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 | 《信仰与利益之网》：600年间中日僧侣、海商与权势精英共绘海上贸易图卷

公元838年（唐文宗开成三年），一支满载使节、学者与僧侣的船队自九州岛启航驶向大唐。

他们带着贡品，也怀揣求知的渴望，期待将先进的技艺、佛法与文化带回日本。然而，他们并不知晓，这将是日本派往唐朝的最后一批遣唐使。

其中，僧人圆仁本计划随使团归国，却在命运的推动下滞留大唐九年，目睹盛世余晖，也经历动荡风云。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圆仁随第19次遣唐使团入唐求法巡礼过程当中用汉文所作的一部日记体游记著作。

这之后中日双方派遣官方使团要经历六个世纪的停滞后才在1403年（明成祖永乐元年）重新出现。

在这六百年间，中日双方如何交流？这就要说到受信仰鼓舞的僧侣与由利益驱使的商人，他们之间的通力合作。

僧侣寻求在本国和海外宣传教义，商人也在意积累精神上的功德；商人追求经济利益，僧侣也渴望为所在的寺庙获得财富。

【内容简介】

从公元839年最后一次日本遣唐使归国，到1403年日本足利幕府与明朝正式恢复官方朝贡贸易，中日两国的官方外交中断了近六个世纪。但在此期间，随着海商和佛教僧侣建立起日益密切的联系，一个充满活力的中日海上贸易网络蓬勃发展。基于对寺院记录、诗歌、书信、传世图像和实物以及考古发现等多类史料的细致研究，本书描绘了当时东亚海域世界生动多彩的景象，展示了海商与僧侣两个群体如何利用彼此的资源并密切合作，共同促进贸易网络与宗教网络的融合，联合构建了中日之间“宗教-商业”交流网络，以及这一网络如何在朝贡体系的框架之外运作。同时，本书以新颖的手法诠释佛教记录，为佛教与商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解读。

【作者简介】李怡文

黑龙江省哈尔滨人，北京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美国耶鲁大学博士，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文与历史学系副教授，兼任美国宋元学会秘书长。研究兴趣为东亚海域史及物质文化史。曾在日本京都大学、德国柏林马克普朗克科技史研究所进行学术访问，获得来自美国、日本、中国香港等多地学术基金支持。另著有《遣唐使之后：联结东亚城市的人与物》（香港：中华书局，2024），发表中英文论文多篇。

【译者简介】冯立君、傅亭瑄

冯立君，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陕西师范大学学报》主编，兼任唐代文化史学会会长、中国武则天研究会会长等。专攻唐史和东亚交流史研究。著有《唐朝与东亚》《百济集史》等，译著有罗汉《武曌：中国唯.一的女皇帝》、堀敏一《中国古代与东亚世界》、朴汉济《中国中世胡汉体制研究》、唐纳德•洛佩兹《慧超的旅行》等，合作翻译《剑桥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古代东亚交流史译文集》等。主编《中国与域外》集刊。

