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学者眼中的丁宝桢｜周胜：警惕英国染指西藏，体现丁宝桢的雄才大略

编者按

丁宝桢（1820年－1886年），原名琼选，字稚璜，贵州平远（今织金县）人。政治家、改革家、晚清名臣。咸丰三年考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因军功加太子少保，人称“丁宫保”。官至山东巡抚、四川总督，创办山东机器局、四川机器局，是洋务运动重要人物；智杀太监安德海，曾国藩称其“豪杰士也”；推行盐政改革，打通川黔盐运通道，解决贵州百姓用盐困难；治理黄河、修缮都江堰，被誉为水利专家；逝世后赠为“太子太保”，谥“文诚”，入京师贤良祠，山东、四川、贵州建祠纪念。有《丁文诚公奏稿》《十五弗斋诗存》《四川盐法志》等传于世。

2023年10月，大型历史题材电视连续剧《丁宝桢》在央视的热播，让关于这位晚清名臣被更多人认识，其清正廉洁、报国爱民的一生在新时代被以各种创新形式再现和传播，而其中那些具备当代价值的优秀品质，更让当下的人们津津乐道。

真实的丁宝桢，在文史研究者们眼中是什么样子？他们最看重丁宝桢品质中的哪些东西，以及对这位名噪一时的晚清人物做怎样评价和表达？记者就此采访了文史专栏作家、《旮旮角角贵州史》作者周胜。

文史专栏作家周胜的《旮旮角角贵州史》一书中，有四篇文章专门写丁宝桢。虽然同样讲到丁宝桢在山东任上时治理黄河，讲到丁宝桢的清正廉洁，周胜的叙述里却多了很多鲜有人知的细节和背景，多了不少趣味性和故事性——书名里的“旮旮角角”，并非浪得虚名。

诛杀安德海，是丁宝桢在山东干过的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大事，但周胜以一句“丁宝桢在山东干过的大事不止诛杀安德海”，让人顿生好奇。他说的是丁宝桢在山东时治理黄河，“当时预计要准备秸秆二千万斤，麻料一百九十万斤。丁宝桢在工地上监督，从黎明到二更，一直站在风雨之中，几乎天天如此。从正月二十九日动工，到二月二十四日合龙工竣，所用的物料，仅占按河员预算购办物料的一半，丁宝桢这才知道历来河工虚报贪污的恶习，深为恨之。”

丁宝桢济南旧居。

丁宝桢的清正廉洁也众所周知，但周胜认为他清廉简朴的程度“可能会出乎人们意料”。他任四川总督时，厨役因为向他索要工钱不得，竟然出言不逊。“丁宝桢气极，想把厨役开除，但又无钱清还旧欠。平时丁宝桢准备有一只衣箱，封条盖章。缺钱用时，就叫人拿去当铺典押二百两银子救急。这次也准备这样做了，正好成锦道来见，看到丁脸色不对，问是怎么回事。知道原因后连忙请藩司把这个月的廉俸送来，才解了围。”

周胜给丁宝桢算了笔账：“清代总督的年俸才一百八十两，无禄米，主要靠养廉银。湖广总督的每年养廉银是一万五千两，两江总督一万八千两，四川总督养廉银规定是一万三千两......这些钱听起来不算少，但不过，既要养一大家子人，还要雇幕僚佣仆，维持总督衙门的场面；再加上丁宝桢虽然自奉甚俭，但待人甚厚，亲戚故旧有求，总要出手相助。”更不用说贵阳修缮阳明祠，他要出资捐助；改革盐政后“岁增帑金百余万”，他却又一清如水，“均一介不取”，出多入少，难免捉襟见肘。

丁宝桢曾经对在成都尊经书院执掌的王阊运诉苦：“用度不足，思移一镇”——钱不够用了，想换个地方。王阊运哈哈一笑说，州县官因为苦缺，要求换个地方是有的，却没有听说过封疆大吏会因为入不敷出想要换地方。

周胜提到的丁宝桢在家信中对儿女的教诲，体现了其对生活简约朴素之美的推崇：“家用务宜节省，肥浓易于致病，不如清淡之养人。华服适滋暴殄，不如布衣之适体。”至于“事事悉存忠厚之心，不敢侮人，不敢慢人，遇有善事量力乐做，不可妄取民间一钱，如公余之内，稍有盈余，即以之救济穷苦贫民”，他自己确乎已身体力行。

丁宝桢手迹《丁文诚公家信》。

周胜在书中还讲述了丁宝桢警惕英国染指西藏的旧事。他说：“在不少艺术作品中，丁宝桢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似乎只是一个风骨棱棱的儒官廉吏，尤为人们熟知的是诛安德海、治理水患以及整顿盐政。殊不知丁宝桢还是一个洋务派，更是一个着力巩固西藏边防，抵御外国势力入侵，维护国家统一的爱国者。”

光绪二年（1876年），英国以“滇案”要挟清政府与其签订《烟台条约》，其中重要的一款即英人可以“入藏”考察，为日后英国染指西藏开启了方便之门。

对于从成都动身，准备经川康入西藏“游历”的英国人，丁宝桢经了解后得知他们表面上是考察通商事宜，实际是查看道路形势，为日后从印度经西藏进入四川及内地作准备。周胜在书中写道：“丁宝桢立即采取了相应措施，一是因有条约在先，只能设法‘婉言阻止，决不令其轻入’；二是万一阻止不了，便增派人员名为陪护，实为加强监察。”

都江堰丁宝桢像。

除了尽力阻止和监察企图染指西藏的英国人入藏，丁宝桢认为长远之计应该是切实加强西藏边防。周胜在文中详细叙述了丁宝桢的种种做法：“他认为川藏一体，唇齿相依，经营好四川，就为西藏的防务提供了强大的后盾。他创办机器局，制造火药枪炮：改革盐政，实行官运商销，‘所收税羡截厘及各杂款至一百余万两’，增加了四川的财政收入。”在此之外，他还“整编绿营、防军，留强汰弱。所有防营均‘勤习枪炮阵法，并精练打靶等事’，要让这支军队‘足借一战，不至甘心让人’。”他再三上奏折强调英国对西南和西藏的野心，拒绝朝廷裁军减勇；提拔重用技术人才，让他们在洋务运动和发展新式机器工业方面中发挥重要作用等等努力，使得英国人在西藏通商的企图一时未能实现。

即使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丁宝桢已病重之时，他对英国人染指西藏的野心仍是忧心忡忡。当时，俄国也从新疆抄近路赴西藏。临终前的丁宝桢忧虑重重：“英人俄人又均有入藏之议，将来必肇兵端。”并在其遗折中说：“外洋和约万不足恃。”

周胜评价说：“丁宝桢在西南边陲呕心沥血，苦心经营，艰难起步，对巩固西南边防，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表现出了一个晚清爱国政治家的雄才大略。”

文/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编辑/赵怡

二审/姚曼

三审/黄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