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撂荒耕地是如何“清零”的

□经济日报记者钟华林

2022年，四川遭遇严重伏旱，但粮食总产量仍连续3年突破700亿斤大关；今年小春，冬春连旱，总产量增幅仍创16年来新高。

“民非谷不食，谷非地不生”，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支撑四川粮食产量在高位保持稳定的，正是播种面积的稳定增长。数据显示，2022年，四川省粮食播种面积9695.2万亩，同比增加158.6万亩，同比增幅1.7%，是近十多年来面积增加最多的一年。

四川省委书记王晓晖说，四川这样一个人口大省、农业大省，耕地家底并不丰厚，我们必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千方百计把耕地保护好，才能把手里的“饭碗”端得更牢、装得更满。

耕地撂荒现象的大力整治，是四川强化耕地保护和利用的关键，也是播种面积稳定增长的关键。据统计，到2022年底，全省累计整治农户承包耕地217.6万亩，撂荒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复耕的撂荒地主要用于种粮，为全省粮食产量稳定在700亿斤以上作出了积极贡献。

从去年春耕春种到今年夏管夏收的一年多时间里，经济日报记者3次深入四川盆地、周边丘陵地区以及川东大巴山区，走访四川粮食产量排位第一、第二的达州市、南充市，以及成都、绵阳、德阳、眉山、广安等地，欣喜地发现，过去的撂荒地或加快复耕，或正待收获。

田间地头，记者与乡村干部、农民群众一道探讨此前耕地何以撂荒，如今复耕如何推进，今后怎样才能避免新的撂荒……只有找到“病根”，才能对症下药；只有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调查表明，四川在推动撂荒地复耕、建立健全消除耕地撂荒长效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

认清一个基本事实：耕地之所以撂荒，背后原因有许多，但缺少劳动力是主因

去年3月中旬的一天，周长树站在路边，看着眼前一片平缓的荒地里，几台挖掘机正发出刺耳的“嘎吱嘎吱”声，丛生的荆棘和杂草一起应声翻倒在地，根茎交织一起的大块泥土暴晒在阳光下。

周长树是南充市嘉陵区金宝镇积善社区居民。“我的承包地已流转给专业合作社了，社区通知我，要把我家的撂荒地整理出来种粮食，让我指认一下边界，我就从城里返回来了。”

从去年3月到今年9月，周长树的4.4亩荒芜多年的承包地收获三季，两季高粱一季小麦，总计产粮达万斤左右。

并非不产粮，却何以撂荒？周长树告诉记者，他家的承包地，以前父母在世的时候种点玉米、水稻、土豆，父母去世之后就没有耕种了，算起来也有好几年了。“我50多岁了，虽然在村里出生在村里长大，但长大之后就一直在外地打工，然后就在城里安家了，所以我几乎没有种过地，我的两个孩子也一样，都在城里安了家，更不可能回村里种地了。所以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组织流转复耕，这几亩地就永远荒了。”

记者走访调研发现，耕地之所以撂荒，背后有多种原因，但最直接的原因大多像周长树家的情况一样，劳动力外出打工了，没人种地，只能撂荒了。积善社区支部书记任道贵介绍，社区很多农民家庭的情况与周长树大同小异。全社区2508人，有劳力900多人，耕地3100亩，但90%的劳力都外出打工去了，留下来的大都是小孩和60岁以上的老人，有劳动能力的不到百人，之前造成1100多亩耕地撂荒。即使没有撂荒的2000多亩，也只种了一点自己吃的口粮、蔬菜。去年春耕前夕，他们从外地引进一家种粮专业合作社，流转了所有的撂荒地复耕种粮。

去年春天，抢在插秧前，南充市西充县关文镇祈嗣庵村的撂荒地建成了高标准农田，水田种植水稻，旱地种植玉米。“我们全村有1200多户，2600多人，但常年在村里居住的只有不到300人。一年到头有一多半的房子都空着，白天看不见人，晚上看不见灯。部分村民逢年过节会回来待几天，灯就会亮几天，节一过完人就走了，房子也空了。还有许多人家好多年都不见人，这些人多半在城里买了房，安了家。”说起这些，村支部书记贾全余颇有些无奈，因为村里3000多亩耕地此前多有荒芜，而这些耕地一半以上是平坦的水田，余下的虽是旱地，但耕作条件也都不错，唯一缺少的就是劳力。

