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宦官祸害朝政最严重是为何？有两点区别于其他朝代

如果说历史上哪个朝代宦祸最烈，非唐朝莫属。甚至有学者称：唐非亡于藩镇割据，而是亡于宦官专政。大唐宦祸之烈

唐朝宦官势力达到鼎盛之时，甚至将帝王将相玩弄于股掌之中，真正做到了“手握王爵，口含天宪。”

从穆宗到唐亡，8个皇帝之中，有7个是由宦官废立的。宪宗时，太子李宁死，宦官吐突承璀欲立李恒为太子，因恒母身贱未立，又立李俏为太子；宪宗崩亡，宦官陈弘志杀吐突承璀及李俏，拥李恒即位，是为穆宗；穆宗之后的敬宗，更是在一次夜猎回宫后，被宦官刘克明杀死，矫制立绛王；绛王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被王守澄、梁守谦等宦官赶下了王座，另立江王，即为唐文宗。

文宗在位时，本已立李成美为太子，文宗死时，仇士良、鱼弘志矫诏废成美，立文宗之弟李炎为皇太弟，即位后，就是武宗。武宗死，宦官马元贽立武宗之叔李忱为皇太叔，即位后，是为宣宗。宣宗大病之时，宦官王宗实等矫诏立郓王为太子，即位后为懿宗。懿宗有病，宦官刘行深、韩文约等又立普王为太子，即位为僖宗。僖宗之后，宦官杨复恭拥立寿王为皇太弟，即位为昭宗。

而每当废立之际，或兵刃相见、血流盈廷，或密行诡计、众不可测，权力真空，社会动乱，朝廷毫无威权可言。

宦官专权，又对功高绩显之臣嫉妒如仇，必欲除之而后快。如肃宗、代宗时，大将李光弼在“安史之乱”中立有大功，宦官程元振就在皇帝面前构陷，使之拥兵不朝，抑郁而终；郭子仪一生小心谨慎，不敢多言，但也逃不过宦官的谗毁，程元振甚至派人挖了他的祖坟，如果不是他大肚能容，兼且低调隐忍，罢官流放可期；刑部尚书颜真卿刚正不阿，曾率百官向移居西内的太上皇玄宗请安，触怒了宦官李辅国，便一纸公文，将其贬逐到偏远的蓬州。

如此这般，朝廷将相心寒，贤德之士难以立足，奸佞之徒趁机而入，朝堂一片乌烟瘴气。

大唐宦祸之烈为历代之最。

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既有与其他朝代相似的地方，亦有唐朝独特的方面。相似之症

一、封建专制下的必然。

在高度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但皇帝又无法统辖庞大的官僚机器和管理日益繁杂的具体事务。完全依靠朝中文臣武将，又放心不下；依靠宗室外戚，又常常发生篡位夺权的惨剧。

所以，相比较而言，还是只有宦官最易控制，也最为放心。因为自古以来，有强臣篡权为皇的，有宗室夺权的，有外戚甚至女主临朝的，但却没有宦官当皇帝的！他们的生理缺陷使之不可能觊觎这“九五”之位。

虽然宦官有种种祸患，但其本身从来不构成对皇权的威胁。这就是历朝历代皇帝心中虽然很清楚宦官专权的危害，但却照样宠信不衰的根本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讲，只要有封建专制制度存在，宦官专权就不可避免，只是程度略有不同而已。这是历代王朝包括唐朝在内都无法避免的问题。

二、帝王的腐败和政治的黑暗是宦官专权的温床。

任何一个朝代的前期，政治都相对清明，对宦官的限制也较为严格，宦官参政的机会很少。中期以后，皇帝逐渐失去了开国时的那种励精图治，生活上追求享受，政治上企求苟安，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无暇管理政事，只能委任于亲近之人，以便自己作威作福。

如唐敬宗整日击球、摔跤、打猎，无心过问政事；唐宪宗后来追求长生，轻信方术，炼丹服药；唐僖宗整日斗鸡走马，一掷千金。其他帝王，有的自小由宦官陪伴，长大当政后自然放纵亲信宦人；有的整日深居宫中，需要宦官为自己提供享乐的条件。

而宦官呢？当然喜欢推波助澜，让皇帝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曾侍奉过6个皇帝的大宦官仇士良，在告老还乡时，曾直言不讳地向同僚传授伺候皇帝的秘诀——最关键的是“不可让皇帝闲着”。

