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陶瓷界的双璧辉映

浙江在线4月28日讯 中国陶瓷史是一部技术革新与文明互鉴的史诗。从龙泉窑与景德镇窑的比较研究及两窑的兴衰轨迹中，映照出这样一个普世真理：凡是勇于开放，鼓励创新创业的时代和地区，陶瓷业就繁荣发展，凡是闭关锁国，墨守成规的时代和地区，陶瓷业就萎缩。正如《周易·系辞下》所言：“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两窑的崛起与衰落，无不印证了“开放则兴，封闭则衰”的商品经济发展规律。龙泉窑以青瓷之美独步千年，却因明朝的封闭和固守传统而式微；景德镇窑以青花瓷之变开创新局，紧追龙泉窑步伐，终一跃成为“天下窑器之所聚”。

通过系统梳理和比较两窑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朝的发展历程，结合工艺革新、制度变迁与全球贸易的互动关系，揭示创新精神与开放思维如何塑造中国陶瓷的格局与辉煌，为当代产业转型提供历史镜鉴。

一、新石器时代至隋唐：陶瓷文明的曙光

中国陶瓷的起源，始于新石器时代的抟土为陶。龙泉与景德镇两地，皆以悠久的陶瓷传统为根基，却在技术路径与产业格局上分道扬镳，最终形成“青瓷”与“青花”的双璧辉映。这一演进过程不仅是工艺技术的积累，更是地理环境、资源禀赋与社会需求的综合产物。正如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所言：“文明的进步，往往始于人类对自然材料的驯化与改造。”（《人类创造了自身》，1936年）两地陶瓷的双轨演进，深刻印证了这一论断。

1. 龙泉窑：瓯越万年陶脉中的开放基因与创新密码

瓯江流域的丽水地区（古称处州），是中国陶器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我们已经知道，在丽水缙云“陇东遗址”，发现了距今约11000至9000年“上山文化”时期陶块。在其遗址的叠压层中，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好川文化、商周等时期的堆积层，均有陶器发现。而在2024年底发掘成功的丽水云和黄山上遗址，同样发现了上山文化时期的陶瓷遗存“夹砂红衣陶片“，证实瓯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已具备制陶能力。

上山文化时期夹砂红衣陶片。

陇东遗址陶块。

1997年在遂昌县好川村岭头岗发现和发掘出的“好川文化”墓葬群，揭示了距今4200-3700年的制陶高峰。在好川墓葬中，发现陶器762件，占随葬品总数的74%，主要为泥质陶、夹砂陶、印纹陶（包括软陶和硬陶）三大类型。这些陶器大多数形制规整，胎体较薄，轮制成型，唯独印纹陶为泥条盘筑手工成型。尤其是一件细泥质灰胎黑皮陶豆，喇叭形高把上竟然画有几何形人首图案，器表打磨光亮。展现了瓯越先民对陶绘人物及陶器美学的初步探索。好川墓地规格之高，墓坑规模之大，出土文物之丰富，玉器、陶器制作之精美令人叹服。尤其陶器类有着自己浓厚的个性特征，无疑是由本地先民自已创烧。

作为陶器和瓷器过渡时期的原始瓷也在距今约4000至3000年的龙泉城东北隅牛门岗遗址和云和独山西周土墩墓群等地墓葬中有所发现。

好川文化遗址细泥质灰胎黑皮陶豆。

云和独山西周土墩墓群“原始瓷器”实物图。

2022年，云和白獭山发现一座有西晋纪年古墓，修建于西晋建兴二年(公元314年)，距今1700多年。墓葬内出土的青瓷虎子、金指环、盘口壶、盂、铜钱等5件珍贵文物，近为完整。青瓷虎子等瓷器，胎细腻，虽施薄釉，但釉色青黄晶莹，看相好。说明制瓷技艺已有一定水平。

云和发现西晋纪年古墓，出土青瓷虎子、盘口壶等完整器。

丽水成熟瓷器的烧造时间能够确认的是始于南朝（420年～589年）的吕埠坑窑。专家认为吕埠坑窑是龙泉窑的重要师承。吕埠坑窑从六朝晚期的南朝开始，延烧至晚唐（约875年-907年）。该窑瓷器灰胎，釉色有青褐、青灰、黄绿和酱釉等，釉层相对较厚，器型多样。采用龙窑明火叠烧，烧成温度达到1200-1300度。

丽水莲都吕埠坑窑遗址及陶器件

与吕埠坑窑同处一条瓯江的龙泉，大约在同一时期，也发现了灰胎青黄釉的青瓷器。《丽水学院学报》刊登的《龙泉青瓷文化传承调查》一文认为：“龙泉查田下保村出土的永初元年（公元420 年）墓葬品中有青瓷鸡首壶、鸡冠壶、莲瓣碗等8 件作品,皆灰胎青黄釉,为龙泉青瓷的创始年代提供了可靠例证。

2014年3月，在庆元竹口镇黄新乡黄坛村发现了唐代青瓷窑遗址，其时庆元为龙泉县的松源乡。时任浙江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郑建明宣称：“庆元唐代黄坛窑是目前能确定的最早的龙泉窑遗址，是龙泉窑的鼻祖”（见2014年8月12日《丽水日报》《庆元唐代黄坛窑是龙泉窑鼻祖》）。

从丽水相关遗址出土器物，特别是瓷器来看，瓯越先民已具有一定的开放意识与创新实践，相互之间的交流密切。其表现的一大特点是：各陶瓷烧造地虽在处州各地，但传承连贯：从云和黄山上遗址出土的夹砂红衣陶，到遂昌好川文化出现的夹砂陶、印纹软陶、印纹硬陶，到龙泉牛门岗遗址、云和狮山西周墓群等出现的原始瓷器；从云和西晋纪年古墓青瓷虎子到丽水莲都吕埠坑青瓷窑遗址，再到龙泉金村、庆元黄坛的五代至北宋完美瓷器，陶器品类相同，瓷器均为南方青瓷，烧制技艺呈现一种螺旋式或波浪式递进方式，构成了丽水陶瓷起源创烧、传承发展的独特文化序列。

瓯江流域在南朝时期成功创烧出成熟瓷器，也与南朝继承开放格局，鼓励民间百姓创新创业不无关系。南朝重视南北经济文化交融；兴起海上丝绸之路；打破传统窠臼，扶持有能力的寒门士子任官职；推动科学文化兴盛等举措，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激发民间创造力的良好氛围。

丽水的先民更是早就用地名与江名 “注册”了自己是中国陶与瓷创烧先驱中的一员。

处于瓯江流域的丽水与温州一带古时就被称为“瓯越”，而居住在此地的先民，被称为“瓯人”。《汉书·地理志》记载，百越的分布“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而“瓯越，是古代百越的一支。分布在今浙江瓯江流域一带。主要由早已居住在瓯江流域并创造了印纹陶遗存的土著居民发展形成。”古代地理志明确指出是“瓯越先民创造了印纹陶遗存”。而流淌在浙西南土地上的浙江第二大江，也被称为“瓯江”，正是瓯人造瓯器的另一种明证。因“瓯”字的含意就是“盆盂类瓦器”。

古代瓯人最明显的文化特征是“断发纹身”。古时瓯江流域山多林密、滩险流激，瓯人在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争中，为方便狩猎（包括渔猎）给自已剃去容易被缠绕的头发，为吓阻猛兽，给自已身上纹上比猛兽更厉害的龙凤等图腾。这应该是创新思想在经济活动中的萌芽。而结合水火与泥土，创烧陶器，更是瓯人开放意识和创新精神在经济生活中的一次质变和升华。

