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周游列国，为何唯独被秦国拒之门外

治国需得有理论指导，这一点要追溯到春秋时期，当年百家争鸣的盛景恐怕只有在新文化运动之中才得以再现。

但空有学说还无济于事，须得有君主配合才行，而周游六国便成为街头巷尾的独特风景。但其实经过历史考验，道家的无为而治适用于王朝初期，单独的法家思想会葬送国家，以儒家为主、法家为辅方能统治华夏五千年。

不过在当时只要学说得到认可，便可以被一方奉为座上宾，宣扬学说。从后世的眼光来看，儒家学说确实是盛极一时，在多国都备受推崇，但秦国并非如此。

起码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了杜绝儒家思想的传播，焚书坑儒。可偏偏是秦国将儒家思想隔绝在外，却得以统一六国，这一点不得不说过于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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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民能载舟、亦能覆舟”乃是魏征提出，但春秋各国君主也是知晓这个道理，自然该收拢民心，而孔子思想的核心便是“仁”，这于社稷来说是君王和百姓相互的安定。自然，孔子的身份便是打开各国大门的敲门砖，走到哪里都受到一定的优待。

不过，秦国并不这样想。在六国都对孔子礼遇有加的情况下，唯独在秦国孔子吃到了闭门羹，连一座城池都无法踏入，其中思想更是被弃如敝履。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知识才是真理，这一点没错，可受到多人推崇的未必不是真理，而孔子当初能够在百家中拔得头筹，自然可以肯定孔子学说在国内的效果，这样一来，秦国将孔子拒之门外便显得有些不合常理。

但若是放在大时代的背景之下，或许有着另外一番的见解。我们已然知晓历史的创造者转变成秦朝，秦朝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自然是有着各方面的原因，但不选择儒家学说也占了很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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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底，当时秦国和齐国是旗鼓相当，鹿死谁手也是出自其中一国。在国土面积以及军队实力相似的情况之下，两国在治国理念中选择的却是截然不同，齐国主张儒家学说，而秦国则是推崇法家思想，两者一“仁”一“武”，形成极大的反差。

学说并没有好坏之分，但是放在齐国和秦国中却有着不同的影响。当时战火纷飞，天下没有一刻的安宁，而将士多年征战沙场没有停歇的时间，身心自然俱疲，难免有所懈怠，稍有不慎秦国便会损失城池。在这种情况之下，法律的出现便可以约束众人，对君王的命令进行绝对的服从。

法律是用来律人的，而且其中奖惩分明，将士们自然不敢懈怠，在战场上也是拿出全部的看家本事，整体上秦朝的军队实力自然提升。至于选用儒家思想的齐国，虽然在人心上确实是做到了统一，但是仅仅是儒学思想教出来的士兵如何能与拿着刀棒的士兵相比较，力量自然是不敌。虽然人心齐，但是人心有时候在武力面前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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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秦国在战乱时期的做法从日后也可以得到应证，中原乱世并不止一处，可有哪个国家在乱世之中推崇仁孝，军事才是硬条件，这自然是选择了法家思想。

至于儒家思想，一般都出现在王朝稳定之际，君王才用仁义治天下，同时辅助法治，两相结合之下是恩威并重，天下自然安定。

所以这百家争鸣，虽然各有所长，但运用到国家之际还是得结合时代背景，理论并无好坏，但是他可以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纵使秦朝能够将六国尽收囊中，离不开几代君主的励精图治、离不开一系列政治家的变法，但是军事才是硬道理，这一点无法反驳。

另外一点，儒家思想说到底的出发点是百姓，孔子的多番理论亦是如此，这一点在当时于君主不利，何况就算是君主仁义，肉身也敌不过这长矛大刀。而法家思想的出发点就是帮助君主巩固自身的统治，出发点乃是君王。

一个历史事件其实有多重因素的加持，某些在历史上看似的巧合，其实仔细分析便可发现这其中蕴含着君主的智慧。我们后人也绝对不会相信，秦始皇选择法家思想治国只是一时冲动，必然经过多番的权衡利弊，考虑长远的发展方成就了后世的丰功伟绩。

所以孔子没能在秦国内游说，是因为秦始皇早早看穿了天下的旋律，军事才是硬道理，仁义之治并不适合当时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