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人使辽诗，为北宋边塞诗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现存最早的送人使辽边塞诗，为送别谢绛所作。景祐四年八月，知制诰谢绛为契丹生辰使，梅尧臣、欧阳修作诗相送，这时距离宋辽交聘建立已逾六十年。其中，北宋送人使辽诗，有32首传递出清晰的安边与治夷意识，属于北宋边塞诗的观照范畴。

这些诗歌，包含了边疆稳定、华夷之辨、外交捭阖、边略调整等战略诉求与和平愿望，大大丰富了北宋边塞诗的研究视野。送人使辽诗，既有浅层的环境书写与民俗观照，又有深层的边防忧虑与民族思考，折射出北宋诗家对边防形势的判断与国家措置的深思。

犯雪貂裘重，冲风锦绶轻——出使艰辛与思乡之苦

送人使辽诗有大量对出使艰辛的描述，并多借助北地荒寒烘托彰显，如“朔北正苦寒，风汝与雪飘”，“驰鸣沙碛遥，马倦朔雪零”，“貂裘不见风霜劲，雁碛遥知道路艰”……这些诗句，或渲染天寒地冻，风雪飘摇，或彰显风沙弥漫，道路险阻，将出使的艰辛与困疲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送谢舍人奉使北朝》中，梅尧臣这样描述了使辽场景：为了应对冰雪严寒，宋使不得不锦帽貂裘，全副武装。即便如此，行进仍有貂裘遇雪而重、绶带难敌狂风的尴尬与不便。加上远离故国，背井离乡，更令使臣有长路漫漫、邻邦难抵的焦虑。

同样送别谢绛，欧阳修作“山河持节远”传递出关山迢递、鞭长驾远的跋涉之苦。这时欧阳修虽尚未出使，却也可以想象出使辽的艰难险阻。

后来有了使辽经历的欧阳修与苏颂，也都详细记录了使北的险恶。欧阳修以“啮雪饮冰”、寒风肆虐记录了北上的人困马疲，苏颂以风沙蔽日、霜雪侵逼揭示风雪无情。至于道路险阻，欧阳修以“日暮途远千山横”表现长路漫漫、辽境难抵，苏颂则以“山路尽陂陁”表现道路崎岖、步履维艰。

除了环境恶劣、路途遥远等客观因素，远离故国、背井离乡是宋人排斥使北的心理因素。司马光送别李及之作“边声不可听，归思浩无穷”，梅尧臣送别吴仲庶而有“定见南鸿起归思，家书欲寄不堪凭”，无不是对使者乡思的慰藉与排解。

在使辽诗中，使臣的这种真情流露更是不乏其人。欧阳修的《奉使道中作三首》，从“执手意迟迟”的依依不舍到“客梦方在家”的情不自禁，都传递出使辽的思乡之切。好在诗人深知出使寄责深重、任重道远，因此时刻提醒自己“为客莫思家”“少贪梦里思家乐”。可是，这种压制与疏导，却将诗人的情志走向暴露得更加清晰。

送人使辽诗中的乡愁排解的确是基于使辽思归的积极回应，只不过被苦寒、跋涉等主题弱化，却被使臣营造得饱满而强烈。毕竟他们亲身涉险，久客思归，最有发言权。

授馆毡为幄，供庖酪和羹——民俗彰显与文化交流

书写出使艰辛作为送人使辽诗的序曲，揭开了送人使辽的消极一面。为了冲淡使者的畏惧情绪，诗人常常在送别中构想宋使的备受礼遇与契丹的热情好客。北地民俗成为搭建这一环节的重要媒介，具体包括畜牧、田猎、饮食、住宿、服饰、语言等。

首先，送人使辽诗揭示了契丹异于中原的生产方式。契丹地界广袤，适宜畜牧，民风剽悍，长于作战。在送人使辽诗中，宋人对契丹的游牧与田猎备为关注。“陇上牛羊冲密霰”指出了契丹牛羊成群的畜牧盛况，“行逢猎骑合”则指出了契丹骑射善战的尚武传统。

除了认识马匹在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宋人更侧重传达马匹在宋辽交聘中礼尚往来的积极意义。元丰七年，范纯粹为契丹正旦使，毕仲游作诗相送，其“年年蕃马输汉地”便道出了契丹战马对于北宋的供输意义。梅尧臣“名马北方至，宾鸿南国来”亦强调了辽宋两国马匹贡赐与使臣外交等密切往来。

其次，送人使辽诗揭示了饮食、住宿等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异。“朝供酪粥冰生碗，夜卧毡庐月照沙”是宋人对契丹食宿的整体印象，梅尧臣作此语意在提醒千里使北的刁景纯做好心理准备，适应宋辽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

