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改制后，宋神宗为什么让蔡确主宰朝廷？

宋神宗时期的变法经过了两个主要阶段，一个是熙宁年间王安石牵头的熙宁变法，另一个便是在元丰年间他自己主导的元丰改制。元丰改制对整个宋朝的影响极大，改变了宋朝初年赵匡胤和赵光义为限制宰相权力为设计的制衡格局，加强了朝廷的中央集权，也成为此后两百余年宋朝制度的根本。在这次改制中出现了个奇怪的现象，改制后拜为次相的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蔡确居然成为朝廷的主宰大臣。而作为首相的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王珪却只能垂拱而治，一切按照蔡确设计的制度行事，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元丰改制是宋神宗推出新法改革之初便有的计划，主要目的是通过修改官制加强中央集权，提高皇帝对朝廷的掌控能力，使国家的行政效率升高。因为他即位时国家处于各种弊政缠绕的状态，所以官制改革并没有提上日程。到了元丰年间，熙宁变法的成果初显，国家的孱弱状态得到缓解，朝廷这才具备了官制改革的条件。宋神宗的元丰改制是以唐朝制度为模版的，他以《唐六典》为基础，恢复唐三省制规模，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

改制之后，可以发挥中书揆议、门下审复、尚书承行的职能。不论事情大小，都由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三省分班奏事，权归中书省。在改制前首相为中书门下平章事，在改制后便成了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又称为左宰相。改制前的次相是参知政事，在改制后便成了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又称为右宰相。古人以左为尊，所以左宰相被认为是首相，右宰相被认为是次相。按理说首相是掌控朝廷大权的，可在宋神宗的官制中，却是次相掌权。一切流程从次相掌控的中书省发起，首相只有审核的权力，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了。

从流程上看，宋神宗在元丰改制中高度地还原了唐朝时的政务模式，将中书省作为国家政治的核心。这其实也是符合宋朝原来的制度的，宋朝原来以政事堂为核心，但政事堂却是设在中书省的。因此从道理上讲中书省的长官为宰相，门下省作为负责审核的部门，其长官为副宰相。可元丰改制后，流程从中书省走这一点保留了，但宰相的权位被颠倒了。中书省的长官为次相，门下省的长官为首相，不符合唐朝以来一贯的官场传统。而且蔡确提出建议，不设中书令和侍中，改设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由尚书左右仆射担任。

蔡确的建议被宋神宗所采纳，于是有了宋朝新的官僚体系制度。很多熟读历史的朋友不解的是，宋神宗为什么会采纳蔡确的建议。首先，这个建议是违背传统的，这将左右宰相的权位互换，使得首相有名无实。第二，蔡确本人以次相掌权，这让首相王珪成了摆设，而王珪居然还答应了。从正常人的角度理解，好不容易有了掌管国家朝政的机会，有谁愿意做有名无实的空头宰相？要解释这样的疑问，必须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出发。实际上蔡确的这个建议是符合宋朝传统的，又满足了宋神宗加强中央集权的意图，这才能够顺利通过。

元丰改制中，将首相和次相的权位互调，表面上看是名不正言不顺，也不符合唐朝时的官位设置传统。但这里面却隐藏着宋朝自开国以来便践行的治国传统，那便是削弱相权，平衡朝局。因为五代十国的乱世，赵匡胤和赵光义深感相权对皇权的威胁，所以从建国开始便改革官制，削弱相权。在元丰改制前，宋朝实行两府三司制度，就是让这些核心部门的长官互相掣肘形成平衡，宰相权力得到最大限制，但也让朝廷的行政效率地下，费用冗余虚高。宋神宗改革官制要解决这个问题，却又不能够重蹈唐朝的覆辙。

因此宋神宗不可能完全照抄唐朝的制度，只能在唐朝制度上进行宋朝理念的修改。蔡确的建议恰好是符合宋朝理念的，他将首相作为虚相，却又能掣肘掌权的次相，便形成了政治权力上的平衡。蔡确当了次相，下发的诏令要通过宋神宗和王珪两关，这也避免了宰相权力过大而没法制约。即便是蔡确想要强行做些什么，也没有办法以首相的名义压制王珪。反而王珪可以用首相的名义压制蔡确，避免了中书省长官以权谋私。可以说这种实君、虚首相、实次相的政治架构，也算是元丰改制的一个新的创举。

