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城为何建于嘉靖时

本文转自：北京晚报

▌宗春启

今年，是北京外城修建470周年。470年前的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月，北京外城落成，使明清北京城的城墙在鸟瞰之下呈一个“凸”字形，皇城、内城加外城，紧紧拱卫着紫禁城，后来形成“里九外七皇城四”的格局。

熟悉北京史的读者都知道：北京的内城墙是永乐十七年（1419）完成的。为什么过了一百三十年后才想起修一道外城来？这跟发生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庚戌之变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从《明实录》和《明史》的有关记载中，可以大致知道庚戌之变的发生和结果。

外城最大的城门——永定门旧照

冤杀石天爵激怒俺答

说庚戌之变，要从嘉靖二十年（1541）说起。那年，蒙古一带发生自然灾害，人染疾病，牲畜大量死亡。蒙古部落首领俺答汗听信占卜者的话：要摆脱困境，须与中原结好。这年七月，俺答汗派汉人石天爵和蒙古人肯切来大同与明廷官员联系，请求通贡和互市。

所谓通贡，就是蒙古部落首领接受朝廷的封授，然后定期向朝廷进贡，朝廷则以赏赐的名义，供给蒙古人以布帛、铁器、粮食及珠宝首饰等。互市，也称马市，就是在官方控制下，双方在指定地点进行交易。

守边官员送走了石天爵，留下了肯切，并将此事上报给了皇帝。世宗朱厚熜认为“虏情叵测”，俺答这是“假词求贡”，坚决不许。接着，又重金悬赏买俺答汗的人头。肯切于是成了阶下囚。俺答见通贡不被允许，便联络起阿不孩、吉囊两个部落，分道入寇山西等地，所到之处烧杀劫掠。

第二年闰五月，石天爵同两个蒙古人再次来大同，一是代表俺答请求通贡开市；一是请求释放肯切，两个蒙古人中有一个是肯切的儿子。石天爵带来的书信上说，如果通贡被允许，将以黑头白马一匹、白骆驼七头、骟马三千匹向明廷进贡，请求朝廷赐予白缎一匹与大神挂袍、麒麟蟒缎等，供各部落首领穿用。石天爵告诉明朝官员：俺答汗说了，蒙古上层迫切希望通贡开市，如果再三求贡不允，他们将纠众三十万进犯。

常言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可是大同巡抚龙大有却抓起了石天爵等三人，杀了两个蒙古人，然后上报朝廷说是用计捕获了石天爵等人。明世宗非常高兴，下令将石天爵与肯切一起凌迟处死，人头传示九边，升龙大有为兵部侍郎，并奖赏了参与擒拿石天爵的官兵。

俺答汗闻讯大怒，不等到秋天，在六月就兴兵入寇山西，掠朔州，抵广武（今陕西省朔州），由太原一路南下，“沁（州）、汾（州）、襄垣（县）、长子（县）皆残破”，“每攻克村堡屠戮极惨”。明军将领张世忠、张宣、张臣在抵抗中阵亡。

此后一连五年，俺答屡次进犯、骚扰山西、陕西等地。

嘉靖二十六年（1547）五月，俺答汗又一次派人前往大同联络，表示愿意罢战、请求通贡互市。因前有捕杀来使得到升官嘉奖的先例，这次派来的使者，被边帅家丁董宝等人杀害。

两个月之后，俺答西入保安，掠庆阳、环县（两地皆在甘肃省东部）而东；九月，犯宁夏。明总督、兵部侍郎曾铣派兵袭捣俺答的老巢，“斩首百余级”，俺答这才撤兵。

这年八月，“俺答犯大同，指挥顾相等战死”；“九月，犯宣府，深入永宁、怀来、隆庆（今北京延庆）”，“军民死者数万”。嘉靖二十八年（1549），俺答五次进犯西部北部边境。

俺答兵临城下惊醒嘉靖

嘉靖二十九年（1550）秋天，俺答召集蒙古各部约十余万人，沿潮河川南下抵达古北口。明军急忙调蓟镇兵力从正面堵截，而俺答分派精兵向西绕道黄榆沟等处拆边墙进入，前后夹击，明军大溃。俺答分兵四处，掠怀柔、围顺义，抵达通州，焚烧湖渠马房。

八月十七日，北京城戒严。朝廷紧急调集河南、山东等地军队入援北京。

八月二十一日，俺答大队人马抵达北京城下，分兵至西山、黄村、沙河、大小玉河等地掠物杀人，城外居民纷纷逃进城内，庆寿寺、海印寺的空地上聚满了难民，城内米价飞涨。

常言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可这时候北京城却无兵可用。虽然京营兵登记在册的有十四万人，而实际人数不到五万，且一半是没有战斗力的老弱士兵。那些强壮的士兵不是被调去给皇帝修建宫观，就是被当官的调去私用，“比敌骑深入，战守俱称无军”（《明史·兵志》）。

皇帝传旨让出城御敌，士兵们吓得哭哭啼啼，“诸将领亦相顾失色”。负责守城的官员只好把京城百姓和来京会试的武举派到城墙上昼夜防守。然而俺答并不攻城，他们就是抢东西来了。

皇帝连连传旨命军队出战，兵部尚书王汝夔向首辅严嵩请示御敌办法。严嵩说，若在塞外，打了败仗还能遮掩；如今在皇帝眼皮底下，打了败仗，皇帝怪罪下来谁来担责？再等等吧，他们抢够了自然会退走。于是王汝夔不敢主战，调来的各地援军也驻扎城外关闭营门作壁上观，“寇以此肆掠无所忌”（《明史·王汝夔传》）。

