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太学生陈东的死，宋高宗有什么责任？

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发生时，当时年仅21岁的康王赵构侥幸得以逃脱金人的魔爪。随后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登基即位，成为了南宋开国皇帝，后庙号为高宗。年轻的赵构在登基之初虽然缺乏政治经验，但其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手腕及倾向，与他在位36年时间里的政治理念并无二致。身为南宋的开国皇帝，宋高宗并没有励精图治，反而专注于在应天府的行宫中行欢作乐，因此他在国事上过多的倚重黄潜善和汪伯彦之流，主张对金实行屈辱媾和的政策。南宋初期名相李纲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而闻名遐迩，但仅在位75日，就被罢免。李纲的罢相，引发了陈东和欧阳澈的上书和被害。

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伦理中，杀戮名士是很不光彩的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传统政治格局中，也有不少武夫挺枪跃马、叱咤风云的机遇。而从西汉陆贾的古训中认为，可以马上得天下，但却不可能马上治天下。因此在这种风气下，历代帝王强调文治，崇尚知识，尊重士人的风气愈来愈盛，这种风气特别是在科举制度问世后。

然而我们从另一方面去看，封建社会专制统治者杀戮士人、摧残知识的情况，在古代也是屡见不鲜。这两种在我们看起来似乎是相反的倾向，实际上却是相反相成的，两者都是出于专制统治者的某种政治上的需要。

在古代的传统政治伦理中，戮辱士人，特别是杀戮名士，是很不光彩的事。例如被誉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他很痛快地实行焚书坑儒，却在后世永远背上了恶名。秦始皇的先例，让很多聪明的统治者引以为戒。

东汉末年，名士祢衡羞辱曹操，曹操说“祢衡竖子，孤杀之犹雀鼠耳。顾此人素有虚名，远近将谓孤不能容之。今送与刘表，视当何如。”曹操不肯背上恶名，就把祢衡送给刘表，企图借刀杀人。刘表对祢衡也是“耻不能容”，再转送给黄祖。最终结果是祢衡被黄祖所杀。——《后汉书》卷80《祢衡传》

陈东是在历朝历代中最讲究尊重士人的宋朝名士

宋朝在中国的历史朝代中，无疑是最讲究尊重士人一个朝代。南宋末年，名士黄震说:“自太祖皇帝深仁厚德，保育天下三百年，前古无比。古者士大夫多被诛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来，始礼待士大夫，终始有恩矣。”——《黄氏日抄》卷80《引放词状榜》

南宋名士黄震的说法大体上是符合史实的，但就是在这个最讲究尊重士人的天水朝中，也发生过一件由南宋开国皇帝宋高宗诛杀名士的惨案，这个惨案就是南宋初期宋高宗杀戮陈东和欧阳澈案。虽然欧阳澈在当时算不上名士，但陈东以太学生的身份在北宋末年领导人数过万的联名上书爱国群众运动。用当时名士的标准来说，陈东无疑是北宋末期的名士。

太学生陈东论李纲不可去，潜善、伯彦不可任，潜善恚会欧阳澈上书诋时事，语侵宫掖。帝谓其言不实，潜善乘间启杀澈，并东诛之，识与不识皆为之垂涕，帝悔焉。——《宋史》卷473《黄潜善传》

太学生陈东见宋高宗罢免抗战派李纲，就上书请求留下李纲，同时罢免黄潜善、汪伯彦等，宋高宗对陈东的上书并没有答复。陈东又请求宋高宗亲征，以还二圣，对那些不思进取的将领予以治罪，来振作士气。宋高宗车驾归京师，勿幸金陵，同样也没有得到宋高宗的答复。黄潜善等人则极力怂恿宋高宗前去金陵（今江苏南京），因此陈东又上书请求罢免黄潜善等人。——《宋史》卷455《陈东传》

适逢布衣欧阳澈上书建议改革政治，抵抗金人，斥责黄潜善等人。黄潜善就用话来激怒高宗皇帝，说如果不赶快杀掉陈东等人，又会有鼓动众人伏阙上书的事发生。宋高宗为一己之私利，决定杀掉陈东等人，就和黄潜善密谋，以除掉陈东等人。