一句话道出了宦官专权的诀窍与经验。的确，皇帝的荒淫腐败与政治黑暗，导致了宦官势力的膨胀；而在宦官的推波助澜下，又加速了皇帝的腐败与政治的黑暗，两者互为因果。

第三，朝中大臣的朋党之争，也促进了宦官势力的发展。

朝中大臣为了巩固权势，升官晋爵，需要依靠常在皇帝身边的宦官来为自己美言，而宦官也想争取这一部分人，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玄宗时的宰相李林甫、杨国忠，将军安禄山、高仙芝等，就是靠巴结权宦而上台的。尤其是李林甫，非常善于贿赂收买宦官，通过宦官察知宫中动静和皇帝的心思，然后按皇帝的心意行事，来博取恩宠，保全相位。尤其是朋党之争时，各派都在暗中勾结宦官，谋取权位，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

比如，牛李党争时，李逢吉靠投靠宦官而入朝为相，当上宰相后，又与大宦官王守澄勾结，排斥异己。为了阻止政敌李德裕为相，在宦官的支持下，举荐牛僧儒入朝。而李德裕为了争取相位，也勾结宦官杨钦义，在杨的保荐下达到目的。

而通过宦官的“后门”入朝为相者，自然又反过来为宦官站台。如此一来，宦官自然水涨船高，党争的任何一方都不愿得罪这个皇帝的近臣、耳目。独特原因

一、外戚势力的衰微。

就唐朝而言，中唐以后外戚势力的衰微是宦官势力得以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皇帝常用的帝王之术就是以内廷牵制外朝。在内廷中，除了宦官以外，就是外戚勋贵等旧势力。作为帝王母后亲属的外戚，大多出身于官僚士大夫之家，他们既能任外朝宰辅，又能插手中宫，形成了强大的内廷势力。

在外戚强大的情况下，宦官势力必然被抑制。玄宗天宝以前，中央机要大都为外戚掌握。直至“安史之乱”，诛杀杨氏族党，外戚势力剪除殆尽。此后，帝王在内廷只能倚重宦官，而宦官势力也趁机壮大起来。

窥探皇位的皇子们窥伺帝意，也常与宦官密切往来。宦官具有接近皇帝、往来导引、开关宫门、随从侍卫的便利，皇子们如果要发动政变，必然要取得宦官的支持，才可里应外合，完成大事。而在政变中立下汗马功劳的阉人，也会因此得到新帝的宠爱。中唐的高力士、程元振、李辅国等，都是因此而受宠的。

二、宦官掌军权。

唐朝政治有两大特色，一是女人干政，二就是宦官掌军权。

唐朝宦官掌军权始于高力士。高力士因为在平定韦后与太平公主之乱中立有大功，深得玄宗宠信，历任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虽然没有兼任某一节度使，也没有染指禁军，但位在宰相之上，权过大将军，李隆基甚至不直呼他的名字，二是称他为“将军”。玄宗时代已经出现了宦官掌控军权的苗头。

到了肃宗时，李辅国又因在马嵬驿劝李亨登基以及冷待晚年的玄宗等事项上立有大功，历任元帅府行军司马、开府仪同三司，逐渐开始掌握军权。

唐代宗时，程元振因出兵保护太子李豫，拥立代宗继位，被拜为右监门卫将军，后又迁镇军大将军、骠骑大将军，统领禁军。

主动让宦官掌军虽不能说是唐朝独有，但在历史上确实是极为少见的。

到了唐德宗时，为了应对日渐强大的藩镇，德宗重组禁军——神策军，虽然他前期排斥宦官，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宦祸，但在后期因为“奉天之难”中与他朝夕相处的宦官立有大功，德宗开始倒行逆施，委任宦官为禁军统帅，此后，神策军就基本掌握在宦官手中，皇帝也操于掌神策军的宦官之手。

比如文宗时的大臣李训、郑注就因为没有掌握神策军，结果在甘露之变中一败涂地，而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则在事变后，加特进、右骁卫大将军，骠骑大将军、观军容使，完全控制了禁军，皇帝也完全成为其傀儡。

甘露事变后，宦官势力达到了顶峰，皇帝和朝官完全被压制，直到唐诏宗天复三年，宰相崔胤引宣武节度使朱温带兵杀入长安，几乎屠尽宦官，才结束了长达近百年的宦祸，不过，不久之后唐朝也被朱温的后梁所取代。

从这一点上来看，皇帝选择宦官未尝没有道理，被架空总比被取代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