契丹畜牧经济发达，农耕基础比较薄弱，所以，辽人饮食以乳制品与肉类为主，又因天气寒冷，所以常常以酒佐肉。在现存三十二首送人使辽诗中，有十一首谈到了契丹饮食，乳酪、肉食与酒是其核心词汇。

再次，送人使辽诗揭示了相貌、服饰、语言等文化层面的巨大差异。送人使辽诗两次提到了辽人相貌：

一次是梅尧臣送别朱处约，作“哀缠碧眼魄谁招”，此处以碧眼代指辽人，所言招魂是指嘉祐三年契丹国母丧。朱处约身为祭奠使，必然要祭奠存问，传递关怀。一次是毕仲游送别范纯粹，作“铁面蕃儿皆拭目”表达辽人迎接范氏的欢欣鼓舞与热情期待，而铁面则是形容辽人皮肤黝黑，异于宋人。

戎王拜天赐，虏帅伏名卿——大国自信与华夷之辨

送人使辽诗传递出浓厚的大国自信，这种大国自信通常借助以下方式体现：一是站在北宋的角度强调宋廷的宣抚之力，二是站在辽朝的角度强调北地的感恩戴德。梅尧臣的“当宣汉恩德，便使胡欣戴”便是对这两种态度的提炼总结，暴露了宋人以偏概全、有失公允的论事态度。

一方面，诗人极力彰显北宋的恢廓大度，仁义睦邻，刘敞“汉廷用五饵，无复请长缨”，指出了北宋御辽的战略转向，即弃武用文，怀柔笼络；刘攽“汉德舟车万里通，赤心持节复平戎”，强调了出使契丹的遥远与睦邻友好的诚意。

对出使之效、怀柔之功揄扬最甚者，当属梅尧臣。“见其酋长时，国礼何勤纳。中朝厚仁恩，四海望阊阖。乃知日月光，照必蛮夷匝”等数句，既包含了梅尧臣对祖择之觐见辽主的叮嘱关怀，又折射出他对恩结契丹、顺势而为的肯定与支持，并相信宋廷坚持含仁怀义，定能德泽夷狄。

上述送人使辽诗，大多密切结合出使活动，体现聘问的价值与意义。无论五饵与怀柔，抑或恩信与礼遇，都反映了宋人对宋辽友好的珍视与维系。

另一方面，诗人极力渲染辽朝对北宋的尊重与服帖。如梅尧臣《送韩仲文奉使》“行行至穹庐，尊我不敢嚣。玉爵亲献酬，名裘进狐貂”四句，借助燕饮礼仪与贡纳细节竭力宣称宋辽在国际秩序中的尊卑身份，此处全然不见宋人对岁币的纠结与痛心，只有引以自豪的大国宣言。

使回傥可记，乃得验天形——国家安全与军事意图

宋人深知只有在宋辽外交中不辱君命、达于四方，才能维系恒久、和平的宋辽关系。因此，除了借助异域风情缓解出使压力，通过文化差异突显宋尊辽卑，宋人还常常叮嘱使者务必查验形势，觇候敌情。

首先，宋使注重记录辽朝的山川形势与地理道路。这正是梅尧臣“乃得验天形”“归来图画彼山川”的叮嘱与寄托。在《乘轺录》中，路振详细记录了出使行程，每日所到地名，如何至下一地，有无河流，地势平远或险隘，均有记载。最重要的是，作者明辨了辽军南牧的四条路线，即榆关、崧亭、虎北口、石门关四路，其中“虎北口东三十余里又有奚关，奚兵多由此关而南”。

其次，宋使十分关注辽朝的政治生活与民心向背。大中祥符元年，路振使辽，在《乘轺录》中，路振甚至借燕民协助被掠边民逃归北宋一事传递幽燕百姓的向汉愿望。元祐五年，苏辙使辽归来，奏呈《北使还论北边事劄子五道》，后三道《论北朝政事大略》主要记录了契丹国情与民心向背。

最后，宋使注重记录辽朝的军事动向与维和诚意。在《乘轺录》中，路振汇报契丹兵种有四，“一曰汉兵，二曰奚兵，三曰契丹，四曰渤海兵”，并详细记载了各部的统兵首领、兵员的抽点供给与南牧的出兵路线。

苏辙使北所奏呈的《北使还论北边事劄子五道》，前两道《论北朝所见于朝廷不便事》则针对书籍流通带来的安全隐患、公私交易带来的铜钱流失，提出严审版印书籍、违禁毁弃，主张极边州军流通铁钱，这些整改方案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