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开学日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

那年开学日

王晓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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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9月1日，我在西藏日喀则参加一所学校的开学典礼，载歌载舞的欢腾中，突然接到来自上海的电话，说孟玲老师走了。

是夜，我独坐在珠峰脚下一处坡地，头顶繁星闪烁。一道流星蓦地滑落，我的心跳加速。不能参加孟老师的追悼会，我只能在月光下用微颤的手指断断续续发出一段段文字，请同学在追悼会上代读。

高原夜来骤冷，历历往事夹着寒意和暖流袭来。

我1969年上中学，也是9月1日，第一次遇见孟老师。起初以为她是留级生，扎着两根小辫子，圆脸上架一副眼镜，个子不高。那时她刚从大学毕业，也就20岁出头，任我们班副班主任，协助年近花甲的吴先生带班。她是数学老师，但从没给我们上过课。

那时，我正处于青春期，父母不在身边，许多烦恼无处诉说，可谓“少年识得愁滋味”。好在，孟老师走近了我，她避开我不愿提及的敏感话题，关心我在读什么书、夸我穿格子衬衫很帅……就像知心大姐姐。转眼临近毕业，按当时的分配政策，我哥去了“外工”，我属活络档，可去市郊农场工作，亦可读技校。我本已准备去农场，喜出望外的是，我竟然收到了技校的录取通知。怎么回事？我去问孟老师，她笑笑说，全靠吴先生据理力争。

许多年以后，我才了解到这个故事的真实版本。在决定学生去向的那次分配会议上，确是吴先生提出让我去读技校。吴先生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曾是洋行高级职员，后来到中学教英文。但面对吴先生的提议，与我有过节的年级组长G先生当场予以责难，眼见事情将成定局，且慢，从来不在大庭广众发声的孟老师突然站起来，涨红着脸说：“我了解他，他是全班最喜欢读书的人，凭什么不能读技校？”

离开中学后，我与孟老师走得更近了。恢复高考时，她经常在家里帮我补习数学，有时还留我吃饭。也真难为了她，那时我的算术程度只有小学三年级。

想不到，孟老师退休后罹患肺癌，她乐观而顽强地与病魔抗争，度过了五年存活期。我召集同学在饭店里为她举行“庆贺新生五周年”仪式，那天她很高兴，说要与同学们相伴到老！岂料仅过数月，她的病情恶化，医生说也许挺不过半年。在日本工作的郭越悦同学早有心愿邀请孟老师去旅游，这下时不我待。时临岁末，郭同学赶回上海，和我一起陪同老师全家去日本过圣诞节。在一派冰天雪地的北海道，孟老师甩开众人的簇拥，撒腿就跑，在寂静的雪夜留下一串银铃般的笑声。原来，老师也会疯的。也许，是陶醉于生命最后的欢乐。

赴日归来，孟老师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我们不时去她家或医院看望她，眼见她一天天衰弱，直至生活不能自理。

有一天，孟老师忽然气喘吁吁地对我说，她要请G先生和我一起吃一顿饭。我没法不答应，明白她的一番苦心。许多年前有一次，我在马路上看见G先生，他正和人说话，我走到他跟前，几乎贴近他的脸，怒视片刻，猛地从鼻孔里重重一哼，立马扭头而去。那顿饭，孟老师兜着尿不湿，由女儿搀扶而来。G先生已是耄耋老人，我竭尽恭敬，对他嘘寒问暖，无关往事，我们倒像一对忘年交。孟老师几乎没动筷，也无力说话，只是欣慰地看着我。这也是她人生中最后一次进饭店。

孟老师在生命的尽头，放不下我没放下的仇恨。这种情感唯有母亲对孩子，而教育的本质何尝不是这样？孟老师给我补上了爱的一课。

那年9月1日，我和同学去了墓地。我点上一支香，双手合十，喃喃低语：“孟老师，天堂里今天也是开学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