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为何知道尧舜禹夏，一起来看看

谈及中国上古历史，司马迁曾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就是太过久远难以追溯了，最终经过一番艰苦考证，才确信五帝并非虚妄之说。既然过于久远，那么应该难以留下记忆，或者记忆与事实相差较大才对，但文献中却又出现了一些精确的上古记忆。

礼记记载：“未有火化，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未有麻丝，衣其羽皮。”这就是成语“茹毛饮血”的来源。但周代已经告别这种生活方式，那么如何知道上古茹毛饮血？

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曾说明了印第安人的结绳记事。商末周初时，中国早已使用文字，为何周易作者会知道“上古结绳而治”？

除此之外，还有刀耕火种、钻木取火等等，都是后人对上古社会的描述。

问题在于，这些描述很精确，正是上古客观存在的历史，但记录者早已远离这一社会场景，那么怎么会知道的如此准确？相信大家会认为“口传历史”，但商朝考古给出另一个答案，如此也就难怪周朝知道尧舜禹、知道夏朝了。

1985年，在河南郑州中原区石佛街道，考古发现“小双桥遗址”，如今已经实证该遗址为商代中期都城，即在郑州商城衰落之后迁都于此。该遗址中一些发现，有助于了解商朝使用甲骨文的大致时间。

首先，早商已有成熟文字

郑州二里岗遗址处于早商时期，后扩建为郑州商城，其中出土过一件牛肋骨卜辞，也是中国最早的卜辞，今被释读为“乙丑贞：从受……七月又乇土羊”。据此，不难看到早商时期已有成熟文字，且与殷墟甲骨文是一脉相承的。

在小双桥遗址中，考古也出土了一些文字。郑州大学汉字文明研究中心副教授苗利娟指出：“小双桥的朱书陶文和刻画陶文，发现了天、父（尹）、旬、东、匕、帚等字，和甲骨文的结构体系是一致的。”

因此，通过探究郑州商城、小双桥、殷墟甲骨文可知，商朝早期已有成熟文字，殷墟甲骨文并非中国成熟文字之始。

其实，以苏州澄湖良渚陶罐刻文、上海马桥遗址文字、陶寺遗址朱书、丁公陶文等来看，距今5000年前后时，中国已有较为成熟的文字。

问题在于，既然中国很早已有成熟文字，古人必然会用之记录事情，那么为何考古却没有相关发现呢，背后原因何在？

其次，甲骨并非唯一载体

商朝后期主要在甲骨上刻字，故而称之为“甲骨文”，但早商时期还未形成这一文化，当时文字载体并非甲骨。

早在新石器时代，古人就已用动物骨块占，卜，早商在骨头上刻写卜辞，上文谈到的郑州商城卜辞，就刻在牛肋骨上，同时郑州商城发现不少卜骨，并发现有习字刻骨，再次说明当时是在卜骨桑刻字、而非甲骨。

到了小双桥时期，考古发现卜骨卜甲，但在甲骨上还未发现文字。比如，在卜骨坑的底部，发掘出了三摞甲骨，摆放的很整齐，但上面均没有文字。与之相反的是，小双桥遗址发现了不少朱书陶文，在水井的废弃堆积中，还发现了刻有文字的陶器等。

因此，从小双桥考古看，早商时期的主要文字载体不是甲骨，也非其他动物骨块，而是陶器或还有其他未知载体！

但问题是，如果当时主要文字载体是陶器，然而考古发现的陶文数量并不多，与当时已有成熟文字的状态，依然不太相符，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2010年，安阳殷墟大司空村出土一件牛骨刻辞，其中行与行之间竟然划有十几道竖线，与竹简排版极像。巧合的是，其他甲骨文的排版，基本都是由上而下、从右往左刻画的，与这一块一样，只是没有划线而已。

那么，古代中国简牍书写阅读方式据此而来？其实并非如此，而是应该反过来，即甲骨文的排版是根据简牍文书习惯而来。

之所以这么说，相关证据很多，比如：甲骨文中的“聿”是手持笔书写象形，石峁遗址、陶寺遗址说明中国早已出现软笔，“典”是双手捧着简牍，“册”更是简牍象形；不少甲骨文卜辞边缘，还遗留着书写的痕迹，就是先用毛笔写、后再用刀刻。

因此，大司空村的这件卜辞排版，是根据简牍而来，而不是反过来的。学者黄德宽就指出：“甲骨文直行纵向的书写特点，是长期在竹简上书写而形成的特征，在甲骨文中的体现。”

据此，不难得出一个重要结论，简牍成本相对较低，书写起来也更容易，因此商朝日常文字载体应是简牍，故而周公旦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而骨块或甲骨卜辞属于特殊场合使用，是与神灵定契的特殊文书。

其实，作为一个庞大且强大的商帝国，日常必然存在不少公文，以维持帝国运转。而就目前来看，甲骨不可能是日常公文载体，陶文也不可能，那么最可能就是简牍。

因此，商朝文字载体主要是简牍，早期次一级的是陶器，晚期次一级的是甲骨，除此之外还有青铜、其他动物骨块等。

由此，也带来一个疑问：夏朝、以及更早的上古，中国文字载体是什么？其中，夏朝是地地道道的“王朝”，因而必有不少政务文书需求，那么夏朝文字载体是什么呢？

联系到本文开头的一些疑问，以及夏都与二里头遗址、禹征三苗与石家河势力占据南阳、少康之子曲烈曾国与方城八里桥遗址等的史书记载与考古“巧合”，说明上古中国必有一套传承载体，将上古部分信息传承了下来，其中最简便、最经济、最可能的无疑是简牍。传到商朝时，因为当时主流使用简牍，习惯是“直行纵向的书写特点”，故而甲骨文也采用这一方式书写。

已故学者李学勤考证认为：中国使用简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帝晚期，即尧舜禹时代。

综上，周人之所以能记录尧舜禹夏、记录一些上古事迹，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就是部分信息通过简牍文书传承了下来。反过来说，正因这种历史传承没有断绝，较为真实的传承了下来，故而让古史一次又一次被考古大致印证，故而中国古史可信度极高。

不过，由于在河南一带的环境中简牍更容易腐败，今天想要找到夏商简牍可能性几乎为零，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据此，在不考虑文字载体因素的情况下，西方贸然以没有考古发现甲骨文前的系统文字为由，论断中国只有3300年文字史或只有3300年文明史，显然是欠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