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杰和他的《敬简堂学治杂录》

本文转自：德州日报

□杨福国

1936年续修的《陵县续志》的上限起于光绪元年（1875），下限讫于1936年。其中第四卷《官师传》共收录“官师”人物7位。这7位都是60年间在陵县为官有政绩的人物，其中之一就是戴杰。

一

戴杰，字树人，江苏省丹徒县（今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戴杰“由监生报捐以知县候补”，于清同治九年（1870）六月至光绪元年（1875），任陵县知县。在任期间，戴杰“精于吏治，措置有方”。他治陵近六年，“施政有序达政体也，而勤劳耐苦，孜孜不已”，深得陵县百姓钦敬。他离任之时，“恶役均有喜色，百姓多有泣下者”。

戴杰初到任时，县内有四大寇贼借兵燹孳生成危害百姓的恶势力。戴杰亲率保甲秘密行动，将他们逮捕依法惩处，稳定了当时的社会秩序。

当时清政府每年向百姓征收漕米税赋，由于贪官污吏上下勾结搜刮民膏，压榨百姓，更加重了百姓负担，历任县令对此大多置若罔闻，百姓苦不堪言又无处申诉。戴杰了解情况后制定规程，严肃征收纪律，对侵害百姓的蠹吏恶役严惩不贷，对恶霸刁民绝不手软，很快漕税征敛过程中的种种弊端得到遏制，百姓负担大为减轻。因此，不仅理顺了漕税征缴工作，清欠工作也迅速走到全省前列。

戴杰到陵县上任不到一年，见“民生既遂”，紧接着就着手振兴百业。当时因连年战乱，教化废弛，戴杰认为“靖地方莫重于培人才，培人才莫亟于修学校，而书院者尤为学校人才之先务”，到任的第二年就着手增修三泉书院。他“厘定规条，选择司事，延聘山长，捐廉嘉奖生童，追缴租户欠项”。用筹集的资金花了两年时间把三泉书院整修一新，增建了考棚，添置了桌凳，扩大了书院规模。接着，他又清丈书院田地，清缴租户欠租，为书院正常运转提供保障。与此同时，戴杰为弘扬颜真卿的“忠义”精神，还将与书院一墙之隔年久失修的颜鲁公祠修葺一新。

学宫即是官办学校也是祭祀孔子的地方。戴杰深知重教尊儒的重要性，到任后即到学宫视察。他发现陵县学宫内大成殿墙皮剥落，两庑墙体倾圮，荒草漫径，遂生修缮之念。戴杰择机召集本县绅士名流，自己捐俸为倡，募集资金，到同治十年（1871）岁末，募得3050两银子。翌年开春开工重修，历时7个月，“宫墙以内，废者兴之，坠者举之，百堵皆作，轮奂一新，复增建文笔峰，重新魁星阁”。

宾兴是清代地方社会捐资襄助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公益组织及专项经费。当时多数州县都有宾兴，唯独陵县没有。戴杰看到陵县近些年参加乡试会试的人数寥寥，认为其中原因之一是陵县经济落后，贫寒士子无力承担考试资费。为鼓励陵县士子参加科举考试，戴杰着手筹措宾兴经费。他带头捐出廉银100两，又鼓励本县士绅踊跃捐赠，捐得456两银子，他又续捐银两，凑足合制钱一千串，于光绪元年四月初一发商生息，作为宾兴经费。

戴杰在陵县任县令近六年里，还于同治十一年七月重建火神庙，于同治十二年春重修鸦虎寨义学，于同治十二年七月开工重修城隍庙，于同治十三年，创建赵王寺义学，重建普济堂，增补县志等，可谓政绩卓著，不再详述。

二

戴杰在陵县任上不仅善于治理，而且善于把治理经验记录下来，整理成书册刊行——这一点是笔者无意中发现的。《陵县续志》里戴杰的传记只概述了他的政绩，没提到过他有著作传世。在网上搜戴杰词条时，却有著作《敬简堂学治杂录》随之出现，于是笔者认真浏览了相关内容。

《敬简堂学治杂录》约42000字，分为4卷。以那时的刊印技术看，也是一本不薄的书了。这本书收录的内容，从文体形式上看，属于公文，包括论、说、记、序、跋、禀、示、规约、章程等。从文章内容上看，则是戴杰治陵期间，处理政务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社会治安、经济建设、民生教育等的做法和规划。

书名中“学治”无疑是谦虚之言，就是学习治理之意，其实可以看作治理经验。“敬简堂”三字则颇有来历。戴杰在自序中说他很佩服《论语·雍也》中冉子的话“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认为治理百姓最切合实际的做法就蕴含在这句话中。乾隆五十四年（1789）到陵县任县令的汪本庄恰好在县署大堂匾额上题有“敬简”二字，戴杰认为这位80多年前的前任竟跟自己想到一块儿去了，心有戚戚，也就顺理成章把自己理政施令的大堂叫作“敬简堂”了。

敬，做事严肃认真，不苟且；简，以简约的办法处理繁复的事务。戴杰在任六年一直秉持这个原则，行所当行，措置得法。

戴杰本来无意印行《敬简堂学治录》，他从陵县离任后到济南府候任新职。这期间因为他治陵成效卓著，“凡宰是邑与夫出宰之讲求吏治者，往往过余，问向所以治陵之政”。那些做县令和做外放地方官追求善政的人，常常去找戴杰请教以前治陵的方法。戴杰被问得无暇以对，只好拿出《敬简堂学治杂录》敷衍塞责。没想到人们看了之后，纷纷称赞，广泛传阅。

三

戴杰在陵县任上时，从没想到过把这些“公牍”刊印出来。就是现在的《敬简堂学治杂录》辑录成书，也是有些偶然。当初戴杰在陵县任上，一个叫顾怀壬（号象三，江苏江都人，戴杰的同乡）的举人在县署帮忙时，“尝取公牍私议，择而录之，积久成秩”，后来又重抄录一遍就成了《敬简堂学治杂录》，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了。戴杰顺应那些问“向所以治陵之政”者的要求，也就刊印了。

令人称奇的是，《敬简堂学治杂录》的序和跋超乎寻常多。笔者梳理一下，算上自序共有6篇序文，跋更是有11篇之多。这些序跋作于不同年份（其中两篇未署日期），其中最早的作于光绪七年（1881），最晚的作于光绪十六年（1890）。可以推断出，《敬简堂学治杂录》大概最早刊印于光绪七年（1881），即戴杰离开陵县的第六年，最后一次刊印于光绪十六年（1890）。在长达10年里，不同年份的跋不断加进去，可以想见这本书不知刊印了多少次，也可见人们对这本书的喜欢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