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儒黄道周得旨从祀孔庙

本文转自：闽南日报

铜陵北极殿供奉的黄道周牌位

◀乾隆帝评价黄道周“一代完人”

▼《四库全书》记载黄道周谥号

◀《光绪吉林通志》卷四十五旨准黄道周入孔庙记载

曲阜孔庙大成殿

⊙黄辉全 文/供图

明亡之际，为故国殉难者甚众。死得最节烈者，黄道周是其一。黄道周易学思想独树一帜，《明儒学案·卷五十六》评其学“深辨宋儒气质之性之非”，《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其“引伸触类，要亦《易》之一隅”，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巨大影响。他道德高尚，学问渊博，金陵完节，古今推重，是明清易代之际一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学界将其与刘宗周并称“二周”。殉国后，南明隆武谥“忠烈”，赠文明伯，立庙祭祀。清乾隆谥“忠端”，评价“不愧一代完人”。清道光五年（1825年）“得旨允行”从祀文庙东庑先儒，是对黄道周地位的肯定，也是一种极高的地位和荣誉，更是闽南地区两位从祀曲阜孔庙的先儒之一（另一位为南宋大儒陈淳），其意义非凡。

孔庙祀典与黄道周“得旨允行”

孔庙作为官方全神堂最高阶的代表，彰显国家尊崇孔子、儒学的一种制度，象征着道统的赓续，更是历代朝廷对“真儒”的一种认定故“从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清康熙九年（1670年）十月，下令恢复翰林院，颁谕礼部，将清世祖制定的“崇儒重道”文化国策具体化，提出“文教是先”的16条圣谕。

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即以程朱理学作为正统儒学，黄道周被视为朱子学者，传递圣学。他继承了程颐的“涵养须用敬”的观点，提倡“修己以敬”的道德修养论，与“君子事功”“君子学问”一起作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组成部分。清光绪《增刊〈漳州府志〉序》：“自宋朱子为之官师，洎明石斋黄氏以理学忠孝倡导后进，士民益敦志行。”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为挽救士风、重振儒学，黄道周著《儒行集传》，诠释和弘扬力行以求仁的儒学真精神。在明崇祯朝，黄道周心忧国事，秉承《孝经·谏诤章》大旨，不畏强权，敢于谏诤，维护儒家纲常道义，关于黄道周的直言强谏的事例很多，如钱龙锡案、郑鄤案便是。钱龙锡，因主持定逆案，为逆党所诬陷；郑鄤入狱论死，以及文震孟之去官，都是权奸温体仁揽政阴谋的案例。钱龙锡与黄道周素无私交，而黄道周出于情涉冤屈，事关朝政，挺身而出，据理抗争。在崇祯朝，黄道周共上奏章30多次，召对3次，主旨在于规劝崇祯帝爱护重用清正耿直之士，疏远阴险奸诈之徒。为此，他频遭呵斥、降职、削籍，甚至遭廷杖下牢拷掠。在明朝大厦将倾之时，黄道周不顾年迈，毅然投笔从戎，身临抗敌一线，奋勇杀敌，兵败被俘，英勇就义。

纵观黄道周一生的政治颠簸，都是在与崇祯的反复抗疏、又反复被罢斥的循环中走过来的。他虽有济世之心、无请缨之路，但其笃学卓思，抗疏敢言；在明末阉党当道、朝政窳败的时代，成为砥砺持志、不畏权势的象征而备受世人敬重。《明史》给予很高的评价：“刘宗周、黄道周所指陈，深中时弊。其论才守，别忠佞，足为万世龟鉴。而听者迁而远之，则救时济变之说惑之也。”可以说，黄道周堪称孔子所言的，可以把年幼的君主托付给他，可以把国家的政权托付给他，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而不动摇屈服的儒家士大夫之典范。

清《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卷一》：“督师少傅武英殿大学士兼吏兵二部尚书黄道周，学行推重于天下。崇祯中劾杨嗣昌、陈新甲、方一藻，召对平台，反复抗论。坐谪戍，南都亡。往见唐王请募兵江西，得义旅九千余人，出徽州，遇大兵，战败被执至江宁，不屈而死。”

明隆武帝赐谥“忠烈”，赠文明伯，并令在福州为黄道周立“闵忠”庙，树“中兴大重坊”；在漳浦设“报忠庙”，赐明诚堂为“文明书院”。清道光五年（1825年），铜山黄氏族人在南门大埕建家庙设神位祭祀。

黄道周坚守仁义忠信，为国殉道，为中华民族增添一位固守清贫、德如天高、大义凛然、崇高圣洁的光辉形象。其一生践行儒家思想纲领，追寻节义和纲常，至死不渝！清乾隆四十年（1776年）十一月初十，乾隆帝评价“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特赐专谥“忠端”。为“崇奖忠贞”“风励臣节”，他命诸臣“议予明季殉节诸臣谥典”。道光帝旨允黄道周从祀于孔庙，可见朝廷对黄道周推崇备至。

