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都西安的缺点：被史书隐藏的太深，难怪宋明不在西安建都

西安，位于关中平原，四周都有高山为屏，建都绝佳之地，但周代、汉代、唐代，都曾迁至洛阳。以唐代为例，李世民在洛阳居住两年，李治在洛阳住了11年，李隆基住了10年，武则天直接迁都洛阳，后来4个唐朝皇帝也住了10余年（皇帝迁居洛阳，其实代表国都变化）。唐代之后，宋明更是不在西安建都。

问题在于：既然西安（古城长安）是建都绝佳之地，为何汉唐都曾迁都，宋明更是不在西安建都，背后到底有何真相？原因之一就记录在《食货志》中，只是食货志并非王侯将相历史，没有热血沸腾、阴谋诡计等等，只有活生生的真实生活，反而往往不被重视。

隋唐首都长安，位于号称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介于陕北高原与秦岭山地之间，西起宝鸡峡、东迄潼关港口，东西长约360公里，西窄东宽，总面积不到4万平方公里。

简单计算可知，去掉其他用地，关中耕地面积并不多，因此能养活的人口有限。更为严峻的是，一旦关中发生水旱灾难，导致粮食歉收的话，那么粮食就会更加紧缺。

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唐朝史料记载，天宝年间关中4府41县，人口300万人，关中产出很难养活这么多人。

因为粮食长期不足，故有“长安米贵”的典故，又有“长安居，大不易”的说法。为了缓解长安粮食问题，不是太重要的部门，比如国子监，唐朝时就曾多次放假，让他们回家吃粮，减少长安负担。至于皇帝，则经常迁到洛阳办公，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唐玄宗等都曾因此迁居洛阳，所以他们也被戏称为“逐粮天子”。

由于经常因粮迁居洛阳，皇帝也嫌烦，于是隋文帝一直想要迁都洛阳，隋炀帝在605年正式迁都洛阳。后来武则天的大周迁都洛阳，不单纯是政治原因，还有关中缺粮的客观因素。

看到上文，相信大家都会想，既然关中粮食不足，为何不从其他地方调运呢？的确，隋唐皇帝就是这么办的，新唐书食货志记载的是“故常转漕东南之粟”。

但问题是，天下水系并非天生相连，想要将其他地方水运到长安，必然需要畅通的运河。因此，这里就可以看到隋炀帝的伟大，他开通大运河，真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需要说明的是，古代大规模陆运粮食肯定不靠谱，原因在于消耗太大，最经济最效率的是水运。

为了京城粮食问题，唐朝皇帝伤透了脑筋，在隋炀帝大运河的基础上，不断疏浚大运河、渭河等，改进运输工具、手段，任命能臣干吏等。

最终，到唐玄宗时京城粮食问题才得到初步缓解，但也只是初步缓解，京城粮食依然紧张。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开元初年，河南尹李杰为水陆运使，采取水陆两路的办法，不计代价的运粮，每年向长安运输250万石。

然而，这是在关中风调雨顺的情况下，才能勉强缓解，一旦关中歉收，这种不计代价的运输依然不够。后来，唐玄宗时就曾爆发粮荒，朝廷拿出100万石，以“每升减于时价十文”来平抑京城粮价。

关中缺粮的原因，在于地方狭小，本身人口众多，兼之朝廷所在，又聚集一大批人，因此必然需要外运粮食。问题在于：既然唐朝全力运粮，为何还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隋唐逐粮天子们，他们跑到洛阳办公，说明洛阳并不缺粮，洛阳到长安只有300多公里，且还有水道可以运输，为何不从洛阳大量运输粮食到长安？

其实，事情没那么简单，问题就出在洛阳到长安的运输道路上。隋唐大运河的起点是杭州、终点是涿郡（北京），中心城市是洛阳，西安只是大运河沿黄河向西的延伸，具体可见下图。从洛阳到西安的延伸线，黄河水路非常难走（三门峡段难走），运粮效率极其不高。元朝因为定都北京，为了获取东南粮食，于是修造了京杭大运河，即从淮水直接北上到山东德州，而不是向西转向洛阳。

隋唐时期，通过杨广开通的大运河，将东南粮食源源不断的运抵洛阳，在洛阳聚集了大量粮食。上个世纪，在洛阳考古发现众多巨大的隋唐粮仓，印证了隋唐史书记载。然而，尽管相距不远，但因为水路不畅，粮食很难从洛阳运到长安，而陆路运输消耗过大，于是导致长安经常缺粮。最终，乃至以唐朝的国力，不计成本的运输，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与中国不同，西方历史上却总有“传奇”。据说古希腊是通过跨越地中海的国际贸易解决粮食短缺问题，但以从洛阳到长安运粮的难度来看，古希腊以海外贸易的方式满足200多个邦国的粮食需求很难让人相信（古希腊自身粮食产量极其有限，今天希腊依然如此），比如如何运输存储，如何分发到各国邦国，路上消耗如何？

粮食是国家的基础，沿着粮食这条线去看，很多历史大事件往往会得到更合理的解释。当长安总是面临缺粮问题，且以当时生产力无法彻底解决时，那么长安还是建都佳地吗？显然不可能了，毕竟负担实在太重了。当然，宋明不在长安建都还有其他原因，但总是缺粮无疑是其中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