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姥爷当“掌柜”的岁月

文｜郭牧原

那一年，面对半生心血换来的一船死鸭死鹅，我老姥爷想起自己当“掌柜”的岁月。那时他刚把第八批货从日军的海上盲区偷运到大连，再运给窝在宪兵队旁芦苇荡里浑身爬满了水蛭的游击队员。老姥爷习惯了不再感叹时事，虽然偷运八批货赔的钱让他后半生当“掌柜”的愿望成为了泡影，但按我奶奶的话说，他“鼻孔也没张一张”。每当老姥姥瞅着他衣服上破起的线头，劝他为了家里六个孩子多留二两米的时候，他说“花钱打日本兵”。

他经历了真正动荡混沌的岁月。1901年，在整个威海卫都被鸦片烟充满了的时候，老姥爷出生在海岬子边的潘家村。那时候东北的富庶已初步显现，正是闯关东的潮头上，于是老姥爷一出生，他爹就带着他和他哥去投奔在大连当“洋行掌柜”的“他二叔”。那也是个一穷二白的年代，比起抗战结束全家啃锅底糊拉填肚子过犹不及；但老姥爷的爹觉得有了“他二叔”，自己就能成船地往潘家村拉金银，拉回去了再在村中间盖三间瓦屋。“各位乡亲们看看，我上了趟大连就盖起来瓦垒子了”，然后在村头晒太阳。所以我老姥爷从小怀有远大抱负：要当“掌柜的”，二叔要是不当了，我当。

他跟着二叔学管洋行。他非要当掌柜的。他为了这个整夜整夜地不睡觉，爬起来点着小油灯扒拉算盘记账，跟着二叔去盘账时也总比别人多记多学；他比初到时用功数倍，这是自从他发现二叔对父亲不那么瞧得上眼后显现出来的。他在行上忙前忙后，经理们胡子一翘他就知道该端水还是该打点，经理们皱纹一弯他就知道该让哪个伙计领赏钱。他很快成了个人见人爱的小伙子，在奶奶的描述里，他勤勉刻苦，全行的人都尊他一声“少掌柜的”，哪怕掌柜的还没指定要他接任；他甚至亲自主持开了粮栈，和出海的工人一起拉粮，就这样在雾霭迷蒙的清晨、墨夜似漆的子时的海上，一步步建立了自己的威望。

“本月出航二十五次，输粮八千四百四十石。”日记里这么写。

他好像遗传了他爹对贫穷的恐惧和对富贵的渴望，只是他更明白，如果不奋斗，那么三间瓦垒子永远盖不起来，所以他凭着聪明老练以及出航之夜手心被纤绳勒出紫血的疤，一寸一寸地抬高了在二叔心里的位置，让那些同样年轻却远不如他努力的竞争者服气了。当他每次走进洋行库房眨着一双饕餮者的眼睛时，他绝不会想到自己1934年后会那么决绝地把手里的钱“甩出去”，搭上半生的积蓄和始终追寻的财富，换来一车车的大米和德国造盒子枪，再运到芦苇荡。

那是为了什么？

奶奶说：“这是我佩服我父亲的地方。现在没人记得他，可他当年拼了老命也要把日军赶出去。他说要‘赶他们去八道沟子喂鱼’。”

奶奶出生的时候，邹家的鼎盛时期已经过了，后来更是每况愈下。她给我讲她印象最深的抗战胜利后，那时全家里没有一点儿钱了，‘你老姥爷他每天天不亮出去，在外面待一天，晚上能带回来几个饽饽，后来他带玉米饼子，再后来带玉米叶子，后来他就不出去啦，就和我这么干坐着，眼皮都没劲儿抬啦……他跟我说他困了，但他不能睡，不能让我饿肚子。’奶奶说有次老姥姥瞥见锅里一个月之前的糊底拉，高兴得“一杵杆子”，就用铁锨刮锅底分给孩们子吃---她知道锅勺是刮不下来的。

奶奶口中的邹家和我印象里的大宅门大相径庭。这种落差感来源于一张1931年“9.18”前夕的照片，那时经过了几年的经营，洋行几乎垄断了全大连的生意，账本上一天流水的钱是老百姓三辈子做牛做马也赚不来的，七家分店上旗子扑拉扑拉迎风飘着，看上去有春天的味道，店的门把手湿热湿热的，让人联想到兴隆的生意和滚滚的财源。在照片上，老姥爷穿着有银丝的长袍，在太师椅上凝视着眼前的镜头，目光中充满了得意和洒脱，看吧，我的财富是我一个人奋斗了半辈子用汗和血赚来的，这金鼻烟壶，这檀香太师椅，这周围的人对我的尊敬，我邹仁杰从潘家村的穷村走到了今天；而已经出生的三个孩子手里的精巧洋玩意儿、老姥姥耳朵上、头发上叫不出名来的闪闪发光的奇异首饰，决不会让人联想到抗战胜利后四处借钱做小买卖度日、一度快要饿死的邹家。

