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漕运繁荣背后的权力游戏：皇权与地方利益的博弈

明朝时期已经产生了完善的漕河管理体系，在诸司衙门的合作努力之下，明代时期的运河尤为畅通。从河道修整到物资运输，从仓储管理到商税监收，水运繁荣的景象是无数宦官日夜忙碌的结果。

可是，宦官在历史上的评价褒贬不一，由于宦官由皇帝“钦差”，因此在平民的眼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不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而这也为宦官以权谋私提供了便利，从谋民利到谋国利，加重了民众与国家的财政负担，也破坏了平和的市场环境。

明朝时期的宦官更加体现了权力的加强，在那时候，宦官是皇权对运河交通进行直接干预的重要标志，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国家财政的独立性，也是皇权与地方政府关于社会财富分配的一场博弈。

一、明代宦官制度与皇权

宦官是人尽皆知的古代男性奴仆，专门于宫廷之中为君主提供服务，自东汉起，为保障宫廷内部的安全，宦官需为阉人所担任。起初，宦官不得参与国家事务的处理，而到后期，宦官干政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宦官的存在对于皇权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由于宦官日夜于宫廷内部服侍皇室人员，因此也往往容易博取皇室人员的信任，不少宦官甚至都能担任朝廷中的大臣，与皇帝一同处理政务。东汉或唐代、明朝时期，宦官干政的情况已经较为常见。

明代时，有“二十四衙门”，专为宦官所统领，其中专设“掌印太监”等职位，不过其作用也仅是服饰皇室家族成员，而到了明朝中叶以后，太监的权利有了明显的扩张，在军事、监察方面有了新增权力。

宦官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商朝时期，在甲骨文中便可追寻到“阉人”这一概念的踪迹，而正式使用阉人奴役的记载也可在西周历史中寻得。到汉朝时，“宦官”这一名称被正式用于皇帝周边侍奉的人，而该名称起源于天帝星旁边的“宦者”星座。

东汉时期，宫内便开始规定全部宦臣需接受阉割，以保后宫安定，而东汉也是宦官当政的开始。到了唐朝，随着海上贸易的兴起，便有了“市舶宦官”的设立，专管东南沿海贸易事项，宋朝时期君主专制加强，对于宦官的防范日渐严格。

明朝时期，宦官的权力又有所放宽，宫内设有十二监二十四衙门，宦官中选拔提领者，赋予“掌印太监”的称号。在明朝时，高阶宦官正式被赋予“太监”称号，而之后该称号便成为宦官的统称。

明朝不同时期，宦官的权力也不尽相同，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对宦官的管制最为严格，为吸取前代时期经验，避免宦官干政影响专制集权，因此并下令规定所有任用的宦官不准识字，并同时降低宦官的官阶，明示宦官禁止对朝廷事务进行干涉。

此景至永乐朝时期结束，永乐朝时期开始，宦官的地位有所上升，逐渐受到皇帝的重用。太监此时可担任海上贸易监军一职，被皇帝派到海上进行巡洋。永乐十八年时，东厂的设立更是宣示了宦官地位与权力的提升。自此，宦官成为了皇帝的特派特务，时刻为皇帝禀报各类情报。

宣宗时期，太监不可认字的规矩也正式被废除。宫内甚至特立书堂供年轻的太监识字念书。到了成化十三年，宫内设立西厂，东西两厂的设立是君主专制高度强化的标志。宦官作提督，加强对宫内的监管。

此后，宦官的人数急速上涨，宦官的任职机构也快速衍生，除了东西厂，更是有“十二监”“八局”统称“二十四衙门”供宦官任职。到了明末，宫内宦官人数已达数万人，可见明朝时期的宦官地位之高，值得一提的是，宦官人数过多也为皇帝的统治埋下了隐患。

英宗时期，宦官党派便悄然建立，掌握大权的宦官王振便暗自集结党羽建立“阉党”，开创明朝时期宦官当政的源头。此后，宦官惹是生非的事件便层出不穷，在他们嚣张跋扈的作风之下，无数百姓受到极大的压迫。

因此，宦官作为服务皇权却又干涉政权的一种畸形势力，属于高度集中的封建君主专制与宗法制相互碰撞后的产物，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阉割之祸”在历史上所造成的悲剧更是数不胜数。

二、明代漕运与京杭大运河

说完了宦官，那么我们就来仔细讨论一番漕运。漕运属于一种水运运输系统，主要包括河运与海运两部分，运输货物也主要以粮食为主。

古时北方人口众多，由于政权势力主要集中于北方，并且军队主要集中于北方地区进行防御，因此北方对于粮食等物资的需求极高，而北方的经济发展程度却又远不及南方，便需要水运的形式将物资用南向北运输，输,而水运系统在当时为重中之重。