在丽水发现的古代陶瓷遗存，将浙西南地区陶器史向前推进了2000年，改写了“黄河流域中心论”的传统认知。同时，也将浙西南地区制陶史列入了全国各地最早发现陶器的第一梯队。

2. 景德镇窑：昌江之畔的陶器萌芽

从目前的考古资料考察，景德镇（古称新平镇）的陶器起源或略晚于龙泉，却同样底蕴深厚。

1978年浮梁县王港乡出土的新石器晚期陶罐残片，胎体含大量石英颗粒，器表饰网格纹。这种粗陶器与同时期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陶器风格相似，暗示早期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技术交流。

湖田乌鱼岭遗址发现的商代印纹鬲、罐等器物，胎质坚硬，釉层薄而均匀，已具备原始瓷的部分特征。

景德镇出现原始瓷则开始于商周时期。赖金明、张文江发表在《中国文化遗产》（2014年第三期，P24页）上的《村村窑火，户户陶埏——昌江边的窑址》一文就揭示：“商周时期，景德镇就开始烧制原始瓷，并有一处原始瓷遗存实物。该遗址位于景德镇市区……”

约到汉代（前206—220年），景德镇开始烧造成熟瓷器，史称“旊人”。乾隆四十八年编撰的《浮梁县志》卷一二记载：“新平冶陶，始于汉世。大抵坚重朴茂，范土合渥，有石先遗制。”新平镇是景德镇最早的名称。汉代制造的陶器,基本上属于粗瓷。史载，此时的陶瓷“自身粗，体甚厚，釉色淡而糙”，“只供同俗粗用，不远销”。

汉代是我国科技发明的一个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国已在多地发现最早的瓷器。仅浙江就有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四地先后发现汉代瓷窑的遗址。这些发现并非偶然。这说明，东汉历代王朝继承了西汉时期开放与创新之风。西汉杰出外交家张骞开拓的丝绸之路带来物质与认知的革命，经济自由化思想释放了民间创造力。特别是东汉王充在著名的《论衡》中提出的 “实事疾妄”理念（意为破旧立新），为经济活动带来了勇于实践的创新之风。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长期战乱,北人大规模南迁。景德镇的陶瓷业也因此有了进一步发展，陶器生产真正进入瓷器规模化生产阶段。至晋代（265—420年）时，有制瓷名匠赵慨，授技烧造青瓷，众捧瓷业师主，设师主庙以祭祀之。

公元583年，南朝皇帝陈叔宝为了造豪华的庭台楼阁，诏令景德镇的窑户烧造雕镂精致的陶瓷石柱。

隋唐时期，景德镇的制瓷业有了根本性的发展。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7年），景德镇制成狮象大兽两座，奉于显仁宫。

据清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卷五“历代窑考”记载，唐高祖武德年间，当时叫昌南镇的景德镇地区瓷业生产有了较大进步。镇里出了两个制瓷高手，一个叫陶玉，一个叫霍仲初。陶玉所烧的瓷器称“陶窑”，瓷器的特色是“土惟白壤，体稍薄，色素润”。由于瓷器质量好，不仅为市场购买者所钟爱，而且惊动皇宫，朝廷命他烧制瓷器进贡宫廷，作为皇家御用之物。因为瓷器秀美如玉，以至被称为“假玉器”（此假为类玉之意），“于是昌南瓷名天下”（景德镇古时曾叫昌南）。霍仲初所烧制的瓷器称“霍窑”，瓷器的特点是“色亦素，土墡腻，质薄，佳者莹缜如玉”。武德四年（621年），皇帝下诏书，命霍制造瓷器进御皇宫。同年，朝廷置新平镇。

据文献记载，唐中宗景隆元初年（707年），朝庭还在景德镇设立“监务所”，专门管理窑务。

景德镇至目前发现的知名古窑址有南窑、兰田窑、湖田窑、杨梅亭窑等。2013年发现的南窑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古瓷窑之一。该窑始烧于唐代中期，于晚唐衰落。产品有青釉瓷、酱釉瓷和青釉褐斑瓷等。《景德镇陶瓷史》认为：“这些瓷器具有长沙窑、越窑等窑特点” 。并认定：“景德镇瓷业创始于中晚唐。”（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第1卷第21页和第2卷37页）。说明在唐代，景德镇窑与浙江、湖南等地窑口就有密切的交流。

中晚唐景德镇南窑龙窑遗址。

南窑遗址出土青瓷。图片来自《景德镇陶瓷史》

上述瓷业突破不仅依赖窑工的技术改良，也得益于唐代“贡瓷制度”对窑业的推动，比如优选瓷窑上贡和设立窑务等举措等。从汉到唐，中原大地开放创新之风对陶瓷行业的孕育发展功不可没。从考古和出土瓷器看，景德镇地区制瓷业呈螺旋式发展。

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在代饶州刺史元催写的《进瓷器状》中，对景德镇陶瓷推崇备至，若翻译成白话文，其中有一段就这样写道：“这批饶州上贡的瓷器，不但继承了上古圣贤虞舜所用陶蒸的样式，而且在烧制过程中所经历的各道工序近乎完美，确保其坚实细密，十分珍贵难得。”

启示：开放基因与技术萌芽的奠基

陶瓷文明的千年历程中，新石器时代至唐代的演进，深刻诠释了地理环境、开放交流与技术创新对窑业兴起的奠基作用。

瓯江流域的龙泉窑与昌江之畔的景德镇窑，虽同源异流，却以不同的路径展现了地理环境、制度支持与匠人智慧的合力。两地的发展轨迹揭示：龙泉窑依托瓯江流域的瓷石资源，以连续性的传承积累见长；景德镇则借昌江平原的高岭土与制度赋能，实现跳跃式创新。而贯穿始终的，是对外来技艺的包容与对固有传统的突破。从泥质夹砂红衣陶到青瓷，从粗陶到“类玉”白瓷，每一次跨越皆是开放胸襟与创新胆识的结晶。

陶瓷史的演进给我们这样的启示：唯有打破地域桎梏、拥抱技术交融，构建开放型创新生态，方能在水火与泥土的淬炼中，铸就文明的永恒辉光。

二、五代至两宋：创新驱动与开放扩张

五代至两宋时期，龙泉窑与景德镇窑的兴衰轨迹，既是一部技术革新史，也是一部全球化浪潮下的产业竞争史。两窑在开放格局中汲取养分，在创新实践中突破边界，其发展历程深刻诠释了“制度赋能技术，开放孕育变革”的历史规律。

（一）五代十国：秘色瓷与白瓷的技术竞合

五代十国（907-960年）虽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却为南北窑业的技术交流与制度革新提供了独特契机。龙泉窑与景德镇窑在政治割据的夹缝中，以截然不同的路径实现技术突破。龙泉窑凭借代工越窑秘色瓷跻身贡瓷体系，景德镇窑则以白瓷打破“南青北白”的传统格局。二者的竞争，不仅是一场工艺的较量，更是开放格局与制度赋能的深刻博弈。

1、龙泉窑：代工越窑秘色实现技术跃迁

五代时期，龙泉窑使用瓷石一元配方，这种原料高硅低铝，胎体耐高温能力较弱，因而生产出的青瓷胎体较厚。在釉料方面，五代与北宋时期龙泉窑使用含钙量高的石灰釉，石灰釉高温时黏度小、流动性大，烧制出的瓷器釉面透明光泽强，釉层较薄。

