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宗周：一个忠臣误国的典型例子

说到儒家学者人们肯定不陌生，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华夏大地中出现了数不胜数的学术流派。在这一时期，百家争鸣，各个学术流派长期的“争斗”，直到到了汉武帝时期，才确立了儒家的主流地位。也就是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汉武帝之后，儒家学派的地位不断上升。

在明朝时期，出现了一位儒家学者，此人叫做刘宗周，说到这个名字，人们肯定是不熟悉的。大部分人是没有听说过此人的。明朝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此时的刘宗周高中状元，在这时候，刘宗周的母亲正好去世。由此刘宗周只能够丁忧三年。为母守孝三年后，刘宗周师从学者许孚远，继续求学。求学路上的刘宗周不断学习。

到了天启年间，刘宗周被朝廷任命为礼部主事，后升任右通政。踏入官场的刘宗周，与其他人不一样，不入世俗。这样的人在官场不可能官运亨通。此后，刘宗周开始弹劾魏忠贤和客氏。惹到了这两个人，刘宗周的好日子就到头了。惹到了魏忠贤和客氏，刘宗周被这两人算计，结果惹恼了皇帝，被削职遣送回原籍。

崇祯帝时期，朝廷到了用人之际，此时的刘宗周再次被启用。刘宗周任职顺天府尹。在这时候，刘宗周多次劝崇祯“修心”、“修德”，学习上古的尧舜治国，在当时的环境下，崇祯帝学习这些，也是改变不了明朝的局势的。此后，刘宗周干脆选择了辞官回乡。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朝廷再次起用刘宗周，授工部侍郎，后升任左都御史。

崇祯九年，这时候努尔哈赤已经开始在东北建立后金了。努尔哈赤的后金对明朝是虎视眈眈，正因如此，此时的明朝更是用人之际。明朝面临的问题就是内忧外患，内忧外患的明朝，已经是无力回天了。明朝的国运似乎已经倾斜向了后金。刘宗周虽然是儒家学者，但是在为官和治理朝政来说，简直是一窍不通。

刘宗周在崇祯帝期间，多次劝说崇祯帝革除前朝弊政，修德治心，近儒臣，这样的劝谏，在当时来说，根本不可能改变局面。刘宗周还建议追求君子“有天德者然后可以语王道”的慎独境界。对此，刘宗周的建议还没完，刘宗周还建议崇祯帝每天“讲求二帝三王之学”，给皇帝恶补历史，汲取历代亡国之君的经验教训。

刘宗周这样的建议并不是说不行，而是在当时明朝岌岌可危的情况下，仍然是要求崇祯帝修德治心，近儒臣等等，这样的建议在当时根本无济于事。在太平盛世的时候，刘宗周的建议是可行的，太平盛世的情况下，这样的建议肯定会让王朝继续发展到顶峰。但明末时期，这样的建议无可厚非。紧急公文，皇帝都处理不过来，哪有闲工夫接受大臣的再教育？

刘宗周当时的建议，无疑是在濒死之人面前，大谈特谈养生之道。这有什么用呢？对刘宗周的陈词滥调毫无兴趣，崇祯帝忙于筹集军饷，增强军力，平息农民起义、抵御满清。此时的刘宗周真是看不出火候。在明朝当时的情况下，刘宗周还对皇帝喋喋不休，崇祯帝最后忍无可忍，只好再次罢免了刘宗周。

崇祯十五年（1642年），崇祯帝再次启用刘宗周。刘宗周并没有接受教训，依旧固执己见，不晓得变通。御史杨若侨向皇帝举荐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声称此人精通火器制造，可以启用他，铸造火炮击败清军。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是刘宗周据“理”力争，声称：“臣闻国之大事，以仁义为本，以节制为师，不专恃一火器……若堂堂中国，止用若望铸炮小器？恃以御敌，岂不贻笑边方。”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国家遇到了大事，应当以仁义为立国之本，以慎独克制为老师，不能仅仅依赖于老外铸造的火器。我大明王朝仅仅凭借汤若望铸造火炮寻求退敌之策，岂不是让外国人耻笑吗？这样的话，足以看出忠臣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