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隋年间河陇儒学达到鼎盛，为何最后变异了？

在区域社会史和儒学史研究如火如荼的今天，对处在丝绸之路交通干线上，历史上东接关中，西通西域，南连巴蜀，北达内蒙古高原的河西陇右地区的儒学传播与发展情况进行总结与梳理，不仅有利于对甘肃乃至西北区域学术文化的深入研究和对丝绸之路沿线文化传播与接受的总结，而且更有利于通过对儒学在边地的传播和边地民众对中原文化认同过的探讨程，使人们从区域的角度更好的理解和认同“中国”，从而推动“中心”与“边缘”的动态研究。

如果说两汉时期儒学在河陇地区兴起的动力主要来自汉帝国强大的外推力即中央强力的文化输出的话,那么魏晋河陇儒学的凸显，则正与两汉相反,主要来自河陇地区与中州相比，战乱较少，社会安定所具有的吸引力。

一、儒学传入河陇地区

（一）儒学传入河陇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

孔子创立儒学后，其学说理念随其弟子而远播秦地。据说孔子收弟子三千,其中贤者七十二。孔子弟子来自诸侯各国，当他们学成或者学习一段时间之后，便返回自己国内，这就意味着孔子之学、儒家之教亦随着他们的回归而被带入列国。

孔子所收弟子之中，以齐鲁卫三国人数最多。孔子为鲁国人，于鲁国声名鹊起，大兴私学，鲁国追随者众，实在情理之中；齐国毗邻鲁地，仰慕者多，理所当然；卫鲁同为姬姓封国，孔子周游列国，多次驻足于卫，其弟子如子路等亦仕于卫，崇拜者众，毋庸置疑。且此三国者，周礼鼎盛之邦，素有儒学发展之基础，是故此三国孔子弟子之多，实不足为奇。

吕不韦为秦相时，意欲改变秦国轻视文化、打击儒学、施政促急，虽有吞并天下之力，却无整合九州之象的情势，大力延揽人才，招揽食客三千人，并主持编纂《吕氏春秋》，尝试贯通各家，积极汲取儒学文化的合理因素，由此吸引一部分儒士西移秦国，部分改变了秦国文化落后的面貌。

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逐渐认识到儒学的重要作用，在社会领域对儒家思想大量加以采纳。故儒学自创立开始，便随着孔子及其弟子的努力向西传播，并进入当时华夏最西缘的秦国，拉开了儒学西渐的序幕。荀子的入秦与吕不韦和秦始皇对儒学一定程度的扶持，为儒学的进一步西传提供了良好条件。

先秦时期，河陇地区是多个民族流动和交替控制之地，以游牧经济为主要生产方式。秦时于陇右设置陇西郡并修筑长城防范游牧民族之入侵，入汉后，汉廷积极向西进取，收河西走廊地区，势力达至西域。

至西汉末，河陇东部即陇右地区农业人口数量相当繁多，密度远远领先河陇西部即河西走廊地区。从西汉中晚期至东汉前期，河陇地区从物质生产方式、人口构成、地方行政设置方面均基本实现了“中原”，渐次完成了社会转型与生产变迁，为内地主流学术文化——儒学在该地的传播、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与强大的社会动力。

正是凭着如此完备的交通网络和发达的邮驿系统，汉廷之诏令、政策，中原之学术信息、文化等便能迅速传送河陇，使帝国对河陇之经营可以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也使得河陇地区能够集中来自全国其他地区的人才与信息，吸收其他地区发达之文化，于是河陇地区的文化很快便发展了起来。

（二）儒学传入河陇地区的渠道

儒学传播的主体性载体因为扮演角色、身处环境及所奉职业的不同又可进行细分，大体上可分为知识精英群体和一般群体两大类。知识精英群体包括体制内的知识精英和体制之外的知识精英，前者主要指贵族与官吏，后者指不谋仕宦，开私学，讲经说义，著书立说的士大夫。

以儒学传播而论，其渠道即可通过皇帝诏书、官员教令、儒家经典文本、民间通行历书以及镌画儒家经典、理论或理念于金石之上等等的方式进行传播。

河陇地区存在的“客”，来源于东方即关中、齐鲁、中原等地，其身份或为使团成员，或为流亡之民，或为外交主礼之官吏，或为河陇地方长官之门客智囊。除流亡之民是否具有儒学素养不好判断外，其他三种类型的“客”都必然具备一定的儒学素质，他们在河陇地区的流转，必然促进儒学在这一地区的传播与发展，推动这一地区文化面貌的变迁转型。

二、河陇儒学的凸显

（一）河陇儒学凸显的原因

西晋河陇儒学的凸显是建立在曹魏河陇儒学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的。毕竟两朝更替比较平稳，前后相隔时间较短。此外，河陇儒学在西晋时期的成功与河陇地方官的重视和儒学士族的力行有关。晋惠帝永宁初，安定张轨出为凉州刺史，他大力经营河陇，并致力于文化事业发展。

西晋河陇儒学的成功亦与儒学士族关系密切。安定皇甫氏、北地傅氏、敦煌索氏等皆人才辈出，傅玄、皇甫谧等全国闻名。关于西晋河陇儒学士族的情况，下文将详细述之，此处不赘。

（二）河陇儒学凸显的表现——河陇儒士的旨趣与影响

此期河陇一般儒士以敦煌名儒段灼为代表。段灼在曹魏时期随邓艾灭蜀有功,封关内侯,累迁议郎。邓艾含冤而亡，段灼一直念念不忘。晋武帝即位后他即多次上疏申理邓艾的冤情，其为邓艾伸冤之奏疏字里行间莫不显示出儒家忠信仁义之精神。