因为这个创举，宋神宗启用蔡确作为次相掌握朝政，便成了较好的选择。一方面在新法的推进过程中，是需要大量新党官员配合的。蔡确以新党领袖的身份出任次相，掌握元丰改制和新法推行，有利于国家的政治变革。另一方面，蔡确是次相，而首相王珪是中立派，不在新旧两党站队，这就避免了党争加剧。再加上当时大多数旧党已经被蔡确收拾得差不多了，也为元丰改制扫清了阻力。第三方面，元丰改制毕竟是会得罪人的。王珪不是两党的人，让他冲头不太合适。蔡确作为新党领袖，让他来背这个锅，也是理所应当的。

除此之外，站在党争的角度，蔡确以次相身份掌控国家大权也是推行元丰改制的必要操作。王安石变法时之所以阻力巨大，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保守派旧党的阻挠。元丰改制想要顺利进行，必须要冲破旧党的阻力，而蔡确就是最好的人选。因为蔡确在旧党官员的面前极有威慑力，这是他的前任王安石和吕惠卿都没有见过的。他主持的相州案成为元丰改制前打击旧党的两大案件之一，与乌台诗案齐名，成为旧党在政治上遭受最惨重的代价之一。让蔡确出任次相，旧党官员瑟瑟发抖，不敢轻举妄动，元丰改制便能顺利推行了。

虽然让蔡确出任次相掌握朝政大权有如此多的好处，但其中留下的隐患也是不小的。蔡确受到宋神宗的重用，意味着宋神宗彻底倒向了新党，这就断绝了旧党起复的机会。在蔡确上任前，旧党宰相吴充和领袖司马光还在谋划旧党起复，这说明他们对宋神宗还抱有幻想。蔡确在相州案后被重用，接下来又是震惊朝野的乌台诗案，这两个案子给旧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大批旧党官员被降罪，就连宰相吴充都被迫请辞。如此一来，旧党彻底放弃了对宋神宗的依托，转而在皇室内部寻找其他的盟友。

宋神宗扶持以蔡确为首的新党修改官制，让新党在元丰年间占尽上风，旧党出现前所未有的颓势，却也加深了两党隔阂，为宋哲宗时期的党政加剧埋下了隐患。蔡确作为新党领袖，在官制改革中自然会往对新党有利的方向带节奏。这个节奏虽然符合宋神宗的富国强兵的目标，但也让党争出现了阴谋化。王安石变法时的党争被控制在变法的范围内，吕惠卿时代加剧到了党同伐异，但也控制了激烈程度，多少要讲究依法依规。可蔡确上台后，党争走向了阴谋论的方向，出现了文字狱和欲加之罪的恶劣现象。

从相州案和乌台诗案的审理过程来看，这是明显的阴谋论的政治斗争。所有的案犯并没有明显的违背宋朝法律的地方，尽管他们有触碰红线之处，但也不该受到这样的冤狱。宋神宗任由新党打破了这个底线，用牵连裹挟的方式将案件扩大化，使旧党承受了沉重的打击。这种先例一旦被打开，就在后来的党争中频繁出现，政治斗争的主题从新旧法的斗争，变成了人与人之前的争权夺利。如此一来，党争已经不再局限于新旧法了，而是成了两党之间的私人恩怨。到达这种程度后，执政者想要管理国家，就必须加剧党争，于是朝廷内耗恶性循环。

分析元丰改制前后宋神宗的执政策略，可以看到他如此操作的根源所在。宋神宗虽然是很有理想抱负的皇帝，但他并不是传统的儒家皇帝。他信奉的是法家的治国理论，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路。所以他为了完成富国强兵的目标，会出现一些急功近利的操作手段。他扶持蔡确，在相州案和乌台诗案上偏向新党，用的都是法家夺权的刑名学说。这些手段虽然能够在短期内产生极好的效果，让元丰改制顺利完成，却也是后患无穷的。他当时年纪还比较轻，不足三十岁，自然无法有更远的考虑。可等到他去世后，这种手段的恶果便逐渐显露出来。

宋神宗时期为了变法而引发的新旧党争是宋朝最大的悲剧，也是北宋后来突然被灭国的根源所在。宋神宗在变法中起到了坏的作用，打破了道德的底线，为国家埋下了大患。在他看来是一种政治利益的交换，也是为了富国强兵必要的牺牲。可这种牺牲带来的隐患如果不能消弭，反而随着历史发酵和扩大化，对国家是一种灾难性的后果。虽然这种后果不会落在他的身上，但却在他儿子宋徽宗、孙子宋钦宗的身上报应出来。所以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决策者来说，他的每一个决策都需要为历史负责，否则不但会害人害己，而且会贻祸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