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依然屹立在国人心中

作者：黎荔

郁达夫在鲁迅的追悼会上，曾说过一句让人深思的话：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奴隶之邦，一个产生了英雄而不知去尊重他的民族则是不可救药的蝼蚁之群（原话是“生物之群”）。对本民族英雄的态度，是这个民族人性高度的一把标尺！鲁迅是百年中国最毁誉交加的人物之一。因为，鲁迅跟时代的关系太清晰，一出道就赢得时代，后来他和时代关系扭曲，也是那个时代的戏份之一。他死后，时代开始绑架他、狠狠利用他，他成了时代的超级人质。现在，时代开始刻意地疏离他，要把这一百年来他烙下的刀斧削劈的深深痕迹抹掉，因为他依然刺目触目，如同时代咽喉的一根骨刺。鲁迅二字，在中国享有最为广泛的知名度，然而对鲁迅的阅读，仍然固化在仅有的几个篇章之中，而且许多篇章并不能保证是鲁夫子原文。他被送上神坛，他被送进课本，后来他又跌下了神坛，他大踏步地退出了课本，因为同一个原因。在鲁迅身后82年，我们依然在话说鲁迅，一直有那么多追慕和误解紧紧跟随着他，恰恰说明，当代社会依然存在鲁迅曾经针砭过的时弊。鲁迅曾希望世人忘掉他，管自己过活，然而，我们今天不谈鲁迅，还不行。他横眉冷对、须发浓黑的形象，依然屹立在国人心中。

在中国的天地间，不但做人，便是做鬼，也艰难极了。

——鲁迅《朝花夕拾》

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鲁迅《华盖集》

幼时虽曾梦想飞空，但至今还在地上，救小创伤尚且来不及，那有余暇使心开意豁，立论都公允妥洽，平正通达，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来爬去。

——鲁迅《华盖集》

这就是鲁夫子的笔墨，剥皮抽筋，一读一惊心。所有当下，都是历史分娩的，身体里住着历史的血脉、基因和染色体。当我们以为与某段历史永别时，它又冷不丁拦在了前面，顶多换个面具。尤其于中国这样一个变革不彻底、文化积习太深、体制更新太慢的环境，很多事都会一遍遍地来、改编后重演或排出续集。曾有一段时间，觉得鲁迅过时了，可不久世事历练，发现鲁迅还站在前面，鲁夫子的话一点不老，他依然伟大，像个时代先锋。

鲁迅总能刀锋般猝然地直达核心，他说中国的历史只有两个时代：“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面对连绵不断的灾变、饥荒、战乱、暴政，中国人长期挣扎在如何活下去的生存恐惧当中，并由此形成了扭曲天性、蔑视公理、臣服威权的成长—驯化模式。中国是个有着漫长专制历史的国家，造就我们每一个人潜伏的奴性深入骨髓，因此，要重构一种全新的现代人格，冲出文化惯性和习俗约束，鲁迅用了“万难破毁的铁屋子”的比喻，这个比喻反映的的思想，是近代才有的。漫长的古代，写文章的人是没有毁坏铁屋子的想法的。最具反抗精神的《水浒传》，也不过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事实上，我认为，文学就是教人怎么逃离铁屋子。毁坏铁屋子是政治家、革命家的事情。鲁迅毕一生之功，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

终其一生，鲁迅对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生长出来的“国民劣根性”进行了愤激的鞭笞，他的文字，是用心灵的真火焙炼的，是真我、真心、真言的结晶。他是时代精神的伟大觉悟者和中国文化命运的伟大担当者，真正透视历史和将世界视野纳于胸怀的文化创新者。这样的人物，如果不是民族英雄，那么什么样的人配称为民族英雄？鲁迅印证了我对文学大师的想象：如果没有大爱、大恨、大我，如果不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又怎能算得上大师？又怎能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言人？人类为什么需要超凡脱俗的英雄，英雄能使更多的人看到更大的希望。正如鲁迅在《故乡》中所言：“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披荆斩棘的开路人、领航者，每一条新路上走过的第一个人，注定将给后来的追随者带去远比一条道路虚拟得多，也重要得多的希望。

