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非虚构是一轮初升的太阳

从作家的身份中短暂抽身出来，毕飞宇还是研究者和阅读者。过去这一年，他阅读古书，阅读经典小说，也阅读这个时代最新鲜的文字。

作者 | 苏炜

“过去的一年对我来说是简单的，我毕竟摆脱了《欢迎来到人间》。”

2023年，毕飞宇出版了最新的长篇小说《欢迎来到人间》，与上一本聚焦盲人群体的《推拿》时隔十五年。《欢迎来到人间》更像一次透彻有力的心理洞察试验。

围绕肾移植科医生傅睿，小说对捆束在他身上的种种关系进行拆解，从而透视当代人的精神困境。这是一本与“当代”息息相关的小说，“傅睿”们的故事与书外的现实平行前进。这样的写作也注定是艰辛的。“写得很煎熬，就想摆脱它。现在回过头看，是煎熬，但人生的乐趣也在这儿。”在一次采访中，毕飞宇如是说。

《欢迎来到人间》

毕飞宇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7

评论家说毕飞宇是“一个刀光闪闪的家伙”，可以“把一团乱麻清晰地讲述出来，精确流畅”，这样的评价恰如其分。

在小说里，后背的痒与傅睿如影随形，尽管那里没有病灶、没有伤疤，但痒还是与日俱增，那是心理顽疾的外化，亦是当代生活困境的外化——搔痒过后，依旧酸楚，这是作家对当下的你我的剖析和怜悯。

从《青衣》到《平原》，从《玉米》到《推拿》，他每次选择的切口并不大，但总能直抵生活与人心的腹地——舞台上飘动的水袖撩拨欲望，平原上鼓荡的风吹散青春躁动， 玉米、玉秀、玉秧三姐妹的命运镶嵌在时代的疼痛里，推拿店里的人的来和走，要在黑暗中活个明白。毕飞宇的写作是凝练的、精准的、冷静的，场景和个体不断变换，来自现实的穿透力绵长。

（图/《推拿》）

当然，毕飞宇的写作也在变化，他将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归于现实本身的变化：对于《玉米》所处的时代，书写时“着力最多的是疼痛”，而来到《推拿》的时代，他的“内心就柔和得多”，书写的过程，也是“呈现”时代的过程。来到《欢迎来到人间》描述的当下，冷静和悲悯再度浮现。

从作家的身份中短暂抽身出来，毕飞宇还是研究者和阅读者。过去这一年，他阅读古书，阅读经典小说，也阅读这个时代最新鲜的文字。在《新周刊》2023年度刀锋图书奖揭晓之际，作为推委会主席的毕飞宇，围绕书写和阅读，围绕现实与时代，与我们进行了一场对话。

“我的写作始终没有终止，

始终处在发展的状态，

它在走向阔大”

《新周刊》 ：《玉米》中的三篇，《玉米》《玉秀》《玉秧》，还有《青衣》，你早期的这些作品都与女性有关。来到当下这个女性意识、女性书写都格外蓬勃的年代，你怎么看自己所写的女性，以及写作女性的方法？

毕飞宇 ：我理解的女性写作和我的书写女性是有区别的，这个我必须要诚实。

我写《青衣》和《玉米》的时候，考虑得比较多的，依然是人物形象而不是女性形象，这就是区别。在我看来，女性写作必须是自觉的、充分考虑女性立场的，我当时并不是这样。

我记得很清楚，我写《青衣》的立足点是20世纪末，而《玉米》的立足点也是20世纪70年代。不能因为这些小说受到了欢迎，我就必须修正我的说法。我说过，写这些作品着力最多的是疼痛，这一来几乎就不用选择了，选择女性也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女性所承受的疼痛远远大于男性，无论是从民族性、历史性还是生理性去考察，这个结论都是成立的。

如果一定要把这两者联系起来，那么我想说，女性题材，或者说有关女性的话题，它在本质上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是必然会在艺术史上有所呈现的。

（图/《青衣》）

《新周刊》 ：在《玉米》《青衣》这些作品里，人物面对的命运往往是残酷的，人物的情感往往也是尖锐的、逼仄的，权力和性也被不断工具化。围绕这些作品，有过赞誉，也有过争议，你一直以来怎么处理外部评价？它们会影响到你的写作吗？

