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拔的水利情怀

本文转自：三峡日报

□朱华逊

李拔出生四川省犍为县玉津镇，先祖于明朝初年，从湖北麻城搬迁去的。出生地带有“川”字、“津”字，似乎注定了他未来的水利职业方向。李拔幼时读书十分勤奋刻苦，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考中进士。入仕后，先后担任长阳、钟祥、宜昌、江夏知县，福宁、福州、长沙知府和湖北上荆南道统辖荆宜施等处地方兼管水利事。每到一地任职，他都大兴水利。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春，他调福宁府任职。由于福宁地处海滨，居民们对耕织不看重，多以捕捞为生，而捕捞自然有种种局限，不可能保证日日有稳定的收获，因此生活十分贫困。

李拔到任后把这一切看在眼里，深入对当地山川、水源、土壤进行综合考察，结合在湖北长阳、东湖（宜昌）的治水实践经验，提出了“兴教化莫先于足衣食，足衣食莫大于重农桑，重农桑莫要于兴水利”的施政方略，督促各县“开河渠，治陂塘，勤播谷，广种树，儆游惰，尚节俭，禁停棺之恶习，惩好赌之颓风”。其施政方略，落脚水利，首开河渠。这一措施，真实地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据陈启西《一代循吏李拔在福建》介绍：“经他督促整修的有霞浦、福鼎、福安、宁德等4县的塘堰99处，桥涵6座。他亲自参加霞浦长溪河三坝的修理，并撰写《请修长溪河源议》和《修理福宁郡西山三坝记》。整治后‘既可以杀水之势，又可以收水之用’，能够‘蓄泄有方，旱潦无忧’。”李拔提出如此有见地的措施，取得如此成效，真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了。

黄牛峡江段，是西陵峡中一段极为险恶的河道，只有那些在长江边生活过、驾船行驶过的人才能感知。夷陵境内黄陵庙、乐天溪对河两岸的江心，有一些在枯水期才显现出来的高耸挺拔的礁石。全是浑然一体、一块连着一块的大石头，长达几百米。其中，黄陵庙前的三个大礁石，人称“三硃”，在此行舟，稍有不慎便可触礁。唐代诗人李白跋涉此峡，曾写诗长叹：“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船行三天三夜，仍能看见黄牛岩，愁得人鬓发都发白了。虽然是文学夸张手法，却也反映出通过黄牛峡的艰难。

担任湖北上荆南道统辖荆宜施等处地方兼管水利事的李拔，深知水的无情和防灾的重要。长江自巴东归州以至东湖，拽滩、新滩、空岭、三珠、鹿角、虎牙等处，无不立碎覆辙，相循接救无术，特别是黄牛滩中的三珠横卧江中，阻碍行船和靠船，一直是民众心头之患。李拔上任不久，便思考如何治理三珠，让自己管辖之地安然无恙。为此，专门作诗一首《三珠石》，表明拔掉三珠石，治理长江航道的决心：

楚天到处有三珠，

乱石横流不可图。

铸成秦鞭驱海底，

媚川好是影全无。

乾隆三十七年（1768年），李拔亲拟治理东湖县长江航道、请求拨付资金的公文，上报朝廷，获得批准。前期工作就绪，李拔遂率首领各官，开赴西陵峡。于水涸之时，亲临履勘，设法筹划，指挥劳工们不屈不挠地向凶滩恶水进击。一时间，峡江三斗坪、乐天溪对河两岸开工20余处。群工雨集，去危石、开官漕、除急漩、修纤路，万斧雷鸣。两冬之间，顿有成效，先后整治了危害最严重的“三珠石”“红石子”“渣波”等礁群、浅滩。

西陵峡段有太多的险滩暗礁，李拔在修理航道时，承担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困难，每一个地方都洒下了他们劳动的汗水和心血。位于黄牛峡一条83丈长的纤道因多年失修，难以让纤夫过往。李拔率众在此砌补崩垮地段，凿开崖上纤道。一边是陡峭的岩石，一边是滔滔的江水，当人们冒着生命危险修补路基时，李拔该是何等揪心。好在，最终为船工们修出了“救命路”。

朝廷拨付的银两有限，地方财力、人力、物力更有限，峡江之险不可能在短时内完全消除。李拔认识到，自今以后，只要裹集众力，每届冬令，即凿去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历年即久，积石尽去。那时，就可以彻底根除水患，百姓就能安全通行了。

自然，让百姓安全通行的美好愿景，在腐朽的封建王朝不可能实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才能实现这一目标。1988年在葛洲坝工程投运前，航道部门对这些石头进行了爆破，加上葛洲坝工程形成的反调节库容8500万立方米，库区回水110至180公里，川江航运条件才得到根本改善。

李拔是一位文官，也是一位清官。整治三峡险关的十多个寒暑里，三峡的江水见证了他的勤奋，那些至今还赫然在目的石刻，留下了他作为一个文人的坦荡胸怀。

整治黄牛峡航道施工期间，李拔驻留黄陵庙。目睹庙内诸葛亮题写的《黄牛庙记》，触景生情，掀动了他内心的文人情怀。他奋笔疾书，撰写《凿石平江记》，记述他率领民工“去危石，开官漕，除急漩，修纤路”的艰难历程。末了，命人凿成六棱碑幢，竖立于庙前。此碑幢，高1.8米，上有盖幅，六面皆镌刻有字。文末写道：“赐进士出身，中宪大夫，湖北分巡上荆州南道，统辖荆、宜、施等处地方，兼管水利事，随带加三级，记录四次，剑南李拔峨峰氏撰并书”，从一个侧面彰显了他的功绩和朝廷对他的器重。李拔出身和功绩非同一般，他家曾经一门四进士，本人被乾隆皇帝召见过五次。

李拔率领峡江劳工，每整治一处河道，都会亲笔题字留下一副石刻。这些题刻不仅为丰厚的三峡水文化长廊增添一份光彩，也让后世记住了一个古代水利高官的雄心壮志。

2000年2月，一副落款“李拔”镌刻有“化险为夷”四个大字的石刻，露出巴东县北岸绿竹筏村水域，印证了李拔的事迹和良苦用心。石刻刻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冬，当水位下降时，经过这里的人们，望见这副石刻，就仿佛看见了李拔本人，由衷地生起一种敬意，增加了继续航行的信心和勇气。

李拔不仅勤于政务，也热心水文化研究，著述颇丰。所撰志书有《衡州续艺文志》《福宁府艺文志》，撰文有《壮游见闻》《离骚解意》等。今天，我们走近李拔，未能走进一位古代治水官员的内心，但我们可以透过他的著书立说，感知他像水一样的温润和秉性，这种充沛的学养在滋养他的人生时，也将一位古代官员的深邃思想和宽广的胸襟打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