傅亭瑄，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外关系史方向硕士研究生。

【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 / 1

图表目录 / 3

致谢 / 5

地图 / 11

第一章

导言：东亚佛教贸易网 / 001

物质文化与佛教寺院经济 / 004

通过宗教网络进行贸易 / 008

僧侣、海商与世俗当权者 / 012

关于中日海上贸易的原始资料 / 015

本书章节安排 / 019

第二章

取代朝贡关系：僧侣与海商的互惠合作（839—900） / 022

获取佛教法器的非官方网络：圆仁在唐帝国的求法之旅 / 023

对佛法的持续寻求：圆珍的唐朝之旅 / 028

圆珍和他的海商网络 / 031

为经济利益服务的佛教联系：蔡辅的诗作 / 037

为贸易建立佛教联系：徐氏兄弟的书信 / 039

小结 / 045

第三章

岂止为佛法：作为中日桥梁的巡礼僧（900—1100） / 050

向新时期的过渡：奝然给宋太宗的信 / 052

联结朝廷和海商：寂照 / 058

对于非官方网络的相互认同：成寻和宋神宗 / 062

小结 / 068

第四章

建立贸易基地：博多的“唐房”（1100—1200） / 071

太宰府的衰落与“唐房”的崛起 / 074

“唐房”的居民：他们的贸易组织和宗教信仰 / 077

中国海商与禅宗传入日本 / 086

小结 / 092

第五章

传递货物与信仰：宗教网络的经济特权（1200—1270） / 095

木材、中日贸易与宋代社会 / 098

佛门师徒，供养人和委托人 / 104

承载贸易使命的板渡 / 107

宗教声望、皇室赞助和商业利益 / 116

建立寺院，构建海外网络 / 119

小结 / 124

第六章

寺社造营料唐船：蒙古帝国与日本列岛的贸易（1270—1368） / 127

蒙古袭来及其对中日贸易的影响 / 130

贸易远航中的寺院：来自新安沉船的证据 / 135

商业利润与佛法传承：建长寺船 / 141

镰仓：追求唐物，加入网络 / 147

重启与中国的贸易：天龙寺船 / 152

小结 / 160

第七章

恢复朝贡关系与宗教 - 商业网络的余波（1368—1403） / 162

明朝开国皇帝治下的中日关系 / 163

重建朝贡关系：永乐皇帝与足利义满 / 168

宗教 - 商业网络的物质性，839—1403 年 / 173

结语：宗教 - 商业网络及其持久影响 / 178

参考文献 / 182

索引 / 199

译后记 / 219

【精彩文摘】成寻与宋神宗

1072年十月，成寻抵达都城开封，在他被允许进入皇宫觐见之前，朝廷官员多次来到他所住的寺院，检查他给皇帝的礼物，并向他询问有关日本的问题。一位前来检查礼物的内殿崇班认为纯银香炉和念珠并不适合作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也许是因为它们与官员平时检查的外交礼物不同，而且在数量和价值上都不够贵重。成寻认为这并不合理，所以他提交了一份佛经目录，并附上一份声明，证明他向皇帝赠送的礼物是合适的。他写道：“昔天台智者（智顗，世称天台智者，圆仁在中国特意订购了其画像带回日本），以莲华、香炉、水精念珠献隋炀帝。今日域愚僧，以纯银香炉，五种念珠进今上圣主，共表祝延志，奉祈万岁旨奏也。”根据《宋史》，即元朝1345年完成的宋朝官方正史，成寻向神宗皇帝进献了银香炉，木槵子、白琉璃、五香、水精、紫檀、琥珀所饰念珠，及青色织物绫。鉴于《宋史》中记录的礼物正是成寻日记中所列的物品，显然最终成寻获得了进献这些礼物的许可。

在内殿崇班来访后，一位宫廷侍从来到成寻所住的寺院检查其证明，并再次检查献予神宗皇帝的礼物。检查完毕后，官员问道：“日本自来为甚不通中国，入唐进奉？”成寻回答说：“沧波万里，人皆固辞，因之久绝也。”第二天，成寻回答了一份包含十七个来自神宗皇帝的问题的清单，他的答复由同一个宫廷侍从带回给神宗。在这份清单上，神宗皇帝再次问道：“本国相去明州至近，因何不通中国？”成寻答道：“本国相去明州沿海之间，不知几里数，或云七千余里，或云五千里，波高无泊，难通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成寻在答复神宗时并没有使用很多谦辞，也没有试图掩饰日本已经停止向中国纳贡的事实。如上文所述，在不到一个世纪前的公元984年，日本僧人奝然觐见太宗皇帝时，他仍然觉得有必要使用极其谦卑的语言来称呼皇帝，他把中国称为“凤凰之窟”，把日本称为“蝼蚁之封”。相比之下，成寻的回答和礼物——一套纯粹的佛教仪式用具——都表明他没有受到从前朝贡关系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更进一步，他谨慎地规避了任何可能引起误解的姿态和礼物。在成寻到达时，宋朝已经统治中国中部和南部超过一个世纪了，而日本朝廷可能故意让成寻在没有官方许可的情况下前往，显示出无意重新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同时，非官方网络也在有效运行，充分满足了成寻及其贵族资助人的要求。神宗的问题包括“本国要用汉地是何物货？”成寻答说：“本国要用汉地香药、茶椀、锦、苏芳等也。”成寻列出的所有物品已经被海商定期带往日本，他们的贸易之行正在取代朝贡制度。此外，在没有朝贡关系的情况下，海商有策略地与当权者进行礼物交换，这里和上一章提供的案例可以证明这一点——徐氏兄弟将纺织品和茶碗送给义空，蔡辅试图通过圆珍向日本新天皇赠送药品，以及曾令文向大臣藤原道长赠送苏木。因此，得益于活跃的海商和他们正在建立的强大商业网络，成寻可以自信地回答神宗皇帝，日本在短期内不会进贡。