毕飞宇 ：对《青衣》和《玉米》主要还是赞誉，争议并不多。最大的原因可能还是我当时比较年轻，毕竟也就三十五六岁。

我想说，外部的评价对我是有影响的。我有很多很好的朋友，在私下，我们有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的学术性相当高，也有很尖锐的批评，激烈的争论自然不可避免。这些对我怎么可能没有影响呢？

我个人的性格偏于开放，我的写作也相对开放，我喜欢这样的状态，开放会让我深入，不停地深入，尤其在认知能力方面。我最为满意的一件事就在这里——我的写作始终没有终止，始终处在发展的状态，它在走向阔大。当然，我一直没有停止阅读，这个也很重要。

（图/《青衣》）

《新周刊》 ：你表达过，为了让玉秀活下来，花去很多时间。对于笔下这些人物，你会像很多作家描述的那样怀有特别的情感，还是相对比较抽离？

毕飞宇 ：关于一个作家和他笔下的人物的关系，我想这样说，在情绪上，我不能做太多的纠缠，我是抽离的，我努力去抽离。尽管我们有时候会夸大写作的快乐，但是某些特殊的情绪对作者来说也很折磨，在写作的过程中，为了保证作品内在的统一性，你只能沉浸其中，这并不轻松。作家并不特殊，谁也不是机器，他需要心理建设，他需要抽离一些东西。过于沉湎于内心的悲剧，对作家的伤害会很大。走进小说是一个作家的美学问题，走出来则是一个哲学问题。

“ ‘客观世界’开始隐匿，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茧房’里

发明了自己的‘真’”

《新周刊》 ：从阅读观感上来看，到《推拿》之后，你笔下人物的命运，似乎更加平和了。无论是都红对于盲人身份的纠结，还是小孔为了爱情“背叛”家庭，这些矛盾相比于苏北乡下的“玉米三姐妹”来说，都远没有那么酷烈了，更多的时候变成了普通人之间的矛盾纠结。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它来自哪里？

毕飞宇 ：《推拿》和《玉米》是性质不同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性质不同的写作。

《玉米》属于反思小说，也可以说是历史小说，它的使命是对历史的铭记。《玉米》是反对遗忘的作品，简单地说，我们再也不能回到那个残酷的时代了，不是《玉米》残酷，是《玉米》所呈现的那个时代残酷，即使它已经来到尾声了。

《推拿》则完全不同，它的着重点是命运，一群特殊的人的命运。实际上，写《玉米》和写《推拿》的作者是同一个人，他没变，唯一的变化是人物所处的时代不同。我对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态度，我对《推拿》的时代是欢迎的，我的内心就柔和得多，我就是呈现。它不涉及对抗，不涉及批判，不涉及控诉，也不涉及愤怒和毫不留情的嘲弄。

（图/《推拿》）

《新周刊》 ：你谈到时代变化投射在作品里，事实上作家也确实与时代息息相关。那么既作为作家，又作为研究者，能否描述一下你眼中今天的“写作时代”“阅读时代”，它们的特质是怎样的？

毕飞宇 ：我认可你这个说法，作家不只是一个感受器和表达者，他也是研究者。不过，对眼下的“写作时代”和“阅读时代”，我的看法不一定准确，也许大部分人不会同意我的看法——对于读和写来说，这个时代是失真的。我们一直以为“客观世界”是真实的，有可能出现偏差的是我们的认知，但是，科技和过快的生活节奏改变了这一切，大量的“作者”和海量的资讯也改变了这一切。在“真”变得遥不可及的同时，我们对“真”的态度也变了，“客观世界”开始隐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茧房”里发明了自己的“真”。

（图/《天才捕手》）

你发现了吗？我们突然变得极其固执，抛弃了商量的余地，因为这个世界的“真”被切割了。关乎真相的世界是一头大象，我们亲手肢解了它，把它分解成了大腿、耳朵和牙齿，然后睁大了眼睛去盲人摸象，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的柱子、扇子和长矛，但这样分散又个体的理解，与“真”相去甚远。

