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 卖炭翁》说明了唐朝江河日下，由兴盛转走向衰败

唐代白居易《卖炭翁》作于公元806年唐宪宗元和初年，这正是宫市为害最深的时候。他对宫市有十分的了解，对人民又有深切的同情，所以才能写出这首感人至深的《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中国人农耕为重，重农抑商，一般人不会去市场做生意。唐朝前期，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调制度继续实行，这个实行了三百多年的制度起初效果良好，人们生活安定，国家收入稳定。但是，随着人口增加，国家已经没有足够的田地实行均田制，加之土地买卖的限制放松和土地私人拥有制的发展，百姓的永业田还是被豪强和贵族兼并而去，然而租调税仍无法避免，农民的生活无以为继，便四处逃亡，国家收入减少，租庸调制也随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两税法。卖炭翁的故事正是发生在两税法实行之后，可见百姓为了按时交租想尽一切办法，却难以满足政府掠夺的大胃口。

诗所写“黄衣使者白衫儿”专指宦官。唐初，宦官是严禁参与政事的。唐中后期，宦者人数增至千人，大宦官开始干政。唐晚期，人数达三千余名，五品以上占三分之一左右，有的人还取得三品将军的职位。宦官们表面上为皇帝排忧解难，替减轻皇上负担，实际上事事包办，手握政权，借机排挤忠良，集聚权力、掳获钱财，以致后来宦官当道，皇权旁落。

唐朝有“宫市”，是指随着经济发展，市场繁荣，加之宫廷人数增加，皇族生活日益腐化，内廷对市场的需求极为迫切，从前采购体制已不能满足内廷的需要，于是便出现了“宫市”。唐中后期，“宫市”非官非商，不按市场上的正常价格进行选购，而是随意给钱，成为皇帝直接掠夺百姓的残酷方式，用百文钱便可买到价值几千的东西，百姓的东西被强抢以后，还要付给宫廷看门人过路费和运费。百姓们为了生计不得已到“宫市”上去卖东西，却往往是满载而去，空手而归。

“黄衣使者白衫儿”在“宫市”的所作所为就是宦官跋扈贪婪，滥用权力、欺压百姓的具体表现。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卖炭翁是为生计温饱而烧炭卖炭，但他并没有直接去种田织布，而是通过买卖来交换生活必需品。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唐朝的货币制度不发达，大量存在着实物货币。国家实行“钱帛兼行”的货币制度———钱即铜钱，帛则是丝织物的总称，包括锦、绣、绫、罗、绢、絁、绮、缣、紬等，实际上是一种以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多元的货币制度。唐朝铸开元通宝，由于铸币技术低下及政府的有意控制，使得市面上流通的钱币数量稀少，不敷使用。为了满足货币“需求”，唐朝政府将实物如绢帛规定为法定货币，从而演变为“劣币驱逐良币”的过程。然而以实物货币计算价格，将产生持续的通货膨胀和财富缩水。而无法获取钱币的普通民众，只能使用实物货币，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使得富者恒富，贫者恒贫，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正是以这种虽然法定却不值钱的实物货币来掠夺劳动果实的写照。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有人认为，宫使付了钱，和卖炭翁之间仍然是买卖关系，只是价格不公道，这是对买卖关系很大的误解。是否付钱并不重要，是否自愿才最重要。“惜不得”三个字道尽了其中关键。一方不能说“不”的交易其实是一种掠夺，很难称之为真正的交易。而奉了皇命而来的宫使，显然也毫无协商和谈判的念头，不认为有达成自愿契约的必要，只体现出权力单方面赤裸裸的强制。

《卖炭翁》说明了唐朝已经江河日下，由最初的兴盛转而走向衰败。因为一个民生凋敝的国家，又怎能指望它可以长久维持?等待它的，要么是从上至下的改革，要么是百姓揭竿而起，奋起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