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连发7文！释放10大政策信号

11月15日，央行网站刊发《推动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有效衔接》一文。该文章收录在“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专栏中，是央行近期刊发的第7篇系列文章（以下简称央行文章）。

据记者梳理，这7篇文章释放10大政策信号：

1.信贷资产证券化迎新机遇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盘活被低效占用的金融资源，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央行文章指出，要更多关注存量贷款的持续效用，提升存量贷款的使用效率。

央行行长潘功胜11月8日在金融街论坛上表示，我国银行体系贷款余额超过200万亿元，社会融资规模余额超过300万亿元，过去几年，每年贷款新增20万亿元左右，社会融资规模新增30多万亿元。盘活存量贷款、提升存量贷款使用效率、优化新增贷款投向，这三个方面对支撑经济增长同等重要。

可以预期，未来盘活存量贷款将是重要的政策方向，其方式可能指向信贷资产证券化。

2.要增强信贷增长的稳定性

央行文章称，准确把握货币信贷供需规律和新特点，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增强信贷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究其原因，2022年以来房地产市场出现调整，房地产贷款需求下降，但其他类贷款无法弥补空缺，信贷数据月度间波动非常大。

央行数据显示，2022年4月、2022年7月、2023年7月新增信贷分别是6454亿、6790亿、3459亿。由于居民部门提前偿还按揭贷款规模较大，今年7月新增信贷规模创2009年12月以来新低。

而在数据公布的当月，监管部门即召开货币信贷工作座谈会。从过往看，在信贷会议召开后，当月、次月信贷环比上月会出现明显的反弹，如2022年5月新增信贷1.89万亿，环比增加1.2万亿。其原因在于，会议召开后，银行通过票据冲量或者加大了储备项目的信贷投放。但这会造成信贷透支，为未来信贷的不稳定埋下伏笔。对于货币信贷工作而言，未来稳信贷的难度有所上升。

3.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机制更明晰

央行文章称，按照健全中国特色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要求，持续完善以中央银行政策利率为核心、利率走廊机制作用有效发挥、目标利率围绕政策利率运行的中央银行利率调控机制。

在当前的货币政策操作中，1年期MLF利率和7天逆回购利率是最为重要的政策利率，降息主要指向这两个政策利率的调降。

所谓利率走廊，是指央行利用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存贷款便利机制设定一个利率操作，从而稳定市场利率和银行间系统流动性。在我国的实践中，利率走廊的上限是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下限是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0.35%），二者之差也被称为利率走廊的宽度。

央行的政策利率调控机制可简化为以“7天逆回购利率和一年期MLF利率”为双核心，辅以利率走廊的机制。两个双核心政策利率无论哪个先下调，理论上都会带来另一个利率的跟进下调，然后才是SLF利率调整。在2019年-2021年间，SLF利率调整的时间相对滞后，一般在当季货币政策报告中才披露。但2022年以来，SLF利率在MLF或逆回购利率调整当天就调整。

如以7天SLF利率（2.8%）计算，目前利率走廊的宽度为245BP。其中，短期政策利率（7天逆回购利率，目前为1.8%）分别距离上下限100、145个基点，为“上窄下宽”的混合不对称利率走廊模式。

4.M2、社融增速匹配要从更长时间的跨周期视角去观察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始终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更加注重做好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货币金融调控的跨周期调节，主要是保持M2、社融增速与名义GDP增速相匹配。

央行文章称，金融指标持续提前发力，9月末广义货币M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在10%左右，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并略高。文章还指出，要从更长时间的跨周期视角去观察，更为合理把握对“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的理解和认识。

分析来看，这可能包含几重要义：一是要综合考虑名义经济增速、潜在产出和经济增速目标。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实际的名义经济增速和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经济增速应当大体一致。但在受到严重冲击时，名义经济增速可能会偏离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经济增速，货币政策就要参照后者，支持经济增长回归潜在增速。同时，在操作中还要考虑经济增速目标。后者如今年受疫情冲击，实际经济增速低于潜在经济增速。

二是基本匹配不意味着完全相等。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可以根据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治理需要略高或略低于名义经济增速，体现逆周期调节。

三是基本匹配是中长期概念，不是短期概念。体现在操作上，不是每个季度甚至每个月都要匹配，而是按年度做到基本匹配。

5.利率传导机制更完善

央行文章称，健全“市场利率+央行引导→LPR→贷款利率”和“LPR+国债收益率→存款利率”的利率传导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工具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释放利率调控信号，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运行，最终传导至债券、贷款和存款利率，有效调节资金供求和资源配置，实现货币政策调控目标。

