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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独尊儒术背后是可怕的阴谋斗争
这个“群儒之首”发生微妙的关联。
汉家王朝收拾秦朝残局的法宝，就是以黄老思想的清净无为，而达到最后的有为而治，具体落实到经济层面上，就是用三十税一的超低税收等政策，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刺激经济的恢复。那么独尊儒术的背后单单是如此原因吗？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征求治国方略，很快他就发现了属于自己的国师——董仲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理论被武帝所赏识，他在自己这篇文章中这样提到:“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便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开始。汉武帝欣赏并采纳了董国师的政治主张，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对即将实行政策有效性的预判力。董仲舒思想中不仅提出的“仁、义、礼、智、信”等“五常”，也为百姓灌输了忠君爱国思想的“三纲”，其中“君为臣纲”明确地把百姓纳入这个体系之中。
孔子和孟子的儒家思想讲求的是“仁政”，而这种思想的核心观点就是“民贵君轻”。汉朝能把这一部分的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原因，就是可以蒙骗百姓认识到统治者的德行广布，而其内部的指导思想仍是秦朝的法家思想。
司马迁暴露了汉武帝时代一批儒者的猥琐人格。其中最典型的是公孙弘，司马迁在《平津侯主父列传》中记述了这位儒生发迹的过程。此人虚伪圆滑，专会看皇帝脸色行事，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决策时，，只会见风使舵。他很会揣摩、顺从皇帝的旨意，即使与其他大臣在某些事上商议好，达成共识，但只要了解皇帝的想法与之不同，他会马上“皆背其约以顺上旨”，显出“多诈而无情实”的本质。
生活上，他盖布被，“食一肉，脱粟之饭”，实则饰诈钓名；人际关系上，他外宽内深，阴狠报复，杀主父偃，徙董仲舒，迁汲黯，族郭解翁伯，皆其所为。这样一个人，偏偏受到了汉武帝的宠爱，“天子察其行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遂青云直上，封侯拜相司马迁以公孙弘为窗口，集中暴露了汉代儒生甘愿成为统治者御用工具的可鄙现实。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董仲舒颇富理想主义色彩的动议。事实上，独尊儒术背后是权力的斗争，而“悉延百端之学”这一描述似乎更能贴切地反映汉武帝的文治之功，但刘彻内心认同并付诸行动的，乃是“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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