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丘与少昊陵

本文转自：齐鲁晚报

2024年5月10日星期五

文化

C03

□郭克煜

曲阜的古迹中,最早的有寿丘与少昊陵,这在文献资料中早有记载。晋皇甫谧《帝王世纪》:“黄帝生于寿丘,寿丘在鲁东门之北。”《左传》定公四年,卫国子鱼在谈及周成王封伯禽于鲁时曾说:“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墟。”杜预注:“少昊虚,曲阜也,在鲁城内。”《通鉴外纪》曰:“少昊葬于云阳,又曰云阳氏。”颜师古云:“云阳,山名,在曲阜。”(转引自乾隆版《曲阜县志·图考》),据传,今曲阜城东旧县村北之少昊陵一带,即寿丘与少昊陵所在地。

寿丘与少昊陵虽然是曲阜的两处最早的古迹,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未被世人重视。直至北宋时代,其中之一的寿丘才开始为宋真宗所注意。据《曲阜县志.通编》载:“大中祥符五年(公元1012年)闰十月,改县名曰仙源,徙治于寿丘。”对于此事,《县志》附有注文。文曰:“帝言:轩辕黄帝降于延恩殿,谕群臣曰:朕梦天尊命之曰: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是赵之始祖再降,乃轩辕皇帝。黄帝生寿丘,寿丘在曲阜。乃改曲阜为仙源县,徙治寿丘。”接着《县志》又载:“作景灵宫、太极观于寿丘。”对于此事,《县志》引元周伯琦《重修景灵宫碑文》加以说明:“帝建宫祠轩辕曰圣祖,又建太极宫祠其配曰圣祖母。越四年而宫成。总千三百二十楹。其崇宏壮丽无比。琢玉为像,龛于中殿,以表尊严。岁时朝献,如太庙仪。命学老氏者侍祠,而以大臣领之。”可见,由于宋真宗崇尚道教,假托黄帝为其始祖,而改曲阜县为仙源县,徙治寿丘,且于寿丘建景灵宫、太极观。

景灵宫建成后,至宋仁宗天圣年间受灾被毁。为时不久便又重新修整,惟其规模小了三分之一。元人杨奂在其所著《东游记》中曾说:“读碑记,始知草创于祥符,润饰于政和。”政和为宋徽宗年号,直至北宋末年,仍在对景灵宫进行修建。相传所谓“万人愁”无字碑即宋徽宗时所建制,值金人入侵,未得立。故明人李东阳《谒少昊陵诗》中有“丰碑不书字,遗恨宣和年”的句子。元代,曾于1250年和1347年两次重修。关于后一次修建情况,周伯琦文中已有详细记载。

寿丘与少昊陵的情况,杨奂《东游记》中亦有所载:“由曲阜西复东北行十里,入景灵废宫观。寿陵,陵避讳而改也。东北至亵丘,少昊葬所。寿陵,于宋时叠石而饰之也。前有白石像,为火爆裂。坛之石栏,穷工极巧,殆神鬼所刻也。”杨奂此记,对了解当年寿丘与少昊陵的情况,十分重要。

杨奂,元乾州奉天人,耶律楚材荐为河南廉访使,在官十年,请老。卒谥文宪,著有《还山遗稿》。他于元宪宗二年(1252年)来曲阜游览,《东游记》即写于此时。元最后一次修景灵宫是在公元1347年,故杨奂所见仍为废墟。当年的曲阜县治所在今旧县村,由曲阜西往,故复北行十里。其上文所记乃颜庙情况,因由颜庙前往,故云东北行十里。

杨氏称:“寿陵,陵避讳而改也。”知寿陵原名寿丘。改丘为陵,乃是避孔子讳之故。“寿陵于宋时叠石饰之”,知宋时以石而饰的是寿丘,不是少昊陵。《曲阜县志》谓“少昊陵宋时叠石为之,是错误的。”又,“前有白石像,为火爆裂。”此白石像为轩辕黄帝之像,周伯琦文中亦曾言及。而杨奂所见,则置于寿丘之前,这是由于石像被迁的缘故。今所谓“少昊陵”上建一小庙,内置一石像,当亦为原来石像。并非少昊石像。

对于少昊陵的情况,杨奂文中亦曾提及,他说:“东北至亵丘,少昊葬所。”这里所说的东北,系指寿丘东北,即今所谓万石山的东北。因杨奂此言,是接在叙述寿丘之后而说的。按亵有轻慢不庄重义,既为亵丘,当无任何修饰,直至今日,万石山北,尚有一土丘,曲阜当地人称之为云阳山,此即少昊葬所。

综上所述,在宋、元人的记载中,寿丘在南,少昊陵在北。寿丘,宋时叠石饰之,少昊陵始终为一亵丘。所雕石像,乃黄帝之像,并非少昊像。寿丘与少昊陵记载分明,毫无含混之处。

但是,到了明代,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据《曲阜县志通编》:“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定祀少昊陵于县,遣使修葺祭告。”对于此事,《县志》亦附有注文。文曰:“初遣使访先代陵寝,命行省各县具图以进。县进少昊陵图。帝令各制衮冕,函香币、亲制祝文、祭物、银二十四两,令修葺陵寝。陵置碑,刊祭期及牲帛之数。祭以春秋二仲月上旬。卜月行礼,牲用太牢。设陵户二人守视。有司禁樵采,岁时修理。又:每三年,出祝文、香帛、传制,遣太常乐舞生齐来,命有司致祭。”