相比以往的表述，此次央行新增了“LPR+国债收益率→存款利率”的内容。这是因为2022年4月以来，央行指导建立了存款利率市场化调整机制，利率自律机制成员参考一年期LPR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变化合理调整存款利率水平。

这一传导机制是对前期“市场利率+央行引导→LPR→贷款利率”模式的修正：一则推进了存款利率市场化：二则提高了央行对利率体系的调控能力，亦提高了政策利率的传导效率：三则内嵌了稳息差的机制，缓和了贷款利率单边变化、存款利率刚性、息差收敛的矛盾。

6.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五大举措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今年3月，时任央行副行长的潘功胜在发布会上表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时间，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开放水平的提升，人民币的跨境支付、投融资、储备和计价等国际货币的功能全面增强，人民币国际地位也有较大提升。

此次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加强优质金融服务，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服务好“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建设，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此次会议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定调略有调整。

央行文章解读称，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步伐加快，经营主体对人民币使用的内生需求增加，同时国际环境亦复杂多变。人民币国际化要顺势而为，为经济主体提供多元化的币种选择，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使用。同时，坚持稳中求进，不断提升监管能力和开放条件下的风险防范水平，筑牢“防波堤”，保障人民币国际化在守住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稳步推进。

央行文章指出下一步要从五方面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一是便利经营主体在对外贸易投资中更多使用人民币。二是稳妥有序推进金融市场全面制度型开放。

三是继续稳步推进央行间双边本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合作。四是支持离岸人民币市场健康发展。五是加强跨境人民币业务监管。

其中第五项措施包括，健全本外币一体化的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丰富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箱，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监管间的配合，提升开放条件下跨境资金流动的管理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

7.建立中央和地方层面国企债券违约监测预警工作机制

央行文章称，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建立司法、行政、自律相结合的债券违约处置框架。与相关部门共同建立中央和地方层面国企债券违约监测预警工作机制，加大监管合力和风险防控针对性。

2020年11月，永城煤电债券违约引起市场广泛关注。2021年2月，时任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在国新办发布会表示，中央企业债务风险可控在控，下一步，国资委将继续督促指导企业加强债务风险的防控，把握好“点面结合、长短结合、防禁结合”，关键是突出一个“严”字。时任国资委主任郝鹏补充说，国资委将落实金融委会议的要求，会同人民银行、证监会共同建立国有企业债券风险预测预警工作机制。

据记者了解，2021年二季度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加强地方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管控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报送地方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管控情况的通知》，构建了地方国有企业债务风险和债券风险监测框架。

8.支持有实力的金融科技力量进入评级市场，鼓励存量机构整合壮大

央行文章称，评级体系是金融市场的重要安排。目前全国备案评级机构共计52家，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市场架构已基本形成。

央行文章还指出，下一步不断增强评级机构实力，提升国际竞争力。支持有实力的金融科技力量进入评级市场，鼓励存量机构整合壮大，增强市场实力，提高行业整体素质。营造健康有序的评级生态环境，提升评级机构独立性和公信力。鼓励评级机构“走出去”，拓展境外评级市场，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

9.逐步推出各类金融产品共同适用的转型金融标准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

央行文章表示，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推动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有效衔接，总结提炼绿色金融发展的有效做法和有益模式，并将其运用到转型金融领域，是提高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质效、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环。

央行文章称，借鉴绿色金融标准制定工作经验，逐步推出各类金融产品共同适用的转型金融标准。鼓励转型主体制定科学合理可行的转型计划，以确保在整体层面上实现降碳减排。同时，以转型金融标准制定为契机，调整更新现行绿色金融标准，让绿色更绿，让转型更全面、系统。

央行研究局局长王信近年来在多个场合表示，人民银行正在组织制订钢铁、煤电、建筑建材和农业四大领域的转型金融标准，之后将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扩大转型金融标准制定的领域。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相辅相成，可有效衔接。

10.绝大部分银行处在安全边界内，高风险银行数量仅300余家

央行披露，2023年第二季度全国近4000家商业银行中，绝大部分银行处在安全边界内；高风险银行数量仅300余家，资产占全部银行的不到2%。资产占比70%左右的24家大型银行评级一直优良，部分银行主要经营指标居于国际领先水平，发挥了我国金融体系“压舱石”的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