宋高宗是杀太学生陈东的主要责任人

陈东、欧阳澈在建炎初上书谈论政事，指摘上躬，贬议大臣，这是政和、宣和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臣讨厌他揭发自己，阴用上手批，置两个人于法。陈东在将临刑前写下了家书，当时他还在神霄宫，墨行整齐，处理家里的事，都有条理，知道自己不久就被杀，毫无难过害怕的意思，因此陈东是个人物。——《四朝闻见录》乙集《王竹西驳论黄潜善汪伯彦》

黄潜善和汪伯彦在太学生陈东被杀事件中，虽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最终陈东和欧阳澈被杀害完全是由宋高宗拍板的。故才有了陈东事件后，黄潜善和汪伯彦理直气壮地推卸责任，而宋高宗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的原因。

宋太祖誓碑中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古今说海》

按照宋太祖的誓约，陈东和欧阳澈上书言事，是没有被杀的道理。抛开宋太祖誓约不说，宋高宗登基即位时，也同样下过诏保证说:“容受直言，虽有失当，不加以罪。”——《会编》

宋高宗在执政初期敢独断专行，对陈东和欧阳澈下此毒手，一方面反映了宋高宗秉性极其残忍，根本就无视宋太祖的誓约，自食其言；另一个方面则反映出陈东和欧阳澈的上书言事，是的确有那么一些严重触犯皇帝大忌，使他恼羞成怒的内容。

东疏中有云: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此。——《中兴遗史》苗、刘与数人甲胄居前，出不逊语，谓上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归来，不知何以处。此语乃陈东应天上书中有之，故二凶挟以胁制，欲上为内禅之事。——《挥麈后录》

根据以上两份史料记载，陈东在上书言事时，明目张胆的指责宋高宗不该称帝。由此可知，陈东上书言事中确实有一项最触犯皇帝大忌的内容，光凭陈东对宋高宗即位的指责，也是足以触发宋高宗的杀机。

宋高宗杀害陈东后，因为心虚他做了什么补救措施？

宋高宗执政之初，缺乏政治经验，处事难免操之过急。他以为可以凭借君主专制的淫威，便可以泄愤于一时，从而达到杜天下之口于长久。他在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仓惶逃难时，才恍然悔悟，杀陈东和欧阳澈，其实是在成全两个人的美名，反而使得自己背上难以洗刷的恶名。

他逃到杭州后，立马就下令给陈东和欧阳澈恢复名誉。他下诏说:“陈东、欧阳澈可赠一官，并与子或弟一人恩泽。始罪东等，出于仓猝，终是以言责人，朕甚侮之。”——《挥麈录余话》

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宋高宗还说:“朕初即位，昧于治体，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虽已赠官推恩，犹未足以称朕悔过之意，可更赠官赐田。虽然，死者不可复生，追痛无已。”——《要录》

随后宋高宗还让中书舍人王居正起草制词，这份制词确实是写得沉痛至极，里面用了“古之人愿为良臣，不愿为忠臣”、“惟尔东、尔澈，其始将有意于〔为〕忠臣乎？”等词句，这其实不过是表明了宋高宗已经不是那个缺乏政治经验的小白，他此时已经是深谙帝王之术的政治高手。宋高宗所做地这一切补救措施，只不过是为他能够口是心非地为自己涂脂粉饰而已。

观景说:

陈东为了劝谏宋高宗重用李纲而死，尽管李纲深孚众望，是朝廷不可多得的治世良臣，但宋高宗却对他百般苛责，绝无请他重新复相的意愿。北宋末年陈东所领导的上书爱国群众运动，其本质是为了挽救危局的和平请愿活动，绝无否定宋朝君主权威之意，只有匡正君主失策之心。

就是这样对朝廷有利的群众运动，也被宋高宗视为厉阶，而深恶痛绝。他自登基称帝起就自诩代表民意而居大位，但他却容纳不下民意的真正表达，认为这乃是对自己君主权威的挑战，必欲将“伏阙上书者”斩尽杀绝。因此证明了他“悔过”的虚伪性，是自欺欺人的做法。

杀陈东和欧阳澈，是宋高宗登基即位后亲自处置的第一件冤案，第一次文字狱。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老练的他，并没有从陈东案中吸取教训，而是制造了更大更多的冤案，更广更滥的文字狱。从本质上看，宋高宗是完全无意去吸取杀陈东和欧阳澈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