从五代到北宋，龙泉窑青瓷的生产技术主要源于越窑，但也受到了婺州窑、瓯窑乃至耀州窑、定窑的影响。

从出土的龙泉窑瓷器可以看出，在五代前生产的瓷器，其造型、釉色、胎质都比较粗糙，但到五代中晚期和北宋初，一些器物已不同凡响，无论是造型、釉色、釉质、胎质都达到了当时的一流水平。

成书于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庄绰的《鸡肋编》：“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需索，龙泉青瓷益加工巧。”意思是：处州龙泉县最近又出了一款青瓷，叫秘色瓷。五代时期吴越钱王进贡上国的青瓷，全部出自龙泉窑。

南宋赵彦卫所著《云麓漫钞》卷十更是明确指唐与五代时龙泉秘色出越窑之右：“青瓷器, 皆云出自李王,号秘色；又曰出钱王。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 越乃艾色。”

近年在龙泉出土的一件纪年淡青釉四系罐，其外壁釉下写着：“天福元年（936年，五代后晋高祖石敬瑭年号），重修窑炉，试烧官物，大吉”字样，证明早在后晋时期就有烧制贡瓷。

浙江省考古学会理事长、省文物局副局长郑建华等人在《浙江古代青瓷》一书中认为：“吴越国后期，龙泉金村一带确实已经开始了青瓷生产，产品面貌与同时期越窑青瓷相似，以致有人称之为越窑‘龙泉类型︐。”郑建华等继续说“钱氏家族用于贡奉的秘色瓷需求量越来越大，越窑的精品青瓷生产量不敷所用，在这种情况下，开辟新的货源势所必然”。看来由龙泉窑代工越窑青器也并非不可能。

浙江省青瓷行业协会秘书长洪声保和景德镇陶瓷学院莫云杰等5位专家在《古代龙泉青瓷的传承与创新研究》一文中也认为，五代到北宋早期龙泉青瓷形成了自己特有的风格，成为贡瓷“秘色瓷”。

吴越国（907-978年）地处东南沿海，为抵御中原王朝的军事压力，钱镠政权选择以瓷器外交维系生存。同时，积极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与东亚、东南亚及中东等地区建立以陶瓷为主要商品的贸易网络，形成“陶瓷外交”模式，使吴越国成为五代十国中“以瓷兴邦”的典范。因越窑核心产区（今浙江慈溪）产能有限，吴越国遂将部分生产任务转移至瓯江上游的龙泉窑。这一决策背后，是吴越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对窑业技术开放的包容态度。

龙泉窑工匠通过“代工”模式学习模仿越窑釉料配方与装烧工艺，采用特殊草木灰釉，控制氧化还原气氛，烧造出“类秘色”青瓷。为达到“如冰似玉”的釉质，龙泉窑工改进龙窑结构，将窑炉长度增至30米以上甚至达到60米，坡度调整为15°，使窑温稳定在1250℃-1280℃。此外，采用“一器一匣”的装烧法，避免器物粘连，成品率提升至70%以上。

吴越国将龙泉窑纳入秘色瓷生产体系后，龙泉窑产能迅速扩张。据龙泉本土专家张华清在实地勘察基础上写成的《浅议五代龙泉窑烧制之秘色瓷及其工艺特征》一文中（《陶瓷科学与艺术》2022.2）表述：“龙泉大窑、金村、溪口和竹口及东部梧桐口一带古瓷窑址密布……，五代瓷片堆积如山，其精致度为龙泉其他窑址难以企及。”，“受越窑影响的五代龙泉窑址，共发现十余处“。而且还发掘出古代窑场场房、砖池、住宅区、管理房、石碑、窑室、窑具、匣钵等建筑和生产材料，一应俱全，说明当时生产规模巨大。

那为什么到目前止，遗址和墓葬并未发现有“龙泉秘色”？原因只有一个：龙泉窑是越窑的“幕后英雄”。作为为越窑”代工”的龙泉窑，所出皆以越窑之名上贡，所以龙泉秘色生产量再大，后人也只知有越窑而不知有龙泉窑。

2、景德镇：南北交汇的技术熔炉

景德镇（古称昌南镇）地处鄱阳湖与长江交汇处，成为五代时期南北窑业技术交流的枢纽。南唐（937-975年）与楚国（907-951年）对该地区的争夺，反而促进了工匠流动与工艺融合。北方邢窑白瓷的“类雪”釉色、南方越窑的刻花技法，在此交汇碰撞。

五代时期景德镇已能烧造青瓷与白瓷，其中“青瓷釉面光洁，似蟹壳青，有越窑青瓷特色”、“白瓷胎致密，白釉色调纯正，与北方窑的白瓷接近。”（《景德镇陶瓷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第1卷第115页和201页。下文中引用《景德镇陶瓷史》内容的，出版社及出版日期不再标出）；白瓷“釉色莹白，胎质坚致”，器型以盘碗为主（冯先铭《中国陶瓷史》，1982年）。始烧于五代，于明代万历年间结束的湖田窑，是景德镇最著名的一处古窑址。考古发现显示，“五代产品以白釉器最精……，完全达到现代瓷器的水平”（《景德镇陶瓷史》，第1卷P23页）。其白瓷的烧成温度达1280℃，胎体透光性甚至优于同期邢窑。湖田窑出土的五代白瓷碗，胎厚仅2毫米，釉面光洁如新，印证了《景德镇陶录》中“陶窑瓷色素润，霍窑质薄如玉”的记载。这种技术优势，为北宋青白瓷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也打破了晚唐至五代早期“南青北白”的地域垄断，标志着南方白瓷技术的成熟。

景德镇五代白瓷花口碟。

景德镇五代青瓷碗。图片来源于《景德镇陶瓷史》

五代时期，景德镇瓷业总体上还处在起步阶段。上述《景德镇陶瓷史》（第2卷P66页）形容:“相比全国知名窑场，景德镇窑尚属名不见经传，产品质量也有差距……。”

景德镇在五代时期，先后隶属南吴（又称杨吴）和南唐。两朝先后通过开放的经济政策和文化包容性，为景德镇陶瓷业创造了良好发展条件。南吴政权吸纳了大量北方流亡士族和工匠，促进了南北文化与技术的交流。并且通过“减轻赋税，使地方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丁贞权《五代时期的杨吴政权》，硕士电子期刊出版，2004年第04期 ）。南唐延续了南吴的轻税政策，鼓励商业和手工业发展，使当时包括江西地区在内的南唐区域成为重要的经济中心。同时，在技术与审美的双重推动下，南唐的陶瓷实现了从实用品向艺术品的过渡，成为宋代瓷业辉煌的重要起点。

启示录：代工合作与技术熔炉的开放博弈

五代时期，龙泉窑与景德镇窑在分裂格局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龙泉窑通过代工越窑秘色瓷实现技术跃迁。由于越窑秘色技能的学习继承与龙窑结构改良，使产能迅速扩张，以不断满足吴越国的陶瓷纳贡“友邻”策略。同时，吴越国的“陶瓷外交”政策，将龙泉窑纳入越窑海上贸易体系，外销需求推动了民窑网络的形成。然而，这一模式也导致龙泉窑长期依附越窑品牌，贡窑事实也被历史雪藏。反观景德镇，凭借南唐政权的轻税政策与地理枢纽优势，融合邢窑白瓷的类雪釉色与越窑刻花技法，青白瓷的“饶玉”质感初现端倪。

