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学诗，无以言

孔子曾向其子孔鲤强调，“不学诗，无以言”，此言不仅彰显了诗在孔氏家族中的重要地位，更深刻反映了孔子本人对诗的重视。这里的诗，主要是指《诗经》，孔子曾经对《诗经》有过一个总体论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以诗教人，为的就是要使人思想纯正。

诗以载道

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视周朝为古代社会的典范。人们在西周初期到东周的春秋中叶500年间的生活情感和生活控诉，都生动地通过诗这种形式表达出来。从《诗经》的题材分类来看，“风”代表周代各地的民间歌谣，“雅”则指周人推崇的正声雅乐，而“颂”则是专为朝廷与贵族宗庙祭祀所创作的乐歌，从三个维度丰富展现了周代日常的社会生活。

孔子一生始终将恢复“周礼”作为自己的责任与使命，那么孔子讲解《诗经》时，就不再是单纯地作为歌谣或民俗而向其弟子加以传授那么简单了，其背后体现了孔子对世界昌明、人心乐善、万物有序、文明在兹的向往，隐含了“大同”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的寄托。

诗以言志

《诗经》之言，无论是怨怼之情，还是壮美之志，都出自诗人的至情流露，直抒心意，毫无虚假之词，这就是所谓的诗言志。

春秋时期，各国外交人员在诸侯间纵横捭阖之时，“赋诗言志”是一项基本技能。例如，《左传·定公四年》记载：楚国遭受吴国入侵，楚将申包胥去秦国讨救兵，秦哀公见事不关己，于是拖延推脱。申包胥于秦宫外痛哭七日，终于感动了秦哀公。最后，秦公以《秦风·无衣》之赋：“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表明秦国愿意施以援手。援引《诗经》章句，犹如现代人引述权威之言以证己说一样，旨在增强观点的权威性。孔子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明确学诗旨在“授政”与“使四方”，强调“诵诗三百”后，应能“达政”且“专对”。

显然，孔子的教育愿景聚焦于培养兼具政治智慧与外交才能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有以言”特指具备治国方略与外交智慧，兼具深刻思想内涵与精妙语言表达。

诗以咏德

《礼记·经解》云：“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这就说明以诗育人，能培养温柔敦厚之德。一个地方民风淳厚，这便是《诗经》教化之功。孔子经常以《诗经》来讨论君子的德行，如孔子用《诗经》的话来形容颜渊说：“媚兹一人，应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则。”孔子用《诗经》的话告诉冉雍“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意思是善良本性谁都有，始终保持却很难。“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旨在指导个人在立身处世与行为举止中，避免招致不必要的祸患。孔子用文辞赞美子路，用《诗经》中的话来称赞他：“受小共大共，而为下国骏庞。荷天子之龙，不戁不悚，敷奏其勇。”孔子说卜商以《诗》曰：“式夷式已，无小人殆。”“独居思仁，公言仁义，其于《诗》也，则一日三覆‘白圭之玷’，是宫绍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为异士。”个人独居时想着仁义，做官时讲话讲的是仁义，对于《诗经》中的“白圭之玷，尚可磨也”牢记在心，因此言行极其谨慎，如同一天三次磨去白玉上的斑点，这是宫绍的品行。孔子相信他能行仁义，认为他是与众不同的人。

“诗三百”作为周代“雅言”的典范之作，在当时社会中，赋诗断章成为风尚，不仅彰显了社交的文雅气息，还通过诗句触动了赋者与听者的“好善恶恶之心”，对个体的品德修养乃至家庭和谐、国家治理、天下太平均产生了积极影响。因此，孔子对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与强调：“不学诗，无以言。”

（山东济宁政德教育干部学院 胡亚军 郝金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