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唐代商人地位和文人思想观念的变化

自秦商鞅变法以来，中国封建者便将工商业视为末利，五国伐齐使战国时期唯一重商主义的国家退出战国争霸舞台，自此中华大地上，农业成为了第一要务。

汉武帝又将儒家思想列为国家主流思想之后，儒家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便逐步国人的内心世界，正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达于义者不可动以利”，因此唐朝以前很少有文人单独为商人立传，除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出了《货值列传》，基本上没有史官独立记录商人事迹。封建社会中的商人基本上是经营简单的手工业，是一种前店后铺的小规模经营方式。

一、唐代重商思想的起源

唐代之前封建政权抑制商业的方法，无外乎两种，一种是限制商业的发展，对商业生产征收重税，以此来限制商业的发展和打击人们想从事商业的热情，另一种是对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在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上进行限制。

有时这两种方式可以同时进行，例如商鞅变法时，就对商人进行大规模处罚，并且限制商人的产业类型，诸如限制酒店旅馆的数目，汉惠帝和吕后称制时期，就下令商人的子女不能做官，不能入仕，但是这些依然无法限制商业活动的发展，依然出现了吕不韦“囤积”秦王嬴子楚，汉景帝为了平定七国之乱竟向商人借贷，汉武帝时期更是可以“买官买法”，将自己手中的金钱换成相应的政治地位。

商人这些举动，很明显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忌惮，汉武帝为了巩固统治，向商旅队伍发起了两项铁腕之策，一种“盐铁官营”将客户源最广的两项生意收归国有，另一项是豪强迁往茂陵，实行“”算缗令”，将商人群体中实力较强者实行强制措施。

但是此举对于整个时代唯一的作用便是充实国库，使汉武帝可以倾尽举国之力进行对匈奴的作战之外，并没有产生持续性的深远影响，以至于到汉元帝，汉廷已无力控制各地豪强。

到唐代之时，随着商业经济的逐步繁荣，以及商人地位的提高，促使整个社会对商业活动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在中晚唐以至于出现了“重商思想”。但是整体上，抑制工商业的国策抑制一直没有发生变化，真正发生变化是社会风气和当时整个社会群体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判断。

这其中晃错就叹说“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也正如哈耶克所说：“金钱是人类发明的最伟大的自有工具之一，只有金钱才会向穷人开放，而权力则永远不会”这句话用在封建社会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于整个无产劳动阶级而言，即使在法律你拥有做官的资格，但是这永远只是一个奢望，但是从事商业活动，则可以使自己能够发家致富。尤其是唐朝这一种经历近四百年门阀制度而建立起来的王朝更是如此，即使有开创了科举这样的选官模式，但依然多为士族门阀所垄断。

终唐一代，在诗坛文学领域不断有文人墨客为商人立传，例如柳宗元的《宋清传》；记述商业活动，例如我们所熟知的《庄居也行》；也有不少朝中大臣不断提出发展商业的主张，例如以儒家正统者自居的韩愈，就主张使农工商各有所传，还曾因为盐铁官营导致商人利益受损而鸣不平，各个时期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有很大的提高。

这些例子已经表明，唐朝人已经的观点发展了很大变化，不再排斥商业活动，也不再对商业致富而遮遮掩掩。

二、唐朝商业的发展

生产力决定社会形态，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不仅受到基本的经济基础的制约，同时也受到上层建筑，诸如国策、政权形式等各方面的制约。整个唐朝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这其中安史之乱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很多历史学家更是将安史之后的唐朝分为两个时期。

1.安史之乱前的唐朝商业模式

唐贞观二年至天宝十三年，这一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面，国土内部除武则天时期的冀州之乱外，内地基本上没有战火波及，主要的战争基本都是对外的领土开拓性质的战争。

在这一种情况之下，整个社会的生产力有很大的发展，社会经济处于欣欣向荣的状态，为整个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稳定的环境，至唐玄宗天宝时期更是出现了“河清海晏，物殷俗阜，财物山积，不可胜较，四方丰稔，百姓殷富。”由于农业的大发展，导致大量的人口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导致当时的商品经济表现出了与“重农抑商”国策不协调的繁荣。