五代窑业的竞合揭示了两大核心矛盾。一是代工合作需警惕技术依赖。龙泉窑的“幕后英雄”角色警示当代企业：在全球化产业链中，必须掌握核心技术并打造自主品牌，避免沦为低附加值环节。二是政策需为技术融合提供制度保障。南唐通过吸纳流亡工匠推动技术熔炉，提示政府应建立人才引进专项基金与跨领域创新联盟，促进“卡脖子”技术攻关。

（二）两宋时期：青瓷巅峰与青白瓷的逆袭

北宋的统一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割据乱局，为南北窑业的技术交流与市场整合提供了历史性契机。龙泉窑与景德镇窑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轨迹，既彰显了地理资源与制度赋能的差异，也揭示了开放格局下技术创新与路径选择的深刻博弈。龙泉窑以青瓷为核，继承越窑遗产并开拓海外市场，景德镇窑则以青白瓷破局，依托官窑制度崭露锋芒，两者在北宋的竞合中，共同书写了中国陶瓷史的双璧辉映。

1、北宋时期

（1）龙泉窑：越窑遗产的继承与民窑网络的崛起

北宋初年，越窑因资源枯竭与战乱影响渐趋式微，瓯江流域的龙泉窑顺势崛起，成为青瓷文化的新旗手。越窑工匠的南迁为龙泉窑注入了技术基因。匠人在保留越窑刻花、划花传统技艺的同时，融合婺州窑、瓯窑及瓯越本土审美，创烧出釉色淡青、器型规整的早期青瓷。

中国著名陶瓷专家王光尧、沈琼华在《天下龙泉——龙泉青瓷与全球化》（故宮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7期第207期）一文中指出：“龙泉地区烧造青瓷器至迟在唐代已成规模，直到五代、北宋早期，当地的产品仍然有浓重的越窑、婺州窑的风格，部分产品甚至还受瓯窑的影响……，但龙泉窑继越窑之后成为浙江地区乃至整个中国青瓷的代表则是不争的事实。”

北宋初期开始龙泉窑进入发展時期，瓷业生产延续不断，瓷窑增加，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瓷窑工匠对烧制技艺也在不断创新。这个时期，龙泉窑瓷器胎体开始变薄，一般施淡青釉，釉色多泛黄，器物造型主要是碗、盘、壶等，多管瓶和盘口壶是此时的新器形。朱伯谦形容：“这时期的瓷器，胎质细腻，胎内氧化铝含量高，三氧化二铁含量低，所以瓷胎薄，呈白色，称为淡青釉青瓷”（《龙泉窑青瓷》P10页， 1998年8月，艺术家出版社出版）。

到了北宋中晩期，烧制技艺又有了很大进步。龙泉窑在吸收借鉴其他窑口生产工艺的过程中逐渐生产出具有明显自身特点和风格的青瓷。龙泉窑瓷器胎体变得厚重，釉色多青黄，造型十分规整。

北宋龙泉窑虽未达到南宋的釉色巅峰，但其淡青釉瓷器已显露独特气质。科学检测显示，其釉料中氧化铁含量约1.2%，氧化钙含量8%-10%，釉层厚度约0.3毫米，呈现出清透的玻璃质感（李家治《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1998年，第275页）。

朱伯谦在上述著作中也有专门阐述：“与北宋早期的淡青釉瓷器又有明显的不同，虽也是薄釉的玻质釉青瓷，但釉层比淡青釉青略厚。为翠青釉青瓷。由于采用當地含硅和含鐵量高的瓷石做坯，所以坯体都比较厚，釉层薄，釉色青中带黃，釉中氧化钙（CaO）的含量达16％，为石灰釉。瓷器上盛行刻划花装饰。”

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九《窑器》条引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说 “本朝（北宋徽宗或哲宗时期）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意思是：北宋朝庭命令汝州造青瓷器，还让河北、耀州等北方瓷窑同时造青瓷，而在江南，则是由龙泉县窑造进贡用的青窑器”。

成书于南宋绍兴三年(1133)庄绰的《鸡肋编》，就点明龙泉窑在北宋晚期已成为贡窑：“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需索，龙泉青瓷益加工巧。”这种“制样须索”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官窑设立以前的贡窑形式，其性质应该同汝窑是相同的。这个时期，龙泉窑已获赵宋宫廷青睐，并直接秉承了徽宗皇帝的设计要求和审美趣味。

浙江省博物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博中心李刚教授在《龙泉窑纵笔》一文中佐证了这种说法：“在熙宁元年(1068年-1077年，北宋宋神宗年号）至宣和中 (1119年~1125年，宣和为北宋宋徽宗第六个年号)的半个多世纪里，浙江的制瓷业发生了越窑衰落与龙泉窑兴起的巨变。当龙泉窑形成一定的规模后，其上等产品便自然被处州府列为土贡项目。”、“龙泉大窑、溪口等地，实为受处州府监控的龙泉官窑所在，它烧制的黑胎瓷纯属‘县官未尝见︐的宫廷用瓷。”

北宋时期，窑业发展很快，仅龙泉大窑、金村、大白岸、庆元县上垟、丽水水市石牛等地发现窑址就有二、三十多处。“北宋龙泉窑是龙式窑，依山而建，窑腔庞大，一窑可置170多排，每排可容1300多件，估计一次烧成瓷器2万至2.5万件”（《中国制瓷技术的发展》，载《陶瓷科学与艺术》2002年第三期）。按此计算，仅龙泉县境内，年产瓷器可达数百万件。若加上整个处州的龙泉窑，产量将会更大。

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在朝庭对外贸易政策鼓励下，依托瓯江水系与温州朔门港和明州港（今宁波）的海外贸易网络，将瓷器销往高丽、日本及东南亚诸国。并一跃成外销量最大的陶瓷品类。“

（2）景德镇窑：青白瓷破局与贡窑制度的初探

与龙泉窑的民窑路径不同，景德镇窑在北宋时期凭借青白瓷的技术突破与官窑制度的加持，开启了逆袭之路。景德镇窑仿效青白玉的色调和湿润的质感，创造性地烧造出了“土白壤而埴、质薄腻、色滋润”的青白瓷。这种瓷取仰烧法，瓷坯极薄，坯体上雕刻暗花，内外均可映见，釉色白而隐现青色，故又称“影青瓷”。专家认为，青白瓷的烧制标志着景德镇陶瓷进入“弃仿创新”阶段，形成独具风格、领先全国的工艺技术，是景德镇陶瓷发展的里程碑。

到北宋中、晚期景德镇青白瓷愈加精美，胎质精细，胎壁薄腻，体薄透光，釉色莹润亮丽，釉质如玉，造型秀美精巧。《景德镇陶瓷史》（第2卷P96页）引《陶记》描述：“埏埴之器，洁白不疵，故鬻于他所，皆有尧玉之称。视其真定红瓷、龙泉青秘相竞奇矣。”成书于南宋嘉定年间的陶瓷专著《陶记》，在此处说明了两件事：一是龙泉秘色是景德镇青白瓷的标杆之一；二是再次证明，北宋龙泉窑已取代越窑，成为烧造 “千峰翠色”秘色瓷的名窑。

