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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若是想要长长久久地强盛下去,如何选拔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为自己所用是重中之重。换而言之,一个国家的选官制度对这个国家的命脉兴衰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封建王朝的西汉,在秦朝快速覆灭并不能为王朝内部问题的解决提供实际经验的情况下,更需要自己创造出一套合适的官僚体系来维护自己的统治。
而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才使得西汉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朝代的选官制度,同时也为后世创造了一个制度性的蓝本和规范。
一、剧烈变化的社会环境要求选官制度的变革
1、原有的选官制度在实施中陷入困境
在西汉建立初期,西汉的选官方式虽然在名义上有四种,但在具体的实施上,它们却各有各的困境。第一种方法是军功积累,简而言之就是通过在战场上屡立功勋的方式来做官。但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相当困难,能够从战场当中成功存活已经是极为不易,又哪里敢奢望立大功。
就算真的取得巨大胜利,主要功劳一般也都是先落在更高一级的官职身上,层层分封下来,普通士兵最终想要熬出头没有个十年八载简直是不可能。因此,军功积累这一为官方法虽然现实且直接,但在具体的事实上却困难重重,只有少数一些幸运儿能够脱颖而出。
第二种则是任子,让一些人通过父辈的关系和地位来做官。这一方法自不必多说,不仅与广大平民百姓毫无关系,而且选拔上来的人才质量也参差不齐,多的是谋个一官半职来混日子的。
第三种是赀选,指的是让一些拥有一定数量资产的人做官,“稍增至四干石为五大夫,万二千石为大庶长”,与卖官鬻爵有些许类似,选拔上来的人才可能比任子这一方法的都差。值得一提的是,商人是无法使用这一方法的,身份上被卡得死死的。
最终一种也是最无奈的方式,凭自己的为官资历然后通过水磨功夫慢慢往上爬。没有个几十年的功夫根本不行,而且还有更多人爬到一半就爬不动了。不过通过这一方法最终跻身高位的大多也都是有真才实料之人,对国家政治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结来说,在汉朝初年能够真正选拔出人才的方式其实只有第一种和第四种。当然,这并非说的第二种和第三种没有,如桑弘羊便被推测是靠赀选入宫,但他们在比例上相比起来却是小了许多。
而随着汉朝的政治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战乱不再频发的时候,通过积累战功来晋升为官则变得更加困难。毕竟都无仗可打了,想立功都困难。此消彼长之下,大量原统治阶级当中的人就开始垄断朝政,形成自己的利益集团。
这不仅不利于皇帝的统治,对汉朝的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也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当汉武帝即位之后,为了改变这一局面,着手开始了对选官制度的改革。
2、汉武帝的政治目标与以往的皇帝完全不同
在汉朝建立之初,由于秦末战乱的影响,导致整个中原民族的实力大幅度下降。相比之下,匈奴则在冒顿单于即位后将所有北方少数民族全部都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大有一副南下灭亡汉朝的气势。
虽然汉朝最初也想过打败匈奴这一心腹大患,但在刘邦经历白登之围后,西汉立即从战略攻势转为守势,选择采取和亲的方式来维系和平。虽然这颇有些憋屈,但奈何形势不如人,也只能这样。
因此,在汉武帝即位之前,汉朝统治者一直采取的都是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来治理国家。再加上汉文帝与汉景帝本身也称得上是明君,这也促使汉朝进一步走向鼎盛,“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汉武帝才有资本多次发动大规模战争,也才最终坚定了自己发动战争的决心。但战争不仅是一场国力的消耗战,同时也是一次对人才的考验。在汉武帝的政治目标之下,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如卫青霍去病这样能征善战的武将,也需要如桑弘羊、霍光、金日磾这种辅佐内政的文臣。
否则如果内政管理跟不上,在打仗时出现粮草运行问题、财政紧缺问题、民心涣散问题等,那么汉朝的军队也就将不攻自破,更遑论打败匈奴了。
