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分谏言上，魏征确实把“理”讲得过度，忽略了“情”的价值

在跟随李世民的日子里，魏征充分展现出“危言正词”的谏臣之风，史书记载“或逢上怒甚，征神色不移，上亦为之霁威”，即便李世民发怒，魏征也不会表现出丝毫的畏惧，最后只好收起君威，这让李世民感到很难堪。

根据《旧唐书·列传·卷二十一》记载，李世民登基称帝后不久，便“数引徵入卧内，访以得失”，他对魏征的器重超过了很多重臣，和李世民讨论国家政事时，魏征的表现往往为“性又抗直，无所屈挠”，他经常提出不同意见，说话也比较直接，君臣二人的谈话基本没有舒适感。

又据《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记载，贞观二年的一天，李世民曾在朝堂上当着群臣的面自夸道：

“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羣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

李世民说完这番深刻的自我评赞后，大臣们连连点头称是，魏征则板着一副脸说道“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他认为李世民的兢兢业业确实是唐朝走向盛世的重要原因，但需要一直保持下去，这是当着群臣的面直接对李世民进行敲打。

很显然，魏征的有些谏言过于刚直，他也很少考虑说话的场合。李世民的女儿长乐公主出嫁时，他想增加礼数，朝中大臣皆同意，唯有魏征认为古制不可逾越，于是据理力争，李世民只好选择罢朝。回寝宫后李世民愤怒的说道：“会须杀此田舍翁”，他被彻底激怒。

尽管李世民多次因魏征的激烈言辞产生负面情绪，但魏征似乎完全没意识到这一点，据《贞观政要·卷二》记载，魏征曾当着李世民和其他大臣的面说过：

“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指魏征)之所以敢于直谏，是你(指李世民)引导我这么做的，要是你不接受我的进言，我根本就不会冒着触犯禁忌的危险直言不讳。

魏征的言外之意其实就是：既然想当明君，就要能忍，我说话再难听也要听得进去。在魏征看来，他的直谏是李世民成为明君必不可少的条件，但他忽略了一点：李世民毕竟是人，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过于激烈的言辞真的会激怒别人，有些谏言其实是能通过一番委婉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效果甚至会超过义正言辞。

古代时期的读书人大部分以留名青史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魏征通过在公开场合给天子以义正言辞的提醒来实现这一追求。《大唐新语·卷十一》对魏征描述是：

“博通群书，颇明王霸之术”

而且魏征是在四十七岁时正式效忠于李世民的，他的很多谏言是在四十七至六十岁时对李世民说的，处于这个年龄段，人的心智早已成熟，魏征不可能不明白话该怎样说的道理。

笔者认为，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只有一个：魏征有些时候的谏言其实是为了出风头。像李世民在大殿上自夸以及想增加自己女儿出嫁的礼数这类事，就算喊破大天，也不过是日常琐碎。

由于引起君臣双方冲突的矛盾点较小，魏征的行为空间便得以变宽，本来不该提醒的他去提醒，本来没有必要反对的他去反对，以此在群臣中彰显出他的刚直不阿，很大程度上讲，这是一种出风头心理在作祟，不过笔者并不否认魏征的大部分谏言是语辞恳诚、切中时弊的。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魏征的直谏之所以能够闻名于唐初政治舞台，主要是因为李世民的贤明，汉朝王符曾在《潜夫论·明暗》中指出：“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纵观李世民的一生，他成为天子后基本上是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作为治政驭臣的价值准绳，魏征等一帮直言不讳的谏臣因此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