宋朝廷似乎意识到，海商和巡礼僧在维持中日交流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并且也计划着利用这一点。1073年，成寻向宋朝廷申请了前往宁波港的许可，在那里，他的五个弟子将带着成寻收集到的书籍踏上返回日本的旅程。耐人寻味的是，朝廷不仅批准了这一请求，还为日本天皇准备了一套礼物，其中包括20匹上好的锦缎和一本金泥《法华经》。此外，朝廷迅速向成寻的翻译——商人陈咏颁发了剃度文牒，陈咏因此正式成为一名僧人。这样一来，陈咏作为新晋和尚可以陪同成寻的弟子返回日本，并将宋朝的文书递交给日本天皇。这一策略，加上朝廷对礼物的慎重选择，表明宋廷在抓住机会，利用宗教关系与日本朝廷重新建立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宋朝并没有大力推动恢复朝贡关系，而是依靠一位新受戒的和尚作为他们的特使。

当权者利用僧侣和商人的非官方网络进行交流时造成了一种暧昧：交流的性质变得难以界定，这使双方朝廷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改变这些交流的性质。例如，在《宋史》中，日本巡礼僧（包括奝然）赠送礼物通常被描述为“进贡”。但正如成寻的例子所示，僧侣和宋朝皇帝在选择礼物时都非常谨慎，并通过选择具有深刻宗教意义的物品，刻意淡化礼物的外交属性。实际情形与《宋史》等官方记录中的解释存在明显差异，而《宋史》是几百年之后成书的。

成寻求法之旅的后续情况显示，双方朝廷在处理官方关系时格外谨慎；这也表明，随着市舶司的建立，宋朝不会轻易利用经济利益换取不真诚的效忠。日本朝廷花了数年时间来决定如何回复神宗皇帝的文书和礼物，最终在1077年，日本朝廷决定用一封来自太政官而不是天皇的文书来回复，同时还赠送了200匹丝绸和5000两水银。《宋史》记载，次年，一名日本僧人和中国海商孙忠带着完全相同的礼物和太宰府的文书抵达宁波。据《宋史》记载，文书中提到，由于“使人孙忠”正在返回中国的途中，太宰府因此派僧人一起来送“贡礼”。宁波市舶司的官员认为这不是恰当的朝贡，因为“孙忠乃海商，而贡礼与诸国异”。

宋朝皇帝似乎也接受了中日之间朝贡关系中止的事实，并未表示要把僧侣的非官方拜访美化成朝贡。1083年，成寻的弟子快宗第二次访问中国，他穿着成寻觐见神宗时得到的紫衣。神宗注意到这件紫衣，就问左右这是什么时候赐予的，有人回答说：“熙宁中，从其国僧诚寻对见被赐，今再入贡。”但神宗立即纠正了这位官员：“非国人入贡也，因其瞻礼天台，故来进见耳。”这名官员的话再次确认了僧人来访的暧昧性质，以及利用这件事的可能性，但神宗皇帝的纠正澄清了这一点：僧人的来访不是朝贡出使。

成寻觐见神宗皇帝是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对中日之间暂停朝贡关系官方的、共同的承认，对于连接双方的非官方网络的进一步发展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双方的世俗当权者都愿意接受由海商和朝圣僧侣组成的网络，并打算利用这个网络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神宗皇帝关于日本憧憬的中国商品的询问，以及他故意在给日本天皇的礼物中增加了一部佛经，表明宋朝皇帝借此容许由商业及宗教交流作为实际上连接中日的纽带，并认识到僧侣和商人组成的繁荣网络足以满足其目的。

*以上内容摘自《信仰与利益之网：僧侣、海商与中日交流（839—1403）》

*本文经出版社授权发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