因瓷器兼有唐代青瓷、白瓷两种特征，素肌玉骨，精巧雅致，受到世人追捧。景德镇宋属饶州，该处玉器相当有名，因此青白瓷又被誉为“饶玉”。

宋景德年间（1004-1007年），宋真宗命昌南（景德镇原名）进御瓷，因温润如玉的青白瓷深受宋真宗垂青，于是命人在瓷品底书“景德年制”四字，并将景德镇窑纳入贡瓷体系。从此，天下人只知“景德镇”，而不知有“昌南镇”。青白瓷是景德镇成为世界瓷都的起点，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制瓷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青白瓷也开始盛行海内外，从而使景德镇窑在南北各大窑场之间崭露头角，争得一席之地。

到北宋中后期，景德镇窑得到长足发展，达到鼎盛时期。《景德镇陶瓷史》（第2卷，P95页）对此给予很高的肯定，认为：这个时期，景德镇窑的“地位有如唐、五代时的越窑”。景德镇窑也因此进入被民间“封神”的宋代八大瓷窑系统，即南方的龙泉窑系、景德镇窑系、建窑系、吉州窑系和北方的定窑系、磁州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

由于宫庭祭祀需要和有利可图，北宋朝庭于元丰五年（1082年），在景德镇设立“瓷窑博易务”专司瓷器交易及其税收等事宜。可见当时景德镇窑业兴旺景象。 景德镇窑突破的背后，是两项关键技术革命：其一为高岭土与瓷石的二元配方，解决了南方瓷土塑性不足的缺陷，胎体致密且透光性极佳（周仁《景德镇瓷器的研究》，1958年）；其二为弱还原焰烧制技术的掌握，通过调节窑炉通风，使釉色从青灰转为纯白，胎釉结合如冰似玉。

然而，北宋时期景德镇窑的规模与影响力仍逊于龙泉窑。这一差距源于二者发展模式的本质差异：龙泉窑依托民窑网络的灵活性与海外贸易的扩张性，形成“生产—运输—外销”一体化链条；而景德镇窑在官窑制度的框架下，虽能集中资源突破技术瓶颈，却受制于宫廷需求的单一性与生产规模的局限。

北宋景德镇青白瓷执壶。

南宋景德镇青白执壶。图片来源：《景德镇陶瓷史》

启示：民窑网络与官窑制度的双轨博弈

两窑的兴盛，离不开北宋朝廷对经济的开放态度和对创新的积极鼓励：如倡导“农商并重”政策，打破唐、五代时期限制商业的“坊市制度”，推动包括陶瓷在内的百业兴盛；推行的“二税法”，不同程度地减轻了手工业者的负担；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君子比德于玉”思想渗透陶瓷烧制技艺中，使两窑瓷器愈加符合文人审美。尤其是朝庭重视对外贸易，并通过设立市舶司来管理海外贸易，有效刺激了国内陶瓷业的扩大再生产。

北宋时期龙泉窑与景德镇窑的双轨竞逐，揭示了窑业兴衰的核心逻辑：开放是技术扩散的土壤，制度是规模扩张的杠杆。龙泉窑以民窑网络的灵活性开拓海外市场，构建“生产—运输—外销”一体化链条。景德镇窑凭借官窑制度实现技术突破，但受限于官窑需求的单一性，市场规模远逊于龙泉。

2、南宋时期

南宋时期，龙泉窑与景德镇窑的命运因政治格局、技术创新与贸易开放程度的差异而走向分野。龙泉窑凭借青瓷工艺的革新与全球化贸易网络，登顶中国陶瓷史的巅峰；景德镇窑则因战乱冲击与市场竞争，陷入技术蛰伏与市场收缩的困境。二者的对比，深刻揭示了开放与创新对产业兴衰的决定性作用。

（1）龙泉窑：开放贸易与釉色革命的全球化典范

宋室南渡杭州后，统治者比北宋更加重视海外贸易。宋高宗赵构在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下一道圣谕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又下圣谕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见《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市舶司条)。宋朝庭为开展海上贸易，还授官以商，提拔一些既有经验又能干的商人来管理外贸。甚至有外商对贸易贡献巨大者，也授予官职。在这种背景下，南宋瓷业迅速壮大，尤其是同在一省范围的处州龙泉窑业，近水楼台先得月。

南宋时期，龙泉窑规模、品质和声誉达到历史巅峰。

龙泉窑通过历代技艺积累及学习北方窑业技术实现了产业的厚积薄发，烧制技艺和规模达到空前高度，并获得两项重大创新。一是以黑胎厚釉、紫口铁足为主要特征的哥窑脱颖而出；二是发明石灰碱釉并通过控制烧成温度和还原气氛，创烧出龙泉窑釉色的巅峰“粉青釉”和“梅子青釉”。张思桐在《宋代龙泉窑青瓷的工艺创新和历史文化价值》（《文物鉴定与鉴赏》2021年第08期）一文中也指出：“石灰碱釉经高温烧制黏度大、不易流釉。釉层加厚使该时期的青瓷釉面颜色较深、光泽莹润，玉质感明显。”

龙泉窑的这两项创新形成了黑胎厚釉和白胎厚釉两大类青瓷，即传说中的哥窑与弟窑。哥窑被誉为宋朝“官哥汝定均”五大名窑之一，弟窑的代表粉表釉和梅子青釉被誉为中国陶瓷历史上的釉色巅峰。

据多处古文献记载，南宋时龙泉大窑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俩，各主一窑。“哥窑”为大哥生一所创，黑胎青瓷；“弟窑”为生二所创，白胎青瓷，也称 “龙泉窑”。史上是否确有其人，目前尚无法查证，但南宋中晚期创烧出粉青与梅子青，却是事实所在。

龙泉青瓷也逐渐形成自已的风格：器物造型自然纯朴，色泽莹润如玉，器底厚重，圈足宽阔，给人一种稳重感和亲和力。

使这两大创新获得成功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在胎和釉中均加入一种不同比例恰到好处的黏土：紫金土。这是一种龙泉地区储量十分丰富的土壤，由石英、长石、含铁云母以及其它含铁杂质矿物组成的。这种原料的含铁量较高，因而可作为胎的着色原料，从而使釉面显得更青葱，呈色效果更好。

南宋以前，龙泉窑都是采用瓷石这一种原料做坯，龙泉大窑等地的瓷石，氧化硅含量高达70%以上，属于高硅低铝原料，所以瓷胎厚重。“到了南宋时期，工匠进行了改革，采用瓷石+紫金土配方，即在坯料中加入紫金土，紫金土中含有较高的氧化铝和氧化铁，提高了胎的抗弯强度，在高温中不易变形，终于创出了薄胎青瓷”（朱伯谦著《龙泉窑青瓷》P17页，1898年8月艺术家出版社出版）。同时，又将紫金土作为着色剂加入青瓷釉水中。由于紫金土中碱性物质含量较高，在青釉烧成过程中，碱性物质能够提高釉的高温黏度，降低釉的流动性，可以烧成厚釉青瓷。

说到哥窑，数百年来陶瓷专家一直认为产地存疑。中国古陶瓷学会常务副会长沈岳明教授用“千古之谜，实乃千古奇冤”来形容哥窑的冤屈。直至在“2012龙泉黑胎青瓷与哥窑论证会”上，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等20多位与会专家一致确认，古代文献中的“哥窑”就在浙江龙泉大窑，这才让“漂泊”800年的游子找到了故乡。