明朝时期，明成祖由南方北迁，迁都后便明显感到粮食的紧缺，而这也成为明代对漕运系统极为重视的原因。而京杭大运河由于直通京城，更是成为明代时期的重点水运工程。可以说，看明朝时期的漕运便要首先看京杭大运河。

在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更是成为了国家能否进行合理的统治的关键。江南地区物资丰厚，华北京城物资短缺，二者之间如何加以联系，成为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无法忽视的问题。

由于明代时期倭寇侵扰严重，于是明朝皇帝更是下令彻底取消海运，而京杭大运河此时便成为了国家重点漕运通道，成为唯一能够联结京城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纽带。

京杭大运河也称为“贡河”，当时江南地区的瓜果蔬菜、精美陶瓷、上品丝绸或笔墨纸砚等物资，均通过京杭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输送往京城，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供奉制度，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京城对于这些物资的需求量极高。

明代的具体漕运方法，开始时采用的是支运法，而这需要全国各地的农民的支援。然而这样的方法实际上是不方便的，首先农民们需要运输几百里地，将粮食运至军队运输的地点，而这不仅会耽误农时，更给农民们带来了极大的负担。

后来，兑运法便应运而生，在这种运输政策之下，农民们再也不必长途跋涉几百里地去到指定的粮仓缴纳粮食，只需要就近将粮食交给当地的官兵，再由官兵转运即可，这种方法有利于减轻百姓的压力，为百姓提供充足的时间进行农忙。

而当时的漕运制度与赋税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古时官僚系统与中央军队需要大量的粮食储备来供应各级的有序运转，因此米粮便相当于田赋税收，通过漕运收缴至中央。

漕运的粮食作为中央每年收缴的税赋，基本上按照三种作用进行分发，第一种作为官员的俸禄进行发放，第二种作为供应中央军队的粮饷，第三种便是作为供应宫廷的米粮。因此漕运畅通至关重要，中央每年在修复河道、铸造船只上花费往往十分巨大。

漕运不仅是输送物资的重要方式，更是国家的经济命脉，也是战争的关键阵地。在军事冲突中，垄断了漕运通道，便是掌握了胜利。例如在靖难之役中，燕王一度占领了济宁、扬州等运河周边的重要城市，这也是燕王取得胜利的关键。

在明代时期，京杭大运河的兴衰可谓就是明朝的兴衰。明朝时期倭寇极其猖獗，而这也使得大运河的运输时常中断，因此在明朝的极度抗倭的反抗之下，运河的交通恢复了正常，失守了运河，便是失守了整个国家。

三、明代宦官参与漕运事务

京杭大运河南起杭州，北达京城，中途经过淮安、临清、徐州、德州、天津，串联起由南向北的众多粮仓。

在永乐十三年时，漕运制度进行改革，各省的粮食进行就近储存，各地在就近运河的地方开设粮仓，当京城急需用粮时，便将各地粮仓的储备粮调至通州，由通州再进行统一运输。在宣德五年与宣德六年时，分别对漕运制进行又一次改革。到了成化七年，农民运粮正式取消。

当时的漕运官员，即宦官，作风十分腐败。由于当时实行着严格的漕运制度，对于税赋要求严苛，基本不予减免，不少漕运宦官便坐地起价，加征税赋，以此来敛财，甚至有时赋税的量高于平时的五倍，这令不少百姓叫苦连天。

明代中后期时，宦官专权日益猖獗，宫中宦官逐渐掌握了全国多条漕运的路线，在他们的压榨之下，宦官的财富积累多了起来，而巨额的财富积累也使得宦官的势力扩大，以至于到了后来危及全国。

由于此类活动最开始是由掌管漕运的军队在私下悄悄进行的，而后来宦官的地方势力越来越大，以至于连皇帝都无法及时有效地进行干预，因此宦官的势力才能逐日加大。

结语

明代时期宦官对于漕运事务的干预，实际上是明朝的“分权制衡”原则的一种体现，是专制集权的加强，但也是对皇权的一种挑战。

在明朝时期，士大夫们对于宦官掌管漕河事务大多呈反对意见，大多数士大夫认为宦官应该在宫廷之中为皇室人员服务，而并非大量外出、四处活动。这样的意见反映了明代绅权对于皇权的一种束缚与制约。

因此，明代时期宦官的权利在各方面都极大地加强，这反映了明清时期君主专制逐渐加强的趋势，而到了清代，专制集权更是一度达到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