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朱棣编纂《永乐大典》的真实用意是什么？

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94，《明朝史话》连载19，欢迎收看。（休息几天，期待清史）

提起《永乐大典》的故事，要明白其中原委，这还得从明朝永乐时代说起。

燕王朱棣在靖难之役用武力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政权，改元永乐。他为了稳定统治秩序，争取官僚士大夫的支持，对前朝的旧臣采取镇压和笼络并用的两手策略，比如对待齐泰、黄子澄等一类人，因其首创“削藩”，朱棣当然要置之死地而后快；即使像方孝孺那样有名望的大臣，由于他忠于建文帝，抵死不愿归顺永乐朝，朱棣也把他杀掉，并且株连甚众。

另一方面，对待那些诚心降服新朝的老臣宿儒，朱棣则给予加官重用，如蹇义，建文帝时任吏部右侍郎，朱棣登位后不久，便把他提升为吏部尚书；夏原吉，则由户部右侍郎提为户部尚书；而才华出众的解缙更备受永乐帝的宠信，编纂《永乐大典》的重任，就是委寄于他。

永乐元年(1403)七月，明成祖朱棣为了进一步笼络更多的宿学大儒为新政权服务，同时也为了粉饰太平盛世，决定要以编辑一部超越前代的大型类书来显示文化的繁荣昌盛和政治局面的稳定，于是便下了一道诏谕，命翰林学士解缙等，召集人员，把“散载诸书”的古今事物，分类搜辑，“统之以韵，辑为一书”，以备皇帝随时披览。

这既有助于朝廷从中吸取历代统治者“齐政事，同风俗＂，施政治民的经验，又可以驱使大批官僚士大夫埋头于古书堆，皓首穷经以消磨岁月，消除眷恋建文朝的怀旧情绪。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朱棣特意指示编辑官员解缙等，书稿除文渊阁的藏书之外，还要广泛“购募天下书籍”，从上古直至当世，旁搜博采，凡是有文字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理、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不厌浩繁，务必网罗无遗，做到“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巨细精粗，粲然明备。“

永乐帝这种贪多求全，有书必录的指导思想，反映了明朝初期虽然提倡儒学，重视经书，但还是比较注重发展社会生产，留意切实有用的实际知识，因此，使当时编就的《永乐大典》，除收入经史典籍之外，也辑录了许多对民生日用比较切实可用的书籍，其中有科技方面的所谓“技艺＂，也有民间通行的许多古典文学著作。

解缙等接受任务后，没有完全领会永乐皇帝的旨意，急于求成，在永乐二年(1404)的十一月便把一部匆促编就的书稿呈进，取名《文献大成》。明成祖看了，觉得取材不够完备，不甚满意，于是命令重修，并加派姚广孝等协同解缙为监修官，同时还命令礼部选拔内外官员及四方宿学老儒、有学问者充任纂修，选用国子监及外郡擅长书写的生员协助缮写。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参与其事者先后大约将近3000人，总编辑处设在文渊阁。光禄寺供应工作人员早晚膳食。

当时的编辑方法是参照《韵府群玉》和《回溪史韵》的体裁。把每个字依照“韵母”的次序编排，叫做“用韵以统字”；然后把各类事物如天文、地理、朝章国典、戏曲、诗文等随字收载，即所谓“用字以系事”。

如天文志书，列在“天”字下，平话书籍列入“话”字下，戏文列入“戏”字下。当时把经、史、子、集中的重要典籍，整部、整编地以书名或篇名为标题，把书的内容一字不差地载入各个不同字目之下。

这样的编辑方法，终于保存了极其丰富的资料，成了后来做辑录佚书工作的重要资料来源。

经过整整四年的通力合作，书稿在永乐六年(1408)编撰就绪。明成祖亲自撰写序言，并题名为《永乐大典》。全书计有22937卷（其中有凡例、目录60卷），装订成11095册，总计3.7亿余字。其工程可谓浩繁博大，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综合性的大类书；其搜罗之广，内容篇目之繁富、卷怢之多，在当时的世界文化领域中也是名列前茅的。

《永乐大典》修成之后，因卷怢浩大，未能刊印，原抄本（或称正本）最初藏在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迁都北京，《大典》随之北移，藏于宫内“文楼”。后来只有孝宗朱佑樘和世宗朱厚熜曾经查阅过。据说孝宗还曾命人将其中的一些药物、禁方，抄录交御医房诸医，自己还抄录一些金匮秘方给太医院使用。

嘉靖三十六年(1557)，宫内失火，三大殿及“文楼”、“武楼”被焚，经嘉靖皇帝督促抢救，《大典》总算免遭厄难。朱厚熜得此教训，担心孤本日后再遭意外，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命阁臣徐阶、礼部侍郎高拱等组织人员开始摹写一部新写本，称之为副本。隆庆元年(1567)，副本誉录完毕，和正本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寂。总之，有明一代，《大典》成了深藏宫内的秘典，束之高阁，一般士人不得披览研讨，因之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用。

明亡之际，文渊阁再次焚毁，正本可能因失火而毁灭。清雍正年间，副本已成了孤本，移藏于翰林院，从此，一些学士和编修官员才有机会看到。到了乾隆年间，清廷为编辑《四库全书》，便从《大典》中辑出佚书五百多种。据记载，其中有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30种、集部175种，合计达4926卷。有不少宋元以来亡佚的图书，正因为有了这部《大典》才得以保留，得以重刊流传。

此后，一些学者如钱大昕等，也从中陆续抄出不少佚书，由此可见《永乐大典》在保存古代文献典籍方面的重要价值。

但是，到了清朝后期，清廷腐败无能，《永乐大典》管理不善，不断被窃失落。当时有些出入翰林院的官员为了窃书，上班时提着包袱，内裹衣服，下班时把这些衣服穿上，再将藏着所窃书籍的包袱偷偷带出。

堂堂衣冠，却干如此损公肥私的可耻勾当！特别是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和光绪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在北京的肆意掳掠，使《永乐大典》遭受空前的浩劫，或则被焚毁，或则遭抢劫，几乎丧失殆尽！

据袁同礼《永乐大典现存卷目表》所载：劫后余烬，《大典》存于国内公私之手的已经寥寥无几，但是失落在欧、美、日等外国人手里的数量却比留存国内的多好几倍。

新中国成立之后，经多年的积极搜集和整理，截至1959年止，共获得《永乐大典》原本215册，加上复制本等，合计得730卷，1960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其中有不少珍贵的古代文献资料。

《永乐大典》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内容丰富，辑录许多古代文化典籍，不仅为后人提供了充实的研究参考资料，而且，如前面所提到的，还可从中辑录出佚书遗篇，使古代典籍得以保存留传。

其次，作为一部类书，它在规模的宏大、内容的丰富、卷怢的浩繁、体例的创新等方面，都远远超越前代的类书，在当时世界文化之林也是居于前列的。它反映了我国明代文化高度发展的水平，是我们应该珍视、值得自豪的一座文化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