李渊的退位来看，无论出于自我保护也好，还是厌倦了皇位也罢，其具有一定的主动性，最终自觉自愿让出了皇位，这既有审时度势的政治觉悟，也是激流勇退的政治智慧。那李世民威逼其父了吗？看似没有但威逼态势却又无处不在，无论从诛杀兄弟还是改组朝廷，都给李渊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但从法理上来看，李渊又的确是主动退位，非李世民武力胁迫所致，这也显示出李世民高超的政治手段。

结语

李世民对史书的修改是中国历史中“政治”对“历史”的一次粗暴干涉，造成的结果就是在不断神话李世民的同时，却在故意贬低李渊和李建成父子，让前者背负下一个“无庸之辈”的名声，更让后者成为一个彻头彻尾卑劣小人、衣冠禽兽……但是无论李世民怎样粉饰自己那段不堪的历史，玄武门流淌的鲜血依然会浸透这竹简史册中来，显然历史从来都不是好糊弄的，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大多数人不过习惯于“为尊者讳”，从来不挑明史实罢了。

也正是李世民树立了这样一个恶劣的榜样，此后的大唐岁月中，其子孙后代不断效仿他欲以宫廷政变这种方式来篡夺皇位，也正是如此，此后的大唐政局就一直不稳，也一直充斥着极其残酷的夺嫡之争，这样的悲剧被李世民打开便再也无法关闭，这也恐怕是他在发动“玄武门之变”绝对没有想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