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准噶尔汗国投诚后受优待，为何还要逃亡？

准噶尔汗国投诚人口供作为清廷获知准噶尔汗国情报的途径之一，是研究清准关系时不可或缺的史料之一。如何收留、安置准噶尔汗国投诚人作为清朝“怀柔远人”的手段，其政策本身亦值得关注。

目前学界相关研究成果集中于准噶尔贵族的服叛及其在请准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就零散来投准噶尔平民的研究，由于史料不足的缘故，以这一群体为研究对象的专题论文还未出现。据《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记载，乾隆八年将吉林乌拉所属宁古塔、珲春、三姓等地设为了准噶尔携眷投诚人安置场所，三个地区的大部分清代档案都保存至今，为研究安置于此处的准噶尔汗国投诚人群体提供了契机。

一、安置吉林乌拉

(一)安置政策

清准自建立关系以来，清廷为“欲得其信息”，开出丰厚的安置待遇，不断收留、安置准噶尔汗国投诚人员。至乾隆时期已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准噶尔汗国投诚人安置方案，此项方案草创于康熙时期，形成于雍正时期，乾隆时期愈加完备。

雍正时期，准噶尔汗国正值策妄阿拉布坦及噶尔丹策零执政时期。此时为准噶尔汗国的全盛时期，国内部局势较为稳定，对属民的管理较为严格，因此投诚人规模较此前大为减少，且投诚人身份大多为准噶尔平民。安置地点的选择上，清廷以“先前以自准噶尔抓来及独自投诚人可疑”，将准噶尔汗国投诚人分为携眷投诚者及单身投诚者，予以分开安置。携眷投诚人照例发往察哈尔八旗安置。单身投诚人起初发往京城安置。

乾隆四年（1739年），清准制定边界协议后，双方基本上划清了势力范围，从而保证了多年的和平往来。清准关系改善之前，除投诚人员外，战争后产生的战俘亦为清廷探知准噶尔情报的途径之一。双方关系的改善不仅意味着清廷难以通过战俘口供获知情报，且互通使节的情况下，是否继续收容准噶尔汗国投诚人也是当时面临的问题之一。

(二)安置过程

据礼部左侍郎杭奕禄奏折记载“十二月二十三日，樊廷之军同贼匪鏖战时，所杀贼匪众多，我军为贼匪截去、交战时阵亡之人亦将近一千人，威远炮、子母炮被夺去二十余”“军营之马、驼、骡、羊被盗十分之八”。此后清准双方进入战争状态，直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开始议和。战争爆发后，需要安置的人员除投诚人外，还包括抓来的准噶尔人。对此马尔赛建议将抓来的准噶尔人及一部分投诚人安置于盛京、吉林乌拉，目的是为避免将其与大批投诚者混淆安置，以致作乱或出逃。

据后续档案来看，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确实将一部分准噶尔汗国投诚人安置于盛京及吉林乌拉。安置盛京的是“巴颜、克希克等十五口”，安置吉林乌拉的是“达尔扎等三厄鲁特”，以上人员皆系准噶尔汗国投诚人，而非“抓来的厄鲁特”。这一安置地点的变化，是根据当时清准战争局势的变化而做出调整的，具有一定的偶然性。雍正十三年（1735年）后，准噶尔单身投诚者改发天津、青州、京口、江宁、杭州等八旗驻防之地。乾隆六年（1741年），准噶尔携眷投诚人亦改发上述地区。

安置程序上，乾隆时期仍循雍正先例，先将准噶尔汗国投诚人自军营送往京城。自京城至西北的驿路分西、北两线。西线者自京城皇华驿出发,西南而行,经过直隶、山西、陕西、甘肃等省的省会到达嘉峪关，随后进入哈密地区。北线者由京城出发向西北出张家口，经过内蒙古，通过喀尔喀蒙古地区到达乌里雅苏台。安置路线的选择上，准噶尔人投诚至西路军营，则以西线送往京城，若投诚至北路军营，则以北线送往京城。

二、生活环境的改变

(一)游牧转向农耕

档案中并未直接指明准噶尔汗国投诚人之前的生活方式，但清廷指定的安置场所内除察哈尔属于牧区之外，其余场所皆为农耕地区，而且清廷赐予准噶尔汗国投诚人赏银内，一项为购置六丁之田银一百六十八两，因此投诚之后，清廷是要求此等定居并依靠耕田为生的。从安置于吉林乌拉的准噶尔汗国投诚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可以了解农耕地区的准噶尔汗国投诚人如何从原先游牧生活转为农耕生活这一问题。

雍正九年决定将一部分准噶尔汗国投诚人安置盛京、吉林乌拉的档案记载“盛京、乌拉亦有行猎之处，将此等迁于盛京、乌拉，交付将军，附于旗佐…至盛京、乌拉后，动用生息银利息，可计算此等住房、生活之处进行安置。”，结合赏银名目考虑，清廷为其设计的生活方式或为：在充当额外披甲领取钱粮的同时定居并采取耕田与狩猎相结合的生活方式。

安置吉林乌拉后，准噶尔汗国投诚人人数不断增多。对此顾松洁利用《珲春副都统衙门档》中户口册，指出珲春地区准噶尔人数目分别为：乾隆四十六年（缺正白旗准噶尔人）：25人；道光二十八年：137人；同治九年：164人；同治十二年：162人；光绪二十六年：248人。从户口册内容来看，随着准噶尔汗国投诚人的繁衍生息，越来越多的准噶尔汗国投诚人失去了披甲的身份，成为了闲散。因此笔者认为准噶尔汗国投诚人自原先的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变或是随着失去披甲身份这一背景下逐步进行的。