在没有鲁迅的日子，我们仍然可以生活得很好。但鲁迅又是一个让人忘不掉的话题。82年前的那位刀锋战士走了，中国的文坛和思想界，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沉寂的古战场。再也找不到像鲁迅那样的旗手了。鲁迅的遗体曾覆盖一面写有“民族魂”的红旗。那面旗帜，如今传到了哪里？还有谁配得上与那面大旗共舞？谁今天在肩住黑暗的闸门，放我们的孩子到光明宽阔的所在？在我们这个缺乏足够的法治精神、契约精神的社会土壤里，鲁迅的“国民劣根性”批判，从狂人、人血馒和人肉宴席开始，顶层的颟顸凶残，底层的愚昧嗜血，一百年前鲁迅突然发现这个毒瘤，揭穿了中国文化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背后的双重暴力。正如今天，我们中的有些人，可能认为自己还拥有理性，不在为邪恶喝彩之列，也许看到袭医杀医事件，偶尔会同情一下医护人员的，但一旦当你去就医，你的要求没尽数被满足时，就马上变了个脸，一副“逆我者亡”的态度，心中的那柄刀刃就蠢蠢欲动了，仅仅因为医生“服务态度不好”也会屠刀相向，直取医生性命，甚至还觉得自己是在“替天行道”，充满“我弱我有理”的天然正义。正是这样的国家，正是这样的民众，已然成为社会毒瘤，医生虽然治得了病，但是治不了社会。鲁迅也无法完成“大医医国”的使命，一百年后，中国依然还是那个百年不变的中国，或者说在思想文化内核只前进了一小步的中国，生病的不止是肉体，更是灵魂；需要改变的是不止是人心，还有无比坚硬的体制。

到今天为止，我们还是面临着怎么对待西方，怎么对待传统文化，中国道路选择的问题。这些当年鲁迅都有思考，鲁迅所提倡的，是“疑”。他对任何事情都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强调人的局限性。他是在悖论里发现问题。他不愿给出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因为古老中国现代化转型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复杂的问题。他不愿轻易地许诺所谓的“黄金世界”，他也不认为古代的思想资源能对现代社会有效，他警惕自己成为过去思想的奴隶，或者被空谈的理想所绑架。鲁迅在思维的复杂维度上令人叹为观止，我认同莫言说过一句话：“和鲁迅相比，我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孩子。”在鲁迅的镜照下，我们很难在当代文学中找到当称“伟大”的作家和作品。在数以万计的当代中国作家中，对于中国文化，我们找不到鲁迅式的“击中要害”的伟大评判者。

很多人以为鲁迅是条硬汉，很少人注意到鲁迅的爱，更少注意鲁迅大爱的品性。鲁迅自嘲是“浅薄的人道主义”。萧红曾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愣了一下，肯定地说：“是母性的。”对此，一向散淡且不谈鲁迅的汪曾祺曾说：“鲁迅的话很让我感动。”他带着悲凉意味地补充：“我们现在没有鲁迅。”当时为1991年。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父性也可能是母性。鲁迅认为：“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鲁迅的结论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阶级。他以此来期许自己。人类中有这样一种人，譬如鲁迅这种的，总是能超越自我的爱与恨、超越个人的乐与忧，而把视野与胸怀投向更多的人、更广大的人群……鲁迅之所以有大喜与大悲，因为他有大理想，即对全体中国人的关怀与期望。鲁迅无法被取代，一方面证明了鲁迅的伟大，另一方面也说明现世的悲哀：怎么再也出不了思想的巨人？但鲁迅无法被取代，至少比鲁迅被推翻要好。

我想起鲁迅《野草》中有一篇叫《过客》，这个过客永远在走，走向未知，走向未来，很辛苦，很艰难。有一天快到黄昏的时候了，他碰到一个老翁，就问这个老翁，前面是什么地方？

老翁说是坟墓。

他问，坟之后呢？

老翁说，不知道。

但他说老翁旁边有个女孩，她说：“不，不，不是的。那边有许多野百合花、野蔷薇，我经常去玩的。”

80多年前的秋日，鲁迅已走向了他的坟，但他所引领的思想探索永远在走，一直前行。希望中国的启蒙事业，就这样薪火相传，涓滴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