段灼还多次上疏进言时事，显示了河陇儒士关注社稷民生、重实用功利的风格，体现了段灼经世致用的精神追求。此外，段灼还针对西晋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选官以门阀士族为先，对官吏太过纵容与宽宥等。

傅玄之子傅咸是其时比较知名的儒学家。他的儒学修养集中体现在他的《七经诗》之中，其七经诗继承《诗经》传统，以四言结句，朴素典雅。傅咸坚持立王社与太社的原因，主要是依据《礼记·祭法》之设计和王肃之阐释，可见其对儒家礼制之精通与维护。傅咸长子傅嗣，次子傅唏，亦为当时知名儒士。

自东汉氾煛、氾孚、氾咸由武转文后，在西晋时期名儒迭出。特别是氾祎受业于索靖,既通晓三礼、三传,又精研三易、河洛图书、算历诸学。此外，他们基本上都曾被举为秀才或孝廉、贤良方正而步入仕途,可谓累世为官。

敦煌令狐氏家族，该家族在西晋时期势力发展很快,儒风昌盛，曾一度把控敦煌政局。敦煌令狐氏与新兴的敦煌宋氏联合反对凉州刺史任命的敦煌太守，自领敦煌政务四年之久，可见令狐氏势力之盛。

总的来说，曹魏西晋时期，河陇儒学地域格局依然维持着汉代以来的河西、陇右并行的儒学地域分异特点。整体而言，这一时期，河陇儒学发展水平继续呈上升趋势。从儒家学者的人群分布来看,虽然不乏象薛夏这样一般儒士出身的儒宗,但河陇儒学的发展主要还是依靠于儒学士族的促进。

三、河陇儒学的变异

（一）玄学挑战视域下的河陇儒学变异

这一时期的河陇儒士，依旧延续着汉晋以来河陇儒士的传统风格，他们不仅钻研经学，而且追求广博，涉及文学、阴阳、史学、地理、书法等诸多领域，可谓“通儒”，这一点与汉末曹魏以来的河陇儒士风尚一致。

河陇东部地区这一时期的儒学发展虽不及河陇西部地区，但亦有典型儒士代表出现，如王嘉，其所造《牵三歌谶》，事过皆验，累世犹传之。又著《拾遗录》十卷”。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前凉儒士大多不愿为官，常寄情山水，隐居林间。

从外缘条件来说，儒家之隐居实际上以“求志”为根本诉求。前凉建立前后，河陇儒士基本倾向隐逸，不肯出仕，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方面与中州丧乱，中原斯文尽丧，致使衣冠华族向边地迁徙所造成的儒士心态的失落很有关系。

一方面，这种隐居不仕的追求与风尚，正表现了儒士的坚守与倔强。他们不肯与异族合作，尽管前凉张氏父子乃汉人，又优渥儒士，但按照当时的情形，凉州能否得保尚未可知，所以他们只好持观望态度，避居山林，授徒讲学，延续中原文脉。

从内在理路而言，东汉末年，中原儒学即开始转型，治学风格从“务实”到“务虚”，儒学与道家思想开始结合，倾向于回答本体论问题。于是，玄学大兴。

（二）儒玄合流视域下的河陇儒学变异

西凉、北凉儒士不再如前凉时期那般疏离政坛，他们前所未有地热衷政治。如刘初时隐居酒泉，后投效李暠为儒林祭酒，时人有“孔明之会玄德”之赞。后来，他又投效北凉，被沮渠牧犍时尊为国师。

宋繇一生，先后经历后凉、西凉、北凉、北魏这几个政权，俨然是五凉多半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还有阚驷、张湛、宗钦等人，皆在北凉或北魏担任官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与河陇儒士对玄学的态度发生变化有关。西晋灭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精英阶层务虚不务实。

河陇儒士经史皆修，自然不欲五凉政权重蹈覆辙，因而对玄学便逐渐开始鄙弃。北凉时期的儒士对玄学并不重视，换言之，五凉后期的儒士非常务实，即追求经世致用之儒学，而这种儒学就是东汉以来河陇地区长期坚持的风格，即强调理性实用。

尽管玄学在西凉、北凉时期不受重视，但它还是为部分儒士喜爱，如程骏，就提出不同时俗的观点。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自晋室南渡之后，过江名士尚能传述西晋学说，而中原大地久却久不闻此论。

（三）儒佛交融视域下的河陇儒学变异

河陇地区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自前凉始，佛教河陇地区便逐渐传播发展。与此同时，河陇儒学发展达到鼎盛。二者相遇于河陇，难免有所碰撞、融合和吸收。

河陇儒士与佛教石窟之间的密切关系可以看作是河陇儒士与佛教之间关系紧密的一个重要表现。随着佛教的传播，河陇儒学士族逐步受到佛教的影响，信仰与志趣开始发生变化。

当河陇儒学发展达到鼎盛之时，也意味着它的衰颓、变异与转型之机的到来。河陇实用理性儒学毕竟不太关注人的主体性与精神自觉，因而它先是受到玄学的冲击，接着便遇到了佛教的挑战。而佛教的传播总是用俗讲的方式，很有亲和力，其传播极快，因此使得儒学在河陇地区的独尊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儒学在河陇“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

结语

如果说两汉时期儒学在河陇地区的兴起的动力主要来自汉帝国强大的外推力的话,那么魏晋河陇儒学的凸显，则更多归功于与中央地带的动荡相比河陇所具有的较为安定的这一优势所产生的吸引力。整体而言，移民对河陇儒学的发展居功至伟，但并不意味着有移民就会带来先进的思想文化，就一定能促进迁入地的学术文化的繁荣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