(二)生活状况

了解准噶尔汗国投诚人安置初期的生活状况，可从其赏银的消耗入手。安置待遇中的赏银并非直接发与投诚人员。就当时的珲春地区而言，由珲春协领总管当地诸务，受制于宁古塔副都统衙门，因此准噶尔汗国投诚人的赏银起初亦收贮于宁古塔副都统衙门。

安置人员如有使用赏银之处，可将银两用途上报当地佐领，佐领上报珲春协领衙门后，再由珲春协领衙门呈文宁古塔副都统衙门，遣人领取。因此部分此类呈文得以保存，为了解当时准噶尔汗国投诚人生活状况提供了契机。

准噶尔汗国投诚人可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支配赏银。表格中仅鄂勒波克、托克托夫妇的户产数目较为完整。单从其拥有的田地数目来看，乾隆五十五年珲春旗人每户平均拥有23田地，拥有50垧田地的鄂勒波克、托克托夫妇较吉林乌拉其余旗人更为富有。从其所置户产来看，拥有如此数目的户产并有固定钱粮收入的准噶尔汗国投诚人似乎已经达到了“投诚清朝，享乐生活”的目的。

此外满文档案中亦亦记录了准噶尔汗国投诚人将剩余银两进行放贷于佐领处，以此获利的情况。此项措施始于鄂勒锥遗孀察干库本、甘济之母车棱宝玛等。从放贷人的身份来看，清廷起初准许此项举措的目的为救济孤寡准噶尔汗国投诚人。乾隆十二年五月十六日，珲春协领巴克希纳又请求将将特古斯遗孀多勒莫赏银进行贷放。

(三)婚配

准噶尔汗国投诚人系蒙古人，与当地众人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方面俱存在差异。但表格中仅巴图蒙克所娶之妻门都贝勒为准噶尔汗国投诚人，那克珠尔、哈喇巴图尔、多尔济之妻皆为当地披甲之女，应系满人，内勒库妻为官庄额丁之女，从其姓名判断应系汉人，杜拜妻为蒙古奴隶之女，巴克什妻为奴隶遗孀。这表明至乾隆二十年，大部分无妻准噶尔汗国投诚人已尝试通过婚娶的方式融入当地社会。

三、投诚人逃亡事件

(一)出逃原因

准噶尔人投诚人被安置到清朝指定的安置场所后，时有出现出逃的情况，笔者通过分析实际出逃案例，将其出逃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欲逃回准噶尔汗国。这一出逃原因大多出现于前来认亲的准噶尔汗国投诚人。这部分人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经准噶尔掳去后又脱回之人。

二、其主已投诚到清朝之人。据清朝在安置这部分人时采取了让其骨肉团聚的原则，录完口供之后让其回归原籍或发还旧主。因一部分安置场所离准噶尔汗国较近，所以存在准噶尔汗国投诚人再次逃回准噶尔汗国的情况。如乾隆十一年，准噶尔乌梁海冺达逊一户为骨肉团聚投诚清廷。

因水土不服而出现北逃的情况。这一情况主要出现于安置内地的准噶尔汗国投诚人。论述清廷的准噶尔汗国投诚人安置政策时已论及雍正、乾隆时期，将单身投诚者及一部分携眷投诚者安置到了京口、天津、杭州、青州、江宁等地。这些地区的气候与准噶尔汗国大不相同，因此安置于内地的准噶尔汗国投诚人时有出现水土不服，甚至感染天花亡故的情况。这也是安置于内地的准噶尔汗国投诚人出现逃亡的主要原因。实际案例为乾隆十五年安置于京口的准噶尔汗国投诚人沙喇扣与色坡尔出逃。

触犯律例后选择畏罪潜逃。这一情况在档案中笔者仅发现一例，为乾隆十五年，安置三姓地方的准噶尔汗国投诚人多尔济的出逃案件。这件案件的起因为准噶尔汗国投诚人多尔济喝醉后殴伤家奴刘悌，当地衙门介入后，多尔济惧怕刘全伤重亡故后加罪于他，故选择了畏罪潜逃。从其口供及出逃路线来看，无逃回准噶尔汗国之意。

(二)抓捕判决

乾隆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早晨，三姓副都统得知多尔济畏罪出逃后，采取了如下做法：立刻派出佐领格尔休严加搜捕，此外将多尔济出逃的情况上报将军衙门，请求将军衙门将此事上奏。

乾隆时期就准噶尔汗国投诚人出逃后的判决标准为：无论是否怀有逃回之意，途中是否行凶，抓获后立即发还安置地，审明出逃情由后，召集彼处安置人员，将其正法示众。其赏银除酌量赏给抓捕出力之人外当地衙门可折价出售后作充公处理。

这种惩处措施在判决类似多尔济出逃案的案件时存在明显重判的情况。但正如松阿哩所言“此等投诚厄鲁特若不作为模范，从重治罪，投诚厄鲁特等实不知恐惧”，清廷选择采取召集当地其余投诚人员，将其当众正法的目的在于恐吓其余准噶尔汗国投诚人员。

结语：

准噶尔汗国投诚人安置场所中，因察哈尔地区的气候、生活方式与准噶尔汗国相仿，最适宜安置准噶尔汗国投诚人。吉林乌拉虽气候凉爽，但属于农耕地区，故安置于此的准噶尔汗国投诚人需面临生活方式的转变。

而安置于内地的准噶尔汗国投诚人除面临生活方式的转变之外，还面临着水土不服以及天花病的侵扰等诸多问题。从满文档案来看准噶尔汗国投诚人政策呈现出不断完善的趋势。安置待遇上，自康熙朝至乾隆朝有逐渐降低的趋势，但拥有赏银，且有固定钱粮收入的投诚人员较当地旗人，仍更为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