黄道周从祀孔庙的过程

史料记载，清道光五年（1825年），福建在籍绅士编修陈寿祺书呈闽浙总督赵慎畛，认为“明儒黄道周行完忠孝，学贯天人，著述本于六经，节义兴乎百世。其发明圣学、卫道宗经，大旨与刘宗周相近。今宗周既从祀文庙，道周宜并请从祀。”

在赵慎畛看来，黄道周为人“硕学清操，孤忠亮节”，著述“推究治道，体用兼赅”，既是理学道统所系，又能补王学之流弊，同时“临危授命”、大节凛凛，不论学术还是德行都和刘宗周类似，理应一体从祀孔庙。赵慎畛在疏中称：“臣等窃惟道周硕学清操，孤忠亮节。其生平著述尤富，四库采录其书，多至十种，皆阐明经旨，推究治道，囊括大典，体用兼骇，而最湛深于《易经》《孝经》，虽在狱中，犹草《易图》六十四象、正手写《孝经》百有二十本，可谓笃信于道，熟于成仁。……伏以道周与宗周临危授命，大节既相接迹，正谊明道，学术亦复比肩，似宜俯如绅士所请，并列两庑之祀，以维世教，以励真修。这是认为刘宗周学术入手处为王学，而以黄道周为守朱学之传。”

在《御制题胜朝殉节诸臣录》中记载的殉节人物有3000余人，黄道周在第一等级，享专谥。赵慎畛再次向道光帝奏请并得到同意，“准其从祀文庙东庑，列罗钦顺之次，得旨允行”，其神位与刘宗周在孔庙东西两庑相对应，俱为一朝忠臣、千古真儒。

黄道周从祀孔庙的时代背景

嘉道年间的清王朝内忧外患，战乱频仍，社会失序，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危机。面对内忧外患和日趋衰败的时局，此时的国家亟须治世名臣以应世变。道光年间的诸多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他们普遍认为国家危机之根源在于“道德废，人心坏，风俗漓”，因而迫切呼唤“正人心，厉风俗，兴教化”。而统治者为了挽救危局的需要，大力提倡和强化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并不断强化“正学”权威，最好的办法便是利用孔庙从祀来加以鼓励。

在此形势下，清廷试图重振儒学的教化作用，以此再造河清海晏的太平盛世。道光帝还从矫正人心风俗做起，力戒奢靡之风，倡行节俭，使臣民反本还淳，从而使得仓廪充溢，国库丰赡。

清代以前，从祀孔庙者俱为“翊道”“传道”“卫道”“明道”“体道”的儒者，及至清代，又相继出现了两个全新的类型，即“行道之儒”和“殉道之儒”。刘宗周、黄道周忠义节烈，成仁取义，堪称“殉道之儒”的典型代表，且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天祥、陆秀夫、方孝孺等“殉道之儒”的从祀铺平了道路。

黄道周从祀孔庙的文化意义

黄道周在世62年，名义上前后4次入朝为臣，一共是17年，其中贬谪、坐牢、流放，灾连祸结，大半生都是在民间度过，苦读、游历、著作、讲学、开书院、育后学，仅《四库全书》收其个人著述达十部之多。

《道光五年二月十六日礼部奏》文：“宗周以诚意为主而归功于慎独，能阐王守仁之绪言而救其流弊；道周以致知为宗而止宿于至善，确守朱熹之道脉而独遡宗传。”认为刘宗周学术入手处为王学，而以黄道周为守朱学之传。黄道周在朱子与陆王之间，更多倾向于朱子容肇祖说：“黄道周出自南闽，所受朱熹的遗风余泽，感化不少。”

黄道周作为晚明新儒学运动的中坚力量，他忧心晚明儒学，因其内在心性维度日益遁入玄虚空寂之境而无经世之用，故而提出“救之以六经”，力图天人合一、内外融贯地进行儒学重建。榕坛讲学，他以天下为己任，教育弟子勇于担当大任，着重把修身与治国平天下彼此结合进行阐述。他的讲学，造就了大量人才，并各自施展着重要的作用。“在吾身对照过，共觉共知，是家国天下。”黄道周和所有仁人志士一样，满怀经世报国热情，许身社稷，毅然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抛弃个人私利，承担起拯救国家危亡的重任。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晚清时期世乱时危，却是孔庙从祀的极盛期。从道光五年到道光八年短短3年时间里，道光帝连下诏旨从祀名儒，是鉴于“名教”作用衰微，风俗人心衰落的现状而采取的措施，试图以此来重振儒学教化作用，导人向善。可以说，黄道周等名臣从祀孔庙的盛典确实在清代特殊的历史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收到巩固统治、砥砺人心、激励士气的作用。因此，黄道周从祀孔庙，具有一定时代内涵和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