为对症下药制定整治措施，近两年来，四川省坚持问题导向，多次组织队伍深入农村调研，探寻破解之道。总的来看，撂荒现象可以用“六少六多”来概括：即近郊平原撂荒少，丘陵山区撂荒多；水田撂荒少，旱地撂荒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好的区域撂荒少，农业劳动力大量外出的区域撂荒多；耕作条件好的区域撂荒少，基础设施差的区域撂荒多；农业机械化程度高的区域撂荒少，农业机械化程度低的区域撂荒多；产业成规模的区域撂荒少，传统种植的区域撂荒多。

四川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站长乔善宝分析说，虽然有“六少六多”，但劳动力短缺造成无人耕种是首要问题。据去年年初统计，四川省除攀枝花市之外的20个市（州）、176个县（市、区）的农户承包地共撂荒217.6万亩，从原因来看，因劳动力缺乏造成撂荒的占一半以上，从地域来看，丘陵和山区占93%以上。

“农民工在外面找到稳定工作之后，大都会把‘另一半’也带出去，家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了，如果老人身体不好，耕地就只能撂荒了。”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伍修强对记者分析说，随着农民工随迁子女上学问题的解决，儿童也在随父母进城，一般不再返回农村，农村就只剩下老人了。“再过些年，谁来种地？这是我们必须面临的课题。”

正视一个基本问题：一方面是“一人务工，全家脱贫”的实践，另一方面却是“务工一个月，土里刨一年”的现实

四川是农民工大省，据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统计，全省转移就业规模保持在2500万人左右。

为什么一方面有耕地撂荒，另一方面却又有大量的农民外出打工？

四川过去一直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实现脱贫的重要举措，许多家庭通过外出打工实现“一人务工，全家脱贫”。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正因为如此，在四川省委促进农民增收诸多措施中，“促进农民工就业增收”摆在重要位置，提出将进一步健全县乡村三级劳务服务体系，大力培育“川字号”劳务品牌，加大农民工就业失业监测帮扶，稳定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

事实上，工资性收入已在农民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据统计，2022年，四川省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5844元，占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重达31.3%，是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而另一方面，却是“务工一个月，土里刨一年”的现实，种一亩粮的收入还比不上外出打几天工。

南充市嘉陵区龙蟠镇鞍子山村党支部书记青建伟对记者分析道，以一个农民工一个月的工资三四千元计算，一个农民在村里种一年地也难挣到这么多。

南充市嘉陵区金宝镇积善社区党支部书记任道贵的数据很有说服力：以2021年为例，全村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约1.3万元，其中有80%以上是务工收入。

达州市开江县广福镇石板滩村党支部书记唐德洪算了一笔账：以亩产1100斤谷子计算，除掉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成本，1亩田能收入300元就很不错了。即使加上各项惠农补贴，如地力补贴、稻谷补贴等，也就400多元，以平均每户5亩承包地、一年种两季计算，一年下来的净收入也才4000多元。而这还得是风调雨顺年景好，如果遇到天气不好，或病虫害严重，可能这一年就白忙活了。

一端是务工，一端是种地，收益的天平明显偏向了前者。缺少劳动力的实质是种地比较效益低下。

坚守一个基本原则：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更不能放任撂荒

作为农业大省，四川深知建设好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责任重大。

“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决不能非农化，更不能放任撂荒。”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徐芝文表示。四川高度重视撂荒耕地整治工作，2022年春，省里确定当年为农户承包耕地撂荒“整治年”，明确向撂荒地要粮的工作目标。这一年里，他们借鉴脱贫攻坚精准到户的经验，逐村逐户开展拉网排查，摸清撂荒耕地的位置、面积、生产条件、农户撂荒的原因、复耕的意愿等情况，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治措施。