在全家揭不开锅的时候，老姥爷用东拼西凑来的钱买了一群鸭和一群鹅，搭着老乡回威海卫的船，带着老姥姥和六个孩子，回了潘家村。他本指望这些在大连永远贩不出去的家禽救全家的性命。奶奶说，出海第三天夜里，潘家村星星点点的灯火在船上已能够看得见时，一场暴雨倾盆而下，“就跟天漏了底儿一样”。老乡和老姥爷拼了命才把水舀出船去，可那一船的鸭鹅，却死在了他们即将到达潘家村的黎明。奶奶没有讲他的表现，我也不敢想象---那种看着希望在即却又破灭的无奈和巨大的痛楚，令一个旁观者都瑟瑟发抖。他终究一病不起，在次年三月一个春潮涨涌的早晨，离开了这个世界。

老姥姥哭了，这是自她嫁到邹家来从未有过的。1925年，老姥爷接任“掌柜”的前一年，他已是洋行实际的管理者，在他的经营下洋行正以从未有过的精锐之势从一个小地方的商号发展为名号响遍整个大连的大商号，在丝帛、粮食、茶叶等行都有数不清的买卖。就在这时，老姥姥嫁到邹家来。我能想象当时雄姿英发的老姥爷，我能想象那成批赶来道贺的在大连有头有脸的名士雅客，“邹少掌柜的，向您道喜呐，人生得意年少有为啊”，说着递上写满了名贵洋货的礼单。那时他不知道，风光的日子只能再过六年。

“9.18”之后，老姥爷和他向来瞧不起的日本人做了三年生意，那段日子他老是念叨着没人有钱买粮买布，因为街上天天“戒严”；日本人还要把码头从他手里收回去。直到有天他看见几个面黄肌瘦的老头来粮站买米被日本兵打死后拖走了，他才知道“日本兵要我们灭种啊”。多少个夜晚，他梦见吃着自己大米的日本兵把左邻右舍的乡亲打死；即使将古书上礼坏乐崩的乱世和当前做对比，他终于明白这才是最坏的年代。他滚滚的财富无非是“取之不义”；他也不敢再为虎作伥，和日本人做买卖，怕的是晚上回忆起那些他看见或没看见的被打死的老百姓而良心煎熬。怎么能和刽子手做买卖！

他知道码头宪兵队旁边的芦苇荡里有个游击队，此前游击队把和日军有生意来往的商号分铺砸了时他曾听伙计说过。于是，在那个高喊着“还我东北”口号的岁月的某天夜里，在充满了斗争和热血的氛围的鼓舞下，老姥爷和游击队的司令达成了某个共识。此后，他把粮库后门打开，一边让全城的老百姓走他后门的胡同区来取粮，一边派伙计以接货的名义拉着粮往芦苇荡送。直到有一天日本兵察觉到老姥爷的频频动作不对劲时，他们检查了回程的货车，发现是一车车的芦苇和干草。

“你们的，货的，是这个？”

“是是是，冬天了，得烧。”

老姥爷把存粮全运走了，开始从码头上偷进粮食，他把自己前半生的积蓄砸进去，压根就没想过能收回来。老姥姥发觉他毫不担心账上的问题，觉得奇怪，因为这与他以前对财富的渴望相差甚远；当他听说宪兵队遭袭，嘴角微微上翘，老姥姥也不明就里；直到她偶然去库房，发现“粮”车里实际上塞满了德国造镜面盒子枪时，她联想到伙计频频往芦苇荡跑的怪异举动，才恍然大悟。

老姥爷赔钱赔了十一年。到1945年抗战胜利，他把此前两代人积累的全部财富都甩出去了。

“他把钱都甩了，”奶奶说，“他觉得和日本兵赚的钱是种罪恶。”

在奶奶的回忆里，那是个硝烟弥漫、遮蔽晴日的早上，老姥爷和游击队司令站在码头上，看着树了白旗、渐行渐远的日本军船，默默无语。他想到了少时的贫穷，想到了曾经的奋斗，想到了转瞬间化为齑粉的财富和荣华；他那有七家分店的粮栈已不复存在，他从父亲那里继承的盖三间土垒子的愿望也烟消云散，他后半生安逸清闲的希望也化作泡影。他亲自筑起高楼，又亲手将之倾推，正如那个年代其他无数像他一样保有良心、散尽家财的实业家一样；他让全家人都忍饥挨饿，只为多几粒子弹送到日本兵的眉心。

他并不后悔。

他挽救了百姓的命运，使得大连港的苦难在粮栈的后门得以减免；他的努力变为驱逐倭寇力量的推手，在一车车的“粮货”中熠熠生光。他的奋斗史足以鼓舞家族里无数的青年，使他们记得曾有一位心中永怀“国家”二字的祖先；他对国家民族的贡献足以同无数先辈志士一起被历史铭记，被今人缅怀。望着渐渐平静的海面，他生出无尽的慨叹。

“现在我什么也没有了。但明天这儿便什么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