由此资料得知,把寿丘变成少昊陵,正是在洪武年间。当时明政府命名各县具先代陵寝图以进时,曲阜县即绘少昊陵图以进。在此,值得注意之点是,曲阜县所具之图,乃宋时叠石以饰的寿丘图,而不是当时被杨奂称为亵丘的土丘图。从此以后,寿丘便变成了少昊陵,直至今日,仍然如此。他们只是把寿丘说成是少昊陵而已。他们之所以敢于指鹿为马,原因在于世人相传之寿丘与少昊陵均位于此地,如果不经过宋、元人在此地修景灵宫、太极观,雕黄帝玉像,叠石饰寿丘,且载之于文献、刻之于碑碣,又有谁能辨清,哪一个土丘是寿丘,哪一个土丘是少昊陵呢?但宋、元人既在此处已有那么多的活动,便已成为客观实在,成为历史,谁也无法把它抹煞掉。

当年,曲阜的当事者们既然做出了如此荒唐的事情,对于皇帝来说,自然是犯了欺君之罪。怎么办呢?只有在消灭证据上大作文章。后来,人们又有意无意中对有关的记载和文物加以改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篡改元人关于寿丘与少昊陵的记载。在此,只举一例。元人杨奂《东游记》中所记寿丘与少昊陵的情况应当说比较确切。但各书所载杨奂此文,只有一种未经篡改。据个人所知,著录杨奂此文的计有下列各书:明版《阙里志》两处；康熙版《阙里文献考·艺文》、乾隆版《曲阜县志·通编》、四库全书本《山东通志》、适园丛书本《还山遗稿》。其中只有《阙里志》卷十八《历代碑记》改动较少。如《阙里志》卷十八所载此文,“东北至亵丘,少昊葬所”。“而卷二十一杨文则改为“东北少昊葬所”。由于删去“至亵丘”三字,少昊葬所的位置及情况便被弄混乱了。因为此言是接着对寿陵的叙述之后写的,这里的“东北”是指寿陵东北。另外,当时少昊葬所乃一亵丘,如改为东北少昊葬所,少昊葬所的情况就不清楚了。又如《阙里志》卷十八杨文:“寿陵,于宋时叠石饰之。”十分明确,宋时叠石而饰的是寿陵,亦即寿丘,而非少昊陵,但在二十一卷的杨文中却删去“寿陵”二字,并把“宋时叠石饰之"接写于“东北少昊葬所”之下,这样一来,宋时叠石饰之的寿丘,便变成少昊陵了。

另外,《阙里志》卷十八杨文中,“前有白石像”是接在对寿陵的叙述后写的,十分明确,白石像是位于寿陵之前。而卷二十一杨文却写在“东北少昊葬所,于宋时叠石饰之”之下。经过这一改动,黄帝石像就成为少昊石像了。从这里看出,《阙里志》卷十八所载杨奂《东游记》尚保存杨文原貌,而卷二十一所载此文则作了关键性篡改。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可能是卷十八杨文是抄自碑记,抄者未加思考,照抄原文；而卷二十一则抄自篡改过的本文。又因《阙里志》成于众手,各不相谋,故而出现这一情况。其它各本,均与《阙里志》卷二十一所载杨文相同,均为经过篡改后的杨文。

其二、消毁与寿丘有关的诸文物古迹。据《曲阜县志·通编》载:乾隆十二年六月,曲阜县奉到皇帝定于来年三月至曲阜朝圣上谕。接着,《县志》在十三年下又载:“毁无字碑及元人《重修景灵宫碑》”。无字碑即“万人愁碑”,原为景灵宫而置,共有四块大碑。而《重修景灵宫碑》则详载了景灵宫的来历、历代修建规模及此次修建经过。很显然,二者均与寿丘有关,一旦被皇帝发觉,他们便会遭到祸患。而乾隆皇帝又是惯于打听奇闻异说的人,因而曲阜当事者也不得不谨慎从事。

其三、改写对少昊陵的解说。乾隆版《曲阜县志》卷四《图考》载有“少昊陵图考”一篇,文中首先介绍少昊陵的来历；其次介绍少昊陵的规模。对少昊陵墓的介绍是:“今按帝陵在旧县城东北里许,博八丈九尺,高二丈,宝顶方二丈一尺,宋时叠石饰之,上有石室供石像。”试看,这样的介绍,不正是宋元人对寿丘的介绍吗?看了这些,宋元时的寿丘便变成少昊陵了。

其四、扩建增没与少昊陵有关诸设施。《曲阜县志》载:“乾隆三年,知县孔毓据于陵前,建宫门三间、享殿五间,东西配殿各三间。门外建石坊曰少昊陵。筑土垣,四周长二百丈有奇。”乾隆十二年,知县孔传松把土垣改为砖垣,种桧树、柏树等。乾隆三十五年,重修少昊陵,殿中恭修神龛,御笔亲题“少昊金天氏神位。”后来,人们来曲阜观光游历,也认此为少昊陵,拜谒诗碑也越来越多。

由于明清两代对寿丘与少昊陵做了这么多的手脚,致使宋、元时代的寿丘变成了少昊陵。当年有关寿丘的古迹,一点也见不到了,甚至连传说中寿丘的位置也难以实指其处。但事实上,毫无疑问,明清人对于寿丘为少昊陵的作法是对历史的歪曲。我们应实事求是,还历史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