因龙泉黑胎厚釉青瓷与南宋官窑十分相似，史上一直流传“官哥不分，官哥难分”之说，因此许多专家又认为是龙泉黑胎厚釉青瓷（即哥窑）仿南宋官窑。近日，一则爆炸性消息颠覆了这一猜测，还龙泉窑千年真相。丽水市政府官方账号《丽水发布》于2024年12月4 日发布：“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周少华教授课题组公布研究新成果：龙泉窑黑胎青瓷工艺技术是南宋官窑技术之源……。依据这一结论，龙泉窑的鼎盛时期可往前推至北宋晚期，即从以往学术界定论的南宋至元为其鼎盛时期，推至北宋中晚期至明早期，年代跨度达350余年。”原来，哥窑的故乡不但在龙泉，而且是官窑的技术源头。

南宋哥窑，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

南宋龙泉窑，松阳县博物馆收藏。

随着声誉的提高，龙泉窑瓷业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龙泉窑体系和区域。此时期，瓯江两岸烟火林立，龙泉境内窑址多达390多处，瓷窑遍布金村、小梅、官桥、查田、茶丰、道太、安仁等瓯江两岸的码头。核心区域以龙泉县境内为界，中心区域包括丽水九县，外延区域甚至达到福建、安徽等与处州毗邻的部分县乡。江西吉安的永和窑和福建泉州碗窑乡窑也烧龙泉风格的青瓷。所不同的是，处州境内均为烧造龙泉青瓷单一品种的龙泉窑，而处州区域外烧造龙泉青瓷的，往往也烧造其它品种瓷器。龙泉也因此成为全国最大的瓷业制造中心。

龙泉市青瓷协会会长徐定昌曾在接受浙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南宋时期“每年出产量达2000多万件。”窑业集聚形成“瓯江经济带”，工匠“昼夜不息，窑烟蔽日”。

在对外贸易方面，龙泉窑依托瓯江航运优势与明州（宁波）、温州两大市舶司，构建起辐射东亚、东南亚乃至西亚、东非的贸易网络。据浙江在线新闻网站2008年1月2日报道：“800年前的南宋时期，龙泉是“国家级出口基地”，年出口量达1000多万件。“多处史料显示，南宋朝廷“岁入市舶之利二百万缗”，其中瓷器出口占比过半，而龙泉青瓷独占瓷器外销总量的三分之一左右。

龙泉窑通过分级生产体系满足多元需求：高端粉青、梅子青釉瓷器专供宫廷与海外贵族。外销瓷器远销日本、高丽、东南亚及伊斯兰世界，成为全球化商品的典范。而廉价产品渗透民间日用品市场，形成“雅俗共济”的产业格局。

伴随着龙泉青瓷的出口，其制瓷技术也逐渐向外传播，被海外各国学习借鉴，并用于本国青瓷的生产烧造。张思桐在上文中也指出：“朝鲜的高丽青瓷、日本古濑户窑的青瓷生产工艺都来源于龙泉青瓷，他们对龙泉青瓷的釉色、纹饰等进行学习借鉴，但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结合本国文化和民众审美进行了创新，最终生产出具有自身特色的青瓷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龙泉窑工匠十分注重德艺双修。他们认为，要想烧出毫无瑕疵的陶瓷，就必须像陶瓷鼻祖虞舜淘陶于河滨中的典故一样，把良好德行融入到瓷器中。国际著名陶瓷史学者谢明良教授在著名的《陶瓷手记》一书中提到“如果有心探窥中国陶瓷史的底蕴，那么首先应该留意的或许就是（龙泉窑）“河滨遗范”的来龙去脉了，说它是进入中国陶瓷史深层结构的通关密语也不为过。”

宋代龙泉青瓷“河滨遗范”款识的流行，体现的是龙泉窑工匠“充满自主创新的文化自信”。

龙泉青瓷的全球化成功，得益于南宋“以海立国”的政策与瓯江水系的物流优势。日本福冈市博多地区出土的龙泉瓷片被镶嵌于漆器、佛具之上，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发现的青瓷残片多被鎏金重嵌，成为伊斯兰宫廷珍宝。这种跨文化审美认同，使龙泉青瓷成为“大航海时代之前最具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商品”。

2、景德镇：战乱阴影下的技术蛰伏

景德镇在南宋时期，青白瓷历经了从鼎盛走向衰落的整个过程。

南宋早中期，是青白瓷发展的鼎盛期，具有典型的青白瓷的审美特征。这个时期，不少北方窑工因战乱来到景德镇，带来了“支圈组合式覆烧法”生产工艺，极大地提高了生产量。

但到了南宋中后期，“虽然产量还是很大，但质量却在下降，景德镇瓷业已面临严重的原料危机……；加之改变了装烧方式，由支圈组合式覆烧法代替了匣钵仰烧方式，故瓷器质量总体不及前代……”（《景德镇陶瓷史》第2卷，P98页）。“覆烧法”造成器物芒口（口沿缺釉），影响美观实用和市场认可。前文就曾引用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说 “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遭北宋宫庭嫌弃，景德镇芒口青白瓷当也受此影响。

南宋景德镇覆烧青白瓷芒口碗。

南宋青白瓷釉镶银边斗笠碗。

此外，相较处州龙泉地区，景德镇更临近宋金战场，窑业不免受战乱影响，青白瓷的制作和生产在总体上趋于滑坡。

为求生存，景德镇窑工转向技术储备与多元创新。一方面，改良胎釉配方，引入磁州窑的白地黑花技法，创烧青白釉褐彩瓷；另一方面，吸收龙泉窑大件拉坯工艺，试制釉下彩绘器。这种“蛰伏中的创新”虽未立即扭转市场颓势，却为元代青花瓷的崛起奠定技术基础。

南宋晚期，由于南北分治景德镇青白瓷失去北方市场，加上屡遭水灾饥荒，以及其他窑口的竞争，景德镇青白瓷制作逐步衰退。景德镇陶瓷学院陈雨前教授在《宋代景德镇青白瓷的历史分期及其特征》（《中国陶瓷》第43卷 第6期 2007年 6月 ）一文中指出：“南宋中期，总的来说，青白瓷的制作和生产趋于滑坡，整体的质量已不如前……，南宋后期，景德镇青白瓷的制作和生产，已风光不再。”

尽管市场份额萎缩，但南宋青白瓷的胎釉技术为元代青花瓷奠定基础。其薄胎透光、釉下刻花等工艺，被后世誉为“青花瓷的母体”

目前发现烧造青白瓷的南宋典型窑址有湖田、柳家湾、杨梅亭、南市街、湘湖等等。据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调查统计：市区近郊和浮梁县南河一带，总计青白瓷窑址136处。

从材料学的角度看，有宋一代，龙泉青瓷与景德镇青白瓷最大的差别，简言之，是三氧化二铁（Fe2O3）、二氧化钛（TiO2）和氧化钙（CaO）以及氧化镁（MgO）和氧化钾（K2O）的含量相差巨大。

景德镇陶瓷学院谭丽曼在2014年硕士毕业论文《宋代龙泉青瓷与景德镇青白瓷对比研究》一文中对此有详细描述。此文中的《宋代龙泉青瓷与景德镇青白瓷胎元素化学组成均值》表中显示：两者的三氧化二铁、二氧化钛和氧化钙均值含量分别是百分之：1.94、0.29、0.39和0.63、0.04、0.71。即在瓷胎中，龙泉青瓷的上述三种元素含量分别是景德镇青白瓷的3.07倍、7.25倍和0.89%；而在瓷釉中，据上文中的《龙泉青瓷与景德镇青白瓷釉元素化学组成均值》表中显示，两者的三氧化二铁、二氧化钛和氧化钙均值含量分别是百分之：1.38、0.32、11.89和0.88、0.08、12.07。即在瓷釉中，龙泉青瓷的上述三种元素含量分别是景德镇青白瓷157%、4倍和98.5%。在瓷釉中，氧化镁和氧化钾的含量差别也较大，龙泉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釉中氧化镁和氧化钾含量分别是：0.94、4.37和1.31、2.26。即龙泉青瓷中的上述两种元素含量分别是景德镇青白瓷釉中的72%和193%。