绵阳、南充、广安、达州、眉山等市，根据摸排结果，县、乡、村分级分类建立耕地利用和撂荒地整治“两本台账”，明确任务、责任、时限“三张清单”，切实做到“数据准、底子清、情况明”；根据摸排情况，各地“一户一策”“一地一策”确定整治策略，科学开展复耕复种，并把任务分解到村、时限细化到月、责任落实到人。

一时间，一块块过去沉寂多年的土地，响起了挖掘机的嘎吱嘎吱声，一片片过去无人问津的荒地，迎来了农民的身影，或种瓜点豆，或犁田育秧，一条条机耕道向半山上蜿蜒，一座座山坪塘在阳光下泛起粼粼水波……寒来暑往，杂草丛生的土地上，或结出了饱满的豆荚，或长出了粗壮的玉米，或麦穗灿灿，或稻谷飘香。

4月的一天，站在田坎边，看着一垄垄绿油油的麦苗，南充市嘉陵区龙蟠镇鞍子山村村民任周琼显得格外高兴。她家6口人，7亩地，两位老人年老多病，丈夫在外面打工，两个孩子大的务工、小的读书，她自己在家照顾老人小孩，基本没精力种地了。

“我也是农民，前些年看着地里长满了茅草心里也不好受。”她告诉记者，自家停止耕种的第一年，她把土地送给邻居耕种，还送了一些化肥，但邻居情况也跟她家差不多，第二年就荒了，这一荒就是10年！直到政府部门大力整治撂荒地，两家专业合作社流转了村里的耕地，才开始复耕种粮，茅草地也终于变成了庄稼田。

“去年，这7亩地合起来产粮12000多斤，种上10年加起来就是10多万斤啊！”任周琼扳着指头算着账。

“全村1592亩，过去大多数是荒芜的，如果都种上粮食，一年的产量应该有200多万斤！这可以供好多人吃饭呢！”青建伟在一旁算着村里的账，不免也为这个大数字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近两年来，小麦、高粱、水稻和油菜收成都不错。经过努力，去年全村1500多亩荒地已全部“清零”。

跟鞍子山村一样，在达州、巴中等大巴山区，在南充、遂宁等四川盆地周边撂荒地较多的地区，过去大片的撂荒地纷纷“清零”，到去年11月底，四川省摸排出来的217.6万亩撂荒耕地已全面完成复耕复种。

据粗略估算，这217.6万亩撂荒地一年的粮食产量在15亿斤左右！更重要的是，坚定整治现有撂荒地宣示了一个强烈信号：四川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彻底整治撂荒耕地，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决不允许出现新的大面积撂荒。

忽如一夜春风来，近两年的整治收获令人满意的效果。这“春风”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三农”工作的殷殷嘱托，是四川省委、省政府对扛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的坚定决心，是各地干部群众勇于在实践中改革探索并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的宝贵精神。

明确一个根本道理：粮食要安全，荒地要复耕，首先要有人种

南充市仪陇县地处四川盆地边的深丘地带，撂荒地复耕压力较大。在复兴镇乐居村，村支书蒋大兵告诉记者，全村700多个劳动力只有几十个在家，3200多亩耕地荒芜面积达1200多亩。去年村里接到撂荒地整治任务后，他曾焦虑不安很长一段时间。他先是挨个儿打电话、发信息请在外打工的承包户回家种地，结果可想而知：一个也没回；请种粮大户也不容易，因为正是全省撂荒地复耕高峰期，各地都在争抢大户。直到去年7月从邻镇请到种粮大户，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如今，这1000多亩撂荒地已种植两季，收获小麦和高粱110多万斤。

确保粮食安全，撂荒地复耕，首先要有人种地。为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四川各地结合各自的实际，各显神通，想出了不少管用的高招妙招。

第一类是从外地引进种植大户，包括各类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这一类较为普遍。达州市宣汉县三兴种养殖专业合作社就是这一类。合作社负责人张小强告诉记者，去年初，合作社得知宣汉县蒲江街道办事处兴隆村有不少撂荒地，而他们也需要建立自己稳固的粮油生产基地，所以双方一拍即合，复耕了村里800多亩撂荒地，种上了玉米和大豆等粮食作物。南充市嘉陵区金宝镇积善社区引进四川金尚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复耕1100亩撂荒地。这一类的特点是从垦荒到种植以及道路、水渠等都由种粮大户或专业合作社负责，当地政府给予相应的补贴或奖励。