因此,汉武帝急需从选官制度这一根本性问题上下手,最大限度地利用起最多、最有用的人才,从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霸业。从这个角度来看,若非汉武帝自身的政治野心,汉朝在选官制度上的改革想必也会缺失动力。
最后,汉武帝本人的思想也与以往文景两代皇帝截然不同。前文已经说到,汉朝最初施行的是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这不仅使统治者不愿过多干预国内社会的具体发展状况,同时也降低了他们对外作战的欲望。当然,实力基础尚未完成也同样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汉武帝不同,他推崇的是更加强调君臣关系和官僚政治的儒家学说。
对他而言,将大量人才笼络进朝廷既是国家强盛的需要,也是他加强自身统治的重要手段。因此,汉武帝也有志于改革原有的官员选拔方式。值得一提的是,正因为这一和以往皇帝截然不同的政治思想,使得汉武帝在执政初期遭受过巨大挫折,后期才逐渐成长为我们熟知的那个汉武大帝。
二、征辟和察举是汉朝选官制度改革的重要成果
1、以自上而下为主要实现形式的征辟制度
作为两种新型的人才选拔制度,无论是征辟和察举都更加体现出了一种民主性。当然,这种民主只是相对来说,实际的决定权仍然牢牢掌控在官府手中。其中,征辟的实施形式是自上而下,由皇帝发布的人才招揽命令为征,征召可以选择去也可以选择不去。
被征召的对象则一般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学问高深的大儒,不仅能力高超,其名声也较为响亮,将他们招揽进朝廷能够起到一种集群的效应。
第二种则是官职不高但却声名远扬的低级官吏,大部分都会被征召成为不掌握实权的虚职,主要是为了表明朝廷对人品高尚者的器重。当然,身为低级官吏竟然能够做到声名远扬,其实际能力想必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由官府发布的招揽命令则称为辟,实施主体既有中央朝廷,也有地方政府。辟召的官职也囊括甚多,上至三公九卿,下至地方官吏。但相比之下,还是中央朝廷发布的人才辟召命令更具有含金量,或者说更有前途,一般都能让被辟者最终身居高位,“三府掾属,位卑职重,及其取官,又多超卓或期月而长州郡,或数年而至公卿。”
另外,在中央失去对地方掌控的东汉末年,政府辟召之风日渐强盛,包括天文、古经、方术在内的各种人才都被纳入了招揽范围之内。最后,无论被被征者还是被辟者,他的官职晋升都要通过察举制这一方式。也因此,征辟制度其实只是察举制的补充,用来网罗一些可能被漏掉的人才,无论是规模还是频率都不能同察举制相提并论。
2、贯穿中国历史几百多年的察举制度
有关察举制的产生,其实早在刘邦统治时他就已经下达过类似的命令,“贤实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条人才选拔的命令也是自上而下地发出,但它并未有明确的征召对象,只是希望有才能的人可以主动投奔于他。
所以从本质上来讲,这仍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拔方式。之后的汉文帝也发布过此类命令,但同样被算为察举。但也是从汉文帝开始,察举制和征辟制的区别开始确立出来,其中最为明显的一点就是考试。
首先,被察举的对象一般都是由中央或者地方将一些他们认为的人才推荐给皇帝。但这并不意味着被举荐的对象就可以安稳做官,他还需要经历由政府专门制定的考试,考核通过之后才能说得上是仕途坦荡。文帝虽然最初定下了察举考试这一规定,但考试的内容及一系列规章制度却是直到武帝时期才完善。
虽然被举荐者当中有许多都是有钱有势之人,但考试这一方法却还是为广大底层人民做官创造了可能,从而巩固了汉朝统治。虽然之后由于汉朝的朝政腐败而导致察举制失去作用,但它却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当时汉武帝所需要面临的难题。
三、总结
每当社会碰上一次转折,那么这个社会便需要经历一场变革才能继续以强盛的姿态存在下去,当时的汉朝便是如此。当然,这种变革也是汉武帝主观推动而来。虽然征辟和察举制度依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汉朝的选官难题,但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才最终为之后科举制度的诞生打下了基础,也算是居功甚伟。
总的来说,汉代的选官制度是为了适应时局变化而产生的,并对后世产生了难以磨灭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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