到这个时候，明世宗朱厚熜还躲在西苑斋醮修道求长生呢。他已近十年没有临朝见百官了，平时能见到他的，只有严嵩和徐阶二人。在徐阶极力劝说下，朱厚熜勉强回到紫禁城。大臣们天不亮就来到午门等着见皇帝，等到中午，朱厚熜才驾临奉天殿，但一言不发，只让徐阶向百官传达他的旨意，无非是斥责武将不出战、文臣“不委身任事”。

俺答兵“焚掠三日夜”，收获过望。八月二十三日满载着抢来的物资，从容退出古北口。

八月二十五日，京城解除戒严。朱厚熜开始“秋后算账”，他要“大行诛以惩后”，责成王汝夔等大臣“陈状引罪”，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写检讨。王汝夔害怕皇帝会杀他，便向严嵩求救。而严嵩也怕王汝夔招出实话、把责任推到他身上，便对王汝夔说：“放心，有我在，绝不会让皇上杀你。”接着，被认为“不委身任事”的几位大臣遭到了严厉处罚，有的罚俸，有的杖责，有的削职为民。王汝夔被捕入诏狱。当皇帝下令将王汝夔斩首时，严嵩却不说话了。直到绑缚西市，王汝夔才知自己被严嵩出卖了。同王汝夔一起被杀头的，还有率领保定军入援京城的副都御史、巡抚杨守谦。

嘉靖二十九年（1550）岁在庚戌，这一场危机遂被称为庚戌之变。

亡羊补牢议修筑外城

庚戌之变过后，多个大臣建议修筑北京外城。

其实早在成化十二年（1476），总兵蒋琬就曾建议：在京城之外再加筑一圈土城，以护城外居民。他的理由是，朱太祖建的南京城，城外就筑有一道土城。正统十四年（1449）的己巳之变，瓦剌兵临北京城下，城外百姓纷纷逃进城内，城内几乎容纳不下。蒋琬提议可利用京城西北的土城旧址，“行劝募之令，加以工罚之徒”，新外城不日可待。明宪宗让大臣们讨论，结果是：“筑城之役宜俟军民息肩之日举行。”意思是当前内忧外患、灾害频仍，军民负担太重，宜缓行。

嘉靖二十一年（1542），“边关数有警”，兵部尚书毛伯温上疏请皇帝批准修筑外城。朱厚熜批示：“可以”。有大臣说因为正在修庙，“物力难继”。朱厚熜“乃命暂止”。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发生庚戌之变。九月，兵部侍郎、赞理京营军务的王邦瑞上疏，请“筑重（chóng）城、浚治九门濠堑”。朱厚熜批复：浚治九门濠堑事可行，但“筑城事重”，明年秋天再说。十月，动工筑正阳、崇文、宣武三城关厢外城，开工三个月后便停工了。

两年之后，又有两位大臣提出：城外居民数十万户，又是四方万国商旅货物所集之地，应该加筑重城予以保护。兵部、工部、户部一致赞同，于是朱厚熜批准了。

嘉靖三十二年（1553）闰三月，兵部尚书聂豹会同平江伯陈圭、兵部侍郎许论、掌锦衣卫事陆炳等人，呈交了工程方案。按这个方案，外城全长七十里：南、北两线各十八里，东、西两线各十七里；可供利用的旧城基约二十二里，需要新筑约四十八里。城墙用土筑，厚两丈（比内城墙薄四丈有余），顶收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比内城墙要低一丈有余），上用砖砌成腰墙，垛口五尺；设城门十一座，除通惠河两岸各留便门外，其余九门各设门楼五间；四角建角楼。所需人工费用银六十万两。朱厚熜批准了这个方案。

同年闰三月十九日，外城终于动工修建了。

开工不到一个月，朱厚熜不知想起了什么，跟严嵩说：建外城这事当然好，但不能白费人力物力。城墙下面用土筑、上面砌砖，这能结实吗？围垣可以用土坚筑，城门必须包砖，上面建城楼才可承重。这样的话，一两年肯定完不了工。还有，听说西面地势低洼、土脉流沙，工程最难，怎么施工？这必须要事先考虑到。

严嵩把这意思向聂豹、陈圭、陆炳等人传达，他们琢磨：皇帝什么意思啊？几个人一合计，由严嵩回报，提出三种方案请皇帝定夺：一是“且做看”，不行再说；二是先筑南面，其他三面待财力充裕时再做；三是维持原方案，做完南面再做东面和北面，最后做西面。不过，西面的情况也确实如皇帝所说。这就是严嵩聪明之处：他明知道第一、三两个方案朱厚熜肯定不会采纳，因为滥建宫观国库已然空虚，财政困难，工程已难以为继。果然，朱厚熜批评道：什么叫“且做看”？“此非建大事者之思也”。他批准了第二方案：先筑南面，“东西北三面，候再计度以闻”——以后再说。

一年以后的嘉靖三十三年（1554）四月二十七日，外城修建完工。新修的外城全部用夯土筑成，未建城门楼，也未筑月城。直到嘉靖四十二年（1563）腊月，工部尚书雷礼请“增缮重城”，完善规制：永定等七门添筑瓮城，东、西便门垛口加高，深浚外护城河。嘉靖同意了，“上善其言，命会同兵部议处”。次年正月，“增筑瓮城于重城永定等七门”。半年后的六月二十七日，“京师重城成”。之后，外城七门都建了城楼和瓮城。城楼为单檐，没有箭楼。

终嘉靖一朝，北部、西部边患一直没有消弭。直到隆庆五年（1571），明穆宗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允其按时朝贡，史称“隆庆封贡”。俺答汗率蒙古右翼三大部落首领与明朝边政官员会商，结世代友好，永不互犯。明朝在大同、宣府及宁夏、甘肃等地陆续开设了马市，双方建立了长达七十年的和平贸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