第二类是把撂荒地整治当作一个项目来做。当地政府或村集体把耕种的基本条件准备好，招引新型经营主体经营管理，双方根据情况商定后期各自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利益的分配。广安市广安区花桥镇即采取这类方式。镇人大主席唐剑锋介绍，花桥镇蒲莲社区有800多亩撂荒地，当地利用易地搬迁和乡村振兴等项目资金修好了道路和堰塘等基础设施，对荒地进行了“小改大”“坡改缓”“宜机耕”整理，正在按招引进来的专业合作社的设计进行进一步整理，之后将交由大户管理，双方约定今后的责权利关系，加上土地流转农户，三方按股分红。唐剑锋介绍，这种模式的好处有几个方面，一是减轻了专业合作社的资金投入压力，二是让专项资金产生红利，有利于后期村集体经济发展，三是村干部没有经营管理经验，让专业合作社专业的人从事专业的事有利于长远发展，四是不仅荒地种上了，农户还有分红。据测算，按目前确定的村集体、合作社、农户4∶3∶3的分配比例，在合作社有一定收益的同时，村集体和村民每年将有数十万元的收入，形成“三赢”局面，特别是农民成为土地规模经营的积极参与者和受益者。

第三类是“村集体+专业合作社”模式。与第二类相比，这种模式更关注如何处理与农户的关系问题。广安市广安区龙台镇北斗村有2800多人，但留在村里的劳动力只有几十人，耕地荒芜较多。村里以村集体经济联合社的名义将2000多亩耕地全部流转打包给专业合作社复耕，双方合作经营管理。龙台镇党委副书记陶继强分析说，专业合作社大多是“外来户”，与当地农民群众建立信任关系需要一段时间，在土地流转整理、生产管理、劳动力调配等方面可能会产生小矛盾小纠纷。如果村集体与专业合作社之间是合作关系，与村民打交道的事交由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来协调，许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据近一年的实践来看，不仅专业合作社有收益，村集体也有几十万元的收入，农民人均还可增收400多元，又是一个“三赢”。

第四类是动员在外创业成功的村民返乡种地，发展家庭农场。与前三类相比，这些返乡的成功人士具有一定的优势，一是回乡创业有感情，二是对当地气候、土质等自然条件很了解，三是与村民很熟悉，后期打交道更便利。达州市开江县永兴镇龙形山村村民陆伦生是其中的代表。陆伦生在外做生意20多年，前些年回老家看见过去养育自己的稻田荒芜得“鸡都钻不进，羊也挤不进”，心中很不是滋味，近两年里投巨资建设家庭农场，把2200多亩荒地整理成高标准农田，育秧种稻，让自己一度荒凉的家乡重新变得生机勃勃。

第五类是完全由村集体兜底。在很大程度上，这一类可以说是权宜之计。毕竟撂荒地复耕需要较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大多数村不仅没有多少集体经济收入，三四个村干部也无法承担起数百上千亩撂荒地的生产管理工作。据记者观察，这一类情况虽然占比不大，但后期工作有较大压力，需要得到更多支持和投入，最终还得走引进种粮大户、专业合作社的道路。

分析以上各种类型可以发现，在撂荒地的整治工作中，种粮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发挥了关键作用。正因如此，市、县、乡、村从事“三农”工作的党员干部有一个共识：要进一步加大扶持力度，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引导土地向新型经营主体有序流转，形成中国特色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不可能大量吸引老一代农民工返乡种地、而新一代农村青年愿意留在农村种地的越来越少、种粮农民只会不断减少不会增加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应未雨绸缪，像当前支持培育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一样，加强顶层设计，出台系统性政策，支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尽快发展壮大，让这一群体有意愿、有能力挑起新时代“中国碗装中国粮”的重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