《新周刊》 ：属于写作者的时代也在变化，比如在你那一代的作者中，写作主题的公共性、深刻性是很普遍的，而今天的不少作品，都更加个体化了。你怎么理解更年轻的一批写作者和他们的时代？

毕飞宇 ：这个问题和上一个问题是连带的，我认为我们的写作在“现实性”这个问题上，将会越来越难，因为现实越来越模糊，而求真的冲动也越来越低能，这两者合在一起，也许会让我们的文学出现相当长的“垃圾时间”。这个时间到底会有多长？我不知道，但是我确信，文学的“垃圾时间”开始了。

“我的写作一直比较缓慢，

这完全是一个信念问题，我信任慢”

《新周刊》 ：你目前阅读和写作的节奏大概是怎样的？你近期的阅读趣味是什么？

毕飞宇 ：我的写作一直是一个节奏，比较缓慢。倒不是我手脚慢，恰恰相反，我是那种动作敏捷的人。之所以慢，这完全是一个信念问题，我信任慢。对一个作家来说，快是毫无意义的。我又不是魔术师，我没有需要掩藏的机关，要那么快干吗呢？

说起阅读，这几年的变化有些大，我开始读古籍和文言了，当然，很慢，很吃力。我之所以开始读古籍不是为了求知，作为一个进入老年的中国人，我和大多数老去的中国人一样，感到自己关于道、儒、法不是知道得太少，而是太多了。它们就是我们的生活，哪里还需要学？可是，我还是决定好好地捋一遍，我是想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形成，了解得更清晰一些。

（图/《天才捕手》）

《新周刊》 ：你在《小说课》里援引了非常多例子，有世界性的作家，也有本土的作品。你在小说写作上的“师承”是怎样的？很多中国作家都面临现代的、世界性的、思辨的，和古典的、写意的、留白的两种力量的拉扯。这种拉扯在你的创作经历和创作观上有体现吗？

毕飞宇 ：我其实说不上师承，我的童年是在特殊年代度过的，外国的东西读不到，本土的历史也读不到，谈何师承呢？

等我读大学的时候，西方现代主义进来了，那就是它了，没有选择。但是我要说，那时候的我们其实是读不懂现代主义的，一个没有经历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人，怎么可能理解现代主义呢？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大学读得稀里糊涂，但是，思路打开了，大的框架有了，这个很重要。

我常说，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所谓“改革开放”就是重新做人，很刺激的。我们不是不尊重传统，而是在否定传统的环境中长大，对于传统的底子很薄。我现在开始读古籍，也不是想寻找什么，我就是站在这里看看，就是《诗经·黍离》里的那个人：“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图/《天才捕手》）

现在的年轻作家接受的教育比我们要系统得多，这是一个好事情，但我不认为我们还可以出现笔记体小说家，那不是读几本古籍就可以的，那需要与之相匹配的生活。所谓的笔记体小说家，能有一个汪曾祺就足够了。

《新周刊》 ：最后的问题，回到我们这次奖项本身。在过去的这一年，写作和阅读带给你什么？对于本次的获奖者以及更多写作者，你有什么样的印象和判断？

毕飞宇 ：过去的一年对我来说是简单的，我毕竟摆脱了《欢迎来到人间》，这就使我可以把整块的时间用在阅读上，包括这一次阅读刀锋图书奖的作品。

我首先要对俞冰夏女士表示祝贺，不是祝贺她得奖，而是祝贺她用那么长的间终于翻译完《无尽的玩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奖项她当之无愧。

也许我还要特别祝贺一下张定浩先生，他是一位成就显著的批评家，可他同时也是一位隐秘的诗人，我很难说他的批评和他的诗歌，哪一样成就更高。

我们不该遗忘的还有易小荷，她的《盐镇》毫无疑问是2023年中国文学的重要成就，我们需要非虚构，这个时代需要非虚构。我听说易小荷打算改行了，她也想去虚构了，那个着什么急呢？非虚构是需要精力的，需要体能，需要腿脚，虚构着什么急呢？我特别想说，文学的内部似乎也有歧视链的，总觉得虚构比非虚构要高级一点，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我们的虚构已经产能过剩了，而非虚构才是一轮初升的太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