此外，唐朝对于关税收取的很少，唐承隋制，唐高祖李渊在开国之初便设有弛山泽之禁”，“除入市之税”，“罢官置酒坊收利”，“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的政策，终唐一代没有改变这一政策。加之唐朝中央政府大力发展官路，使道路系统自秦始皇兴修“直道”、“驰道”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旅的发展。

正如《通典》卷七所记载的“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麓，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

往来的商旅经过水路不断将货物运输到帝国每一个角落。

唐朝的对外政策也在促进了唐朝商业的进一步，初唐时期，国力强盛，唐军经常对外作战，加之又秉持“开放包容”的国策，使中原腹地出现了大量的外国客商以及归化胡人，这些人进入中土之后，不能像一般的农民或者官绅一样从事农业生产，只能把商业和手工业作为谋生的手段。

可以说唐朝的商业经济的繁荣，是诸多因素叠加的因素。

2.安史之乱后的唐朝商业发展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的爆发不仅是唐朝衰落的起点，也是后世的”重文轻武”的历史基调的起点，这场浩劫对于中原大地更是无法想象。

正如平叛将领郭子仪所说：“井邑榛棘，豺狼所嗥，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可见安史之乱对于整个唐朝的经济生产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尤其主战场河洛中原地区更是造成无法逆转的毁灭，经此浩劫唐朝中央政府直接的控制的户籍减少三分之二。

安史之乱的毁灭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它对商业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由于中原人口的南迁，导致南方出现了大量经济性城市，为南方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由于安史之乱的破坏，打破了唐朝中央政府设置的坊，为自由商业的发展提供了上层基础。三是农村地区和草市逐渐繁荣起来了。四是柜坊、飞钱的出现更是在一定程度改变初唐盛唐时期，多以物易物或者以绢计价的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早期货币经济的雏形。

安史之乱后的商品经济的繁荣，也表现在商品种类逐渐丰富，相较于盛唐时期，奢侈品的交易量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而普通商品诸如粮食布匹等一些日永品也有了一个很大提升，说明安史之乱后，普通民众也开始从事商业生产活动之中。这一现象表明，商品经济相较于之前有了一个更好的繁荣与发展。

三、商人地位以及文人思想观念的变化

唐朝初期，商人政治地位低下，社会上弥漫着“贱商”思想，政治地位远不如士人庶民，主要的表现有两个方面：一是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官，二是士大夫与商人的交往有严格的限制。然后商人入仕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唐高宗时期已经有商人为官的记录，如契芯何力府长史张达，侍御史侯思止，至中晚唐之后商人不仅可以自由参加科举，而已有不少居于高官。

安史之乱后，唐中央政府也开始保证商人的利益，拥有了与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免服杂役和杂税的权利。

唐朝的士大夫文人对于商业经济的态度与之前相比，有了明显的不同，战国至南北朝时期，士大夫阶层对于商人存有一种鄙夷的态度，更是将整个商业活动视为末业。而到了唐朝时期，士大夫文人阶层反倒开始支持商业活动，对于商人的境遇更是有一种同情的心态，以致于唐代出现了大量的描述商人事迹的文学作品。

初唐时期的士大夫文人还是一贯鄙视商人，从内心深处反感商业活动，一则是由于商人唯利是图的本质和士大夫心中根深蒂固的“重义轻利”的思想，二是因为士大夫阶层认为商业活动兴起的抑制了农业生产，即“贾雄伤农”的社会现实。

由于商贾队伍逐步扩大，士大夫阶层与商人队伍逐渐来往密切，又加之中唐之后士大夫阶层逐步开始追逐“名利”二字，使得士大夫阶层开始为商人队伍代言，比如崔融就曾上书反对“税关市”为商人群体利益代言，又如刘晏就主张“新盐法”，使商人能够代替官府收取盐税。

总结

唐朝的重商思想，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封建地主阶层在拥有大量剩余价值之后，对于商业经济所带有利益的追求，与欧洲文艺复兴后期的重商思想有着本质区别，当代一直所诟病的海禁，闭关锁国其实就是在唐朝开始实行的。

他们在一方面所说与民争利，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与士大夫争利，虽然发明了统一的货币，但始终没有形成货币经济，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主要是来源于农民。唐宋处于中国封建王朝的巅峰时期，但是在此时刻，封建地主依然没有扩展海外市场的兴趣，而是在内部盘剥农民。

因此上可以说唐代的重商主义绝不是资本主义的形成，而是一种封建地主开始抢占早期商人利益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