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因为穷，居无定所而忧伤？那是你太不了解杜甫

杜甫的诗里充满了忧伤，贫穷颠沛流离，实际上却是个超级富二代

官宦子弟，豪富之家，就好个吃喝玩乐

杜甫出身于襄阳郡望豪族杜氏，自杜预（三国末期晋灭吴的名将）之后杜氏便是上品士族，屹立官场士族数百年，到他这一辈，祖父闻名诗坛，父亲官场得意，杜甫既是官宦子弟又是豪富才子。如果把杜甫和被掀翻的茅屋、拿衣服换酒、吃了上顿没下顿、一生穷困潦倒的寒士联系到一起，那只能说你“看错”了杜甫。

杜甫这个富家公子年少多金，吃喝玩乐样样不愁，成年后便南下江南游遍各地，在这文华璀璨、秦淮脂粉堆里纵酒高歌过了四年，紧接着去了江北中原放鹰逐犬，诗言“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出行有马穿衣有貂，换言之类似现在的出行开跑车身上穿名牌，浪荡生活一过又是四年，正是在这期间杜甫结识了李白、高适，一群人宴饮聚会、勾栏听曲，吟诗作赋，坐谈人生，好不快活。

这一时期的杜甫日子过得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而他的丧是悲观性格使然，并非真惨。前半生他是官、富二代杜甫，是以衣换酒的杜甫，是放鹰逐犬的杜甫这当然不是“惨”，而是好得不得了。

屡试不第，安史之乱，挺挺就过去了

或许有人会说杜甫前半生确实快意，但后半生确实穷困潦倒、怀才不遇最终郁郁而终。我只能说，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何况杜甫从来就没有瘦过。

杜甫后半生诗赋所展现出来的丧小部分来自混不开和安史之乱，大部分来自他个人的悲观性格。

杜甫二十三岁那年参加科举，落榜不第，十年后时任京兆府奉天县令的父亲杜闲去世，三十几岁的杜甫失去了靠山和啃老资格，回到了长安寻求入仕，然而科举屡试不第，人脉圈里李白失宠、高适漂泊他乡，权贵场其父去世杜氏衰微更是人走茶凉，杜甫因此悲愤赋诗说“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我们能够想到这是一个才子该有的心高气傲愤世嫉俗。

然而这只是他在官场上自觉混不开，生活质量却不差。杜甫曾在自己的诗中说自己“两京犹薄产”，又说“杜曲幸有桑麻田”，也就是说他在长安、洛阳这唐代两大都城都有田产家业，而且据史料记载他这个薄产是真自谦，一点都不薄，最少种满桑麻的百亩田地，在长安、洛阳这种地方堪称是怀揣巨款的地主。

如果硬要说杜甫惨，或许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攻陷洛阳没了田庄的进项，杜甫的日子才拮据起来。然而他性命无虞，诗名渐显，悲愤人生忧国忧民的《春望》、《北征》、《三吏》与《三别》等名作皆是在此期间作出，比起当过叛军阶下囚差点身首异处的王维，比起被部下胁迫杀死杨贵妃的唐玄宗，比起惨死在战乱中的黎明百姓，杜甫要说惨，能惨得过他们吗？

何况，在这战乱期间杜甫不仅当过拾遗之官，更因诗名才气被文人士子官场权贵所追捧，比如东川节度使严武便因为是杜甫粉丝而送给杜甫一片位于成都的上百亩极佳田园和众多仆人，这便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杜甫草堂。

杜甫在这里种药读书、喝酒钓鱼、养鸭鹅闲下棋，与仆人一道躬耕自足，正如其诗“药许邻人斸，书从稚子擎”、“鹅鸭宜长数，柴荆莫浪开”，又经常有故人来访，比如彭州刺史王伦、成都府尹高适，可谓往来无白丁，好一派悠然自得的好日子。至于“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街头酒价常苦贵，恰有三百青铜钱”，个人认为这是一个才子的自嘲自娱，贫穷的我们千万别当真。

在杜甫的诗里，他总是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各种惨，甚至千百年后随着文人墨客的追捧也被现代的我们所认定成那一番惨相。事实上，要想真正了解他，还得去了解他的诗词，真相就藏在他的诗词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