而在其它元素中，龙泉青瓷与景德镇青白瓷的含量相差相对较少。

两者之间元素差异直接塑造两窑技术路径——龙泉窑以高温还原烧制青瓷，景德镇窑以低温氧化成就青白瓷，前者追求釉色浑厚，后者侧重胎釉透润。

启示：开放巅峰与技术蛰伏的全球化镜鉴

南宋龙泉窑与景德镇窑，恰似双生花的两种命运：前者因开放贸易与技术突破登顶巅峰，后者因战乱与竞争被迫转型。在陈寅恪形容的 “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的宋代，龙泉青瓷象征生命力的青色釉及比德尚玉的品质，让其摘得瓷中桂冠。所以，南开大学教授刘刚、李冬君夫妇在《宋朝的大航海时代》中已才说：“宋代最为流行的不是景瓷，而是龙泉瓷。那时，景瓷初兴，青白瓷跟着龙泉青瓷的身后走向世界。” 反观景德镇窑，覆烧法导致的芒口缺陷，暴露了为追求效率牺牲质量的隐患。虽因宋金战乱与青白瓷质量滑坡陷入蛰伏，但其胎釉技术为元代青花瓷埋下伏笔。

南宋瓷业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开放即竞争力，开放即生产力”。短期效率至上可能损害长期竞争力，企业需在规模扩张中坚守品质底线。当代产品设计需融合本土文化与全球审美，产业升级需兼顾高端创新与普惠性技术扩散。

三、元明时期：龙泉窑的规模化困局与景德镇窑的技术革命

元明时期（1271-1644年）是中国陶瓷史上制度、技术与全球化交织的关键阶段。龙泉窑与景德镇窑的发展轨迹，既是对开放与封闭、创新与守成的深刻诠释，亦是南北窑业在政治经济变局中的命运缩影。龙泉窑以民窑主导的规模扩张延续青瓷辉煌，却因技术路径单一渐显颓势；景德镇窑则依托官窑制度与青花瓷的突破，开启全球化时代。二者的对比，揭示了制度赋能、技术创新与市场适应性对产业兴衰的决定性作用。

1、元朝时期：民窑扩张与技术革新的分野

元朝（1271-1368年）是中国陶瓷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龙泉窑与景德镇窑在这一时期展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龙泉窑以民窑为主导，凭借规模扩张与工艺改良延续青瓷辉煌，却因技术路径单一渐显颓势；景德镇窑则依托官窑制度与技术创新，以青花瓷的突破开启全球化时代。二者的对比，深刻揭示了开放格局、制度支持与技术迭代对产业兴衰的决定性作用。

（1）龙泉窑：民窑扩张的规模困境

元朝统一南北后，继续奉行对外贸易政策，使龙泉青瓷生产规模在元代继续扩大，窑址和产品的数量及外销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在第一届世界青瓷大会发言时指出：“元代到明初的中国陶瓷输出品主要还是龙泉窑瓷器……。龙泉青瓷出口量占了所有外销瓷器的70-80%，居绝对统治地位。”

1975年，韩国考古界在新安海域打捞出一艘中国元代沉船。出水17000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就有12300多件，占比高达72%。1980年10月29日，江西高安元代窖藏出土239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168件，景德镇窑产品仅68件，龙泉窑产品占比70%。在江苏太仓樊村泾遗址出土元代中晚期龙泉青瓷达150吨之巨。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元代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龙泉窑系。

“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资料，属于元代中晚期的窑址，仅龙泉大窑片区就有40余处。以龙泉为中心，在浙江范围内，窑址数量达300余处”(《浙江古代青瓷》P411，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考古数据还显示，元代龙泉窑单窑年产量可达5万件以上，总产量较南宋又有扩大。

龙泉窑在元代最大的突破是创烧出大件器物。这些大器胎质较厚，器形粗犷，釉色更加成熟凝重。如高达1米左右的花瓶和口径60厘米的折沿大盘等。其釉色虽不及南宋梅子青莹润，但通过模印、贴塑等装饰技法弥补美学缺陷。其次是装饰技法的多元化，刻、划、印、贴、镂雕等手法广泛应用，题材涵盖花卉、龙纹、水波纹等，尤以“露胎贴花”最具特色，露胎处的红褐色泽与青釉的青绿釉色相衬托，对比强烈，相映生辉。元代龙泉窑的窑形仍沿用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但在长度上略有短缩，这一改变有利于提高窑内温度，并使热量分布更均匀、合理，对烧制大型器物很有利。元代龙泉窑瓷器大件的烧成与窑制的改革有很大的关系。

釉色上，粉青釉逐渐被豆青釉取代，因胎料中紫金土比例增加，胎质灰白，露胎处“朱砂底”色泽更深，釉层减薄后虽仍具玉质感，却失去了南宋梅子青的极致莹润。

元代龙泉青瓷褐彩环耳瓶，上海博物馆藏。

元代龙泉青瓷“滴舟”，浙江省博物馆藏。

这一时期的龙泉窑分为两类：一类为“陈设瓷”，延续南宋薄胎厚釉传统，釉色以粉青、豆青为主，采用多层施釉与瓷质垫饼装烧，圈足满釉仅露一丝胎骨，素面器物以釉色取胜；另一类为“日用瓷”，胎质粗厚，釉色青翠或泛灰，采用泥质垫圈装烧，圈足无釉，装饰以模印、贴塑为主。

元代龙泉窑生产规模的扩大、烧窑技术的改进、瓷器品种的丰富以及装饰花纹的精美，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前代。如果说南宋是龙泉青瓷烧造的巅峰时期，那元代龙泉窑在规模、烧造工艺和装饰等方面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2）景德镇窑：官窑制度与青花瓷的全球化破局

进入元代后，景德镇窑以两项革新改写历史：一是“二元配方”的成熟，将新发现的高岭土与瓷石混合制胎，使胎体耐高温且不易变形，为大型器物与复杂装饰提供物理基础；二是青花瓷等釉彩的划时代创烧。景德镇窑引入波斯“苏麻离青”钴料，釉下彩绘技术结合伊斯兰纹样与中国水墨意境，形成“白地蓝彩”的独特美学。产品甫一出世，便大受中外人士追捧。据《岛夷志略》记载，元代景德镇瓷器经泉州港销往占城（位于中南半岛东南部）、真腊（今柬埔寨境内）等地，与龙泉青瓷形成竞争。此时，龙泉窑外销占比虽然仍高于景德镇窑，但到元末，已呈现此消彼长态势。

与龙泉窑的民窑生态不同，景德镇窑在元代因官窑制度的赋能实现技术跃升。至元十五年（1278年），元廷设浮梁瓷局，秩正九品，专司“烧造磁器并漆造马尾棕藤笠帽等事” （《元史》“志第三十八·百官四”， 2227页，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虽品级较低，却标志着景德镇首次纳入中央官窑体系，提高了景德镇瓷业在全国的地位。浮梁瓷局通过“匠户制度”集中全国工匠，推动技术标准化与规模化生产，如《元史》载枢府窑“岁造三十万件”，专供宫廷与外交需求。

