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妻现象：揭示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困境

典妻现象的存在，如同中国婚姻制度的一个毒疾，让那些封建士人无法回避，又羞于启齿。到了清代，中国的典妻现象达到了“全盛”，这个词也就不断地出现在士人的著作、史家的记载里。

清代典妻现象特点明显，比如在《吴友如画报》中有一幅〈典妻贩婢〉，两个男人都站在桌子旁，一个男人着粗布衣服，一手拿着一张纸券，一手指着这张纸券，对对面的男子说着什么，他身后有一个年轻的女子，面有羞色，用手掩着脸。对面衣着华丽的男子目不转睛的看着女子，厅中还有四个女仆，也指着少妇，窃窃私语。画的上方还有一段文字：“刘某，广西平南人。妻某氏，年二十余，丰姿绰约，静好无尤。虽居贱食贫，绝无怨意。今春平南荐饥，贫家卖男鬻女，为救饥之计。女价颇廉，刘思生财之道，别无他计，若贩女转售东粤，利市可获三倍，而家贫苦无资本，一再踌躇，因商于妻，将其贷于富家，而以妻作抵焉，妻许之。富家涎其美，遂贷以三十金约期取赎，过期即作割绝论，署券而去。刘得金即贩两婢，附船东下，以为指日获利，床头人不难璧还也。讵舟到玉省河，夜泊花埭之茶溶。被匪三人窥破行径，知其孤弱可欺，竟驾舢板托言巡查，登舟检观，见有二女，诬以拐带劫去二女。刘再三分辩，匪即按枪指吓，刘畏其凶悍，不敢与较，任其扬长而去，而自顾，两婢既失，家室又空，懊恨欲绝，始悔前之妄思发财，作无耻之事，而反不能自保也，亦已晚矣。”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清代的典妻现象的一些特点：第一，典妻习俗十分公开。平南地处广西东南部，并不是太封闭的地方，但也存在对妇女立券典质的情况。第二，典妻现象在民间已经习以为常。通常典妻都是因贫困无法生活，急需用钱，被迫典妻。刘某并非急用钱，而是想用典妻的钱贩卖奴婢发大财，而他妻子竟然“许之”。可见，民间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像纳妾一样，成为社会化的俗规了。第三，典赎并举，以人为物。刘某将妻子典给富家，富家给了他三十金，并约定时间，到期要用原金来赎，否则就要割断关系。就和典当衣物一样，女人就成了“死当”，归典主所有。

此外，清代典妻婚还存在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典妻仍然保持同前夫的夫妻关系。第二，典妻目的多以生育为主，留子不留娘，原妻为正式母亲。如定海一带，典子对亲生母亲叫“婶婶”。其子可入宗谱，而生母作为典妻，大多不能上事宗庙，下列宗谱。被典妇女在典期内生了男孩后，就可归回原夫家，故俗称“租肚皮”。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记录了一个《十五贯戏言成巧祸》的故事，清代的朱素臣将它改编为《双熊梦》，只不过是将妾改作女儿，将典妻改作卖给人家作丫头。但仍然保留了典妻婚的种种特征。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封建道德与典妻现象在传宗接代大旗下的妥协。第三，被典女子在典租期间通常住在典夫家，由男方负担其生活费用。有的典夫允许典妻一年回家几次，但不得与原夫发生性关系，有的典夫则不许典妻回家探望。第四，有的典妻现象具有社会自救性质，如招夫养夫、搭伙、拉帮套等，原夫家与典夫家往往都比较贫困。招夫养夫通常是原夫家因疾病等原因缺少劳动力，而典夫一般是缺少生产工具，双方在生产和生活上具有很大的互补性。拉帮套即是已婚女子因原夫生病不能自活，就将自己典给另一男子，但典夫要住进原夫家，这位住进家的男子俗称“套股子”；他要负担全家生活的重担，民间又称“拉帮”。

正因为这种互助性，女子典卖自己期间所生的孩子，也往往采取平分的方法，如拉帮套在结束时，双方要协商同意，并请人写一张《过子契约》，然后还要举行所谓“劈犊子”仪式。过子要改用套股子家的姓，并管他叫爹。如果这期间被典妇女只生了一个孩子，则视实际情况由男女双方协商，决定分给谁。两家的关系也十分有意思，双方套股子关系结束后，因为孩子的原因，双方还是亲戚关系，并且可以互相往来。男子用钱币租用或雇佣女性作为临时妻子的婚姻方式，与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卖淫业可谓异曲同工，典妻婚的本质就是使通奸卖淫合法化，正与封建礼教相悖逆，相冲突。因此，清代的法律对典妻明确加以反对，但社会现实又使得清代的统治者不得不做出让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