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尔扈特部东归之后怎么样了

土尔扈特的东归，在现代的大部分历史学家眼中，都是悲壮而富有正面意义的事件，是“中华向心力”的有力注脚。而在清朝，学者们的看法则大不相同。在魏源眼中，土尔扈特东归是因为舍楞“盛言伊犁空虚可据状..渥巴锡惑其言，..伊犁将军舒赫德严兵备边，遣人迎诘之。渥巴锡与众台吉等计议数日，始以慕化归附为辞”

现代史家要迎合民族团结的国策，必定要找出历史上的例证，悲壮的东归故事自然是最佳选择。而清代学者则是对与清朝争斗百年的准噶尔汗国印象过于深刻，以至于连同宗同源的土尔扈特人也充满不信任。他们说得都有道理，但却忽视了当事人，也就是渥巴锡为首的土尔扈特人和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乾隆皇帝说是渥巴锡是在听说准噶尔汗国崩溃后，冒着俄罗斯的围追堵截，用全部族17万人的生命来做抢夺已经被清朝占领的伊犁地区的赌博，就太小看了渥巴锡的智慧。准噶尔是土尔扈特的宿敌，并且一直处于上风，一百多年来在中亚驰骋纵横，但最终被清朝军队荡平，以至于连人口都被屠杀殆尽。

俄罗斯帝国是惹不起躲得起的强者，乾隆时期的清朝难道就是任人宰割的弱邦?把自己置于一个强敌的尾追之下，去进攻另一个强敌，只能是神经错乱的表现。但若说渥巴锡和土尔扈特人把自己看作“中华大家庭”的一员，不远万里来投入祖国母亲的怀抱，却又是拿着现代政治理念来意淫前人的笑话。清朝作为以征服立国的帝国，无论对于汉人还是蒙古人来说，都是征服者，对于臣服者不会吝啬怀柔之赏，而对于敢于反抗的，也从来是兵威相加，犁庭扫穴。土尔扈特人虽然与清朝一直有贡使往来，关系较为亲密，但把清朝看作是“祖国母亲”，如现在的海外游子一样充满着亲情，决不是当时土尔扈特人所能达到的“觉悟”。渥巴锡率众东归，他所希望的，是回到祖先的土地上求得一个独立藩属的地位，这样不仅维系了部族的生存，也可延续汗国的国祚。

清朝皇帝从顺治开始，便积极的对外进行扩张，对于未归顺于己的蒙古汗国都采取恩威并施的方针，并在其中折冲樽俎，拉一派打一派。到乾隆中期，周边的蒙古汗国，漠北喀尔喀、青藏和硕特、新疆准噶尔相继灭亡。而对于已经得到的疆土，清朝皇帝无论哪一个都不允许再出现独立的国家，即使是愿为臣属也不允许。和硕特汗国灭亡后，和硕特诸部台吉协助清军驱逐了占领西藏的准噶尔军，原本是获得了康熙皇帝事成之后帮其复国的许诺。然而，在西藏落入清朝掌握后，曾经许诺便全部作废，从而激起了罗卜藏丹津的反清起义。准噶尔汗国的崩溃是在阿穆尔撒纳为清兵带路之下完成的，可当阿穆尔撒纳希望自己继续作准噶尔汗的时候，清朝却予以拒绝，使得阿穆尔撒纳再次反清。因此，吐尔扈特人的东归，对于清朝来说，决不会从一开始就毫无疑虑，悉心接纳。在1771年1月渥巴锡率领土尔扈特人从伏尔加河启程之后，4月间，乾隆皇帝便得知了情报，并召集廷议。朝臣们争论不休，难有结果，乾隆皇帝派参赞大臣舒赫德往伊犁。

乾隆皇帝可没有被“万众归心”的喜悦冲昏头脑，大清帝国的根本方针是绝不会变的。皇帝的谕旨言之凿凿：“指地安置伊等时，务以间隔而居之。我之将军、大臣等驻于其间，致使伊等断然不能互通音讯为善。其中之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三人，更不得居于一处”。渥巴锡的希望完全落空，他向皇帝表示，自己仍然是土尔扈特的汗，不应该将部众拆分，但根本得不到回应。他不是罗卜藏丹津，也不是阿穆尔撒纳。

否则，准噶尔人就是前车之鉴。亡国，总比灭种要好。渥巴锡选择了忍耐。由和鄂尔勒克率众西迁所建立的土尔扈特汗国，就在东迁之后，在盛世庆典的礼乐当中，无声的倾塌了。在承德与皇帝盘桓了半个月之后，渥巴锡回到部众当中，带着他们按照谕旨的安排迁往新的牧地。但是，移居之后的日子并没有马上好转，清廷出于“倘使伊等只从事繁衍牲只并行狩猎，则其力未免逐渐强大，一旦强大，绝非好事”的考虑，打算让土尔扈特人转为务农。

世代游牧的人们仓促之间根本无法掌握农耕技术，结果粮食歉收，部众饥馑。同时，一场瘟疫也不期而至，几个月之间，便死亡3390余人，渥巴锡的母亲、妻子和两个儿子相继死去。为了部众，渥巴锡再次向清廷请求移居，几经磋商，终于获准在1774年移居裕勒都斯草原，并恢复游牧。土尔扈特人的安乐日子终于到来，渥巴锡的使命似乎也完成了。1775年1月9日，年仅33岁的渥巴锡去世，临终前向子孙留下遗言：“尔等只有严加约束村俗，安分度日，勤奋耕田，繁衍牲畜，事端，致盼致祷”。清廷派人吊唁，并让其子策凌纳木札勒承袭“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