在元代，景德镇窑与龙泉窑等窑口的交流比以往时期更加密切。有资料显示，因战乱影响或市场需求，从元代晚期开始，包括龙泉窑在内的全国各地陶瓷工匠逐渐向景德镇迁移。这种工匠的流动不仅为景德镇空带来了先进的制瓷技术，也促进了不同窑场之间的技术交流。

深圳市收藏协会周志雄在《元代景德镇窑青花瓷发展受磁州窑和龙泉窑的影响浅析》（《今日头条》2025年2月10日）一文中对此有所阐述：元代景德镇窑吸收了龙泉窑等窑口的大件器形印坯成型技法，形成了独特的青花瓷装饰风格；在胎釉工艺方面，在龙泉窑等窑口胎釉工艺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了胎质和釉色，提高了瓷器的质量和美观度；在装饰风格方面，在继承龙泉窑等窑口装饰风格的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装饰风格。

生产规模上，景德镇窑窑址数量不及龙泉，却凭借官窑制度实现高效集中。御窑厂“匠役二千，官窑五十八座”，采用“官搭民烧”模式，将民窑产能纳入官方体系。此外，浮梁瓷局推动多元品类开发，除青花瓷外，釉里红、卵白釉（枢府瓷）、青花釉里红、宝石蓝釉等相继问世。如扬州博物馆藏“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高43.5厘米，以高温钴蓝釉为地，白泥堆贴龙纹，釉色如宝石，代表了元代瓷器烧制的最高水平，印证元代釉彩技术的巨大突破。

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扬州博物馆藏。

元青花云龙象耳瓶。

启示：开放背景下的技术分野与制度赋能

元代（1271-1368年）是龙泉窑与景德镇窑发展路径的分水岭，其兴衰轨迹深刻揭示了开放环境、制度支持与技术创新的协同作用。龙泉窑凭借元代海外贸易的扩张延续了南宋以来的规模优势，但因固守青瓷传统，陷入“以量取胜”的路径依赖；而景德镇则依托官窑制度与青花瓷等釉下彩瓷的突破，开启了全球化时代。二者的对比，为当代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制度、技术与市场适配的深刻镜鉴。两者的沉浮揭示一个真理：开放需以制度保驾护航，产业需以创新为发展动能。

2、明朝时期：封闭环境下的兴衰逆转

（1）龙泉窑：税赋重压与海禁困局

龙泉窑在明朝初期，于全国制瓷业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弘治（1488年至1505年）《大明会典》中，所列民间器物的税收条例，关于青瓷的项目特别多，说明了民间用瓷在弘治年间仍以龙泉窑瓷器为主。在国内各地的明代前期墓葬中，龙泉青瓷的出土数量也远胜景德镇陶瓷。《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在文中也指出：“在明代前期墓葬中，龙泉青瓷的出土量远比景德镇青花瓷为多，说明民间用瓷在明弘治年间仍以龙泉瓷为主。”

成化《处州府志》（第十三卷龙泉篇贡赋条目）的记载更是令人震惊：龙泉县窑冶年课钞13777锭2贯775文、铜钱137976文。通过众多资料查证后，计算得知，龙泉一县窑冶税收中的宝钞和铜钱均占到整个处州府窑冶税收中宝钞和铜钱数的73 %左右，成为整个处州府税收的压仓石和保障。

而同时期景德镇窑业课税是多少呢？中国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王光尧《对中国古代输出瓷器的一些认识》（《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3期第155期）一文称：“据正德《饶州府志》和嘉靖《漳州府志》记载：饶州府岁办“窑冶课钞二千二百四十一贯”。也就是说，景德镇一年窑冶税收约2241贯。这个数据与同属明中期的成化年间龙泉瓷业相比，竟然差距巨大。根据换算，龙泉县窑冶征税额竟高于景德镇30.7倍。这一方面说明成化年间，龙泉窑产量规模要比景德镇窑大很多，另一方面也说明，龙泉窑税赋比景德镇窑业要重得多。

明代初年处州龙泉也曾设立过官窑。据《大明会典》（第一百九十四卷）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这里所说的“饶、处等府”就是指景德镇窑所在的饶州府和龙泉窑所在的处州府，而“定夺样制”说明这两处官窑生产的瓷器在器形、规格、纹样等方面都有统一要求。特别是近年来龙泉大窑枫洞岩窑址等考古新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明代初期龙泉官窑的存在。有研究者将枫洞岩窑址出土的明初龙泉官窑瓷片与明初景德镇官窑瓷器进行比较，发现不仅品种、器形、规格近乎相同，就连纹饰的组合及布局构图也惊人相似，只是景德镇官窑为釉下彩绘青花或釉里红技法，而龙泉官窑采用刻花、印花技法。可见在明初，龙泉青瓷和景德镇瓷还居于同等地位。

明代龙泉菱花口大盘，龙泉博物馆藏。

明代龙泉鼎式炉，首都博物馆藏。

明早中期，龙泉青瓷仍然是外销陶瓷主要品种。大明永乐、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1405年至1433年）带去的大量瓷器中，龙泉青瓷的数量应该占据相当比例。

近年故宫博物院等单位与阿联酋拉斯海马酋长国建立联合考古队，对阿联酋拉斯海马祖尔法遗址内相关区域展开考古发掘工作，发现了大量的中国瓷器。参与现场考古的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王光尧表示：“第一片看到的是一个龙泉的青瓷，像我们说的梅子青，当时我就很激动，发现了官窑，就是御用的龙泉青瓷。” 拉斯海马扼守波斯湾出口，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王光尧因此认为“在波斯湾区域找到了考古证据上的郑和下西洋的证据。” （2023年10月17日的《光明网》《明朝御用官窑瓷片现身波斯湾！“中国瓷”印迹见证丝路文明交流互鉴》）

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准确讲，是在成化（1465至1487年）年间以后，龙泉窑开始走向衰落。其原因有三：

一是竞争对手崛起，替代与仿制产品蜂拥而至，强势挤占龙泉窑产品市场份额。

在宋元时期已初具规模的景德镇，到明初迅速发展壮大。在御窑身份加持下，景德镇成为中国陶瓷生产中心。其时，景德镇不断有新品种推出，白瓷、釉里红等彩瓷的出现使人们的审美发生转变，龙泉单色釉瓷器逐渐受到冷落。人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器物表面的装饰，尤其是雅俗共赏的青花瓷，受到海内外人士追捧。

到成化年间，景德镇官窑仿制青釉的制瓷工艺已经达到一定的标准，完全能代替龙泉官窑烧制祭祀用的青瓷器，于是龙泉窑青瓷优势殆尽。

景德镇窑主打产品青花瓷等釉下彩瓷器趁势而起，逐渐取代龙泉窑等窑口的产品，一跃成为人们日常用瓷的首选。尤其是明朝宫庭对青花等彩瓷的喜爱，为景德窑的崛起提供了舆论引导和制度保障。

同时，福建沿海地区众多仿造龙泉窑的瓷窑，已羽翼丰满，有的还形成了自己的窑系，如同安窑系等，业界称为“土龙泉”。这些通过仿龙泉青瓷起家的“土龙泉”，到明初时已经具有很大规模的生产能力，龙泉窑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

二是明中以后窑业税赋居高不下，制瓷利润低微，部分陶工于是从工艺和材料中节省，导致瓷器品质下降，销路堵塞。

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年)成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