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关羽形象的转变：成为神坛上的代表人物

三国故事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开始流传，诸如传说、笔记等记载了很多迥异于《三国志》的人物事迹。彼时往往关羽、张飞并举，关羽并没有作为一个特殊的人物进行刻意塑造。甚至如《搜神记》《抱朴子》《世说新语》这样大量记载三国人物言行的作品竟然根本不谈及关羽。

公元220年关羽殒命之后无声无息的局面延续了300余年。

梁朝末年才开始出现关羽显灵的传说。智顗禅师欲建寺于当阳玉泉山，据传有金甲神对他说:“余汉寿亭侯也，愿舍此地为挂锡处，请安禅七日，以观其效。”到了约定的时间，“万壑震动，风号雷加，化湫潭为基址”。这无疑是佛教徒借助关羽神化其宗教的一种手法，也从侧面说明当时荆州一带的人民已经存在对关羽形象的崇拜，且其神话形象颇有深入民心之势。智顗禅师在玉泉寺建成后，以盛大仪式为关羽授“菩萨戒”，将关羽纳为佛门弟子，这为关羽在佛教信徒中获得更高的知名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凭借玉泉寺的祭祀和信教者的传播，关羽从几无声息中苏醒，一步步走向舞台中央。

不过，此时关羽的形象颇为凶悍，为厉鬼状，这应该与关羽武将形象以及父子遭擒皆为东吴所杀的悲剧有关。关羽形象的逆转发生在北宋，迈向神坛也以北宋宋徽宗为起点。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顺利夺权，并相继灭掉了后蜀等地方势力，基本结束了纷乱的时局，但一统天下的步伐却异常艰难。宋辽多年交战的结果，宋不仅未能收回燕云十六州，还与辽国签订了澶渊之盟，需要向辽国纳“岁币”。西北的西夏虽然经“庆历和议”收获了表面的太平，但北宋需要给西夏“岁赐”。有这样的强敌恶邻为伴，且与之交战屡战屡败，北宋政权实现“大一统”变得完全不切实际。这样的局面不仅对于最高统治阶层是难以接受的，而且对于深受“华夷之辩”影响的广大中原百姓而言也是极端痛苦的。

北宋王朝崇文抑武国策的实施，导致宋人眼前难以出现可以依赖的英雄人物，这时人们自然会把目光投向过去。历史上一直以“义薄云天”、武艺绝伦形象出现的关羽成为最佳人选。

正如包拯一样，历史上真实的包拯并非特色鲜明的人物，如其一般关心百姓疾苦的官员亦不少见。但由于民间形成了对包拯口口相传的舆论场域，作为一种娱乐题材人们似乎未着意追究真伪，甚至有意无意地把许多不辨真伪的故事堆叠到包拯身上，使其在话本中的人物形象越来越鲜明，个性越来越突出，故事越来越丰富，成了中国的福尔摩斯。

关羽亦如此。

关羽虽然文韬武略在三国人物中不是最突出的，但其个性特征却最具可塑性，其事迹也更容易成为争议的话题和茶余饭后的谈资。广为人知的温酒斩华雄、徐州兵败遭俘、千里走单骑、华容道、水淹七军、拒婚事件等都可以演绎出各具特色的故事。最令人嗟叹的是荆州父子二人命丧临沮(今属湖北省南漳县)，《三国志》所载仅仅不足百字，更是为后人尽情发挥想象留足了空间。

虽然赵宋王朝自赵匡胤开始即制定了重文抑武的国策，但过分强调文人治国，弱化军事，直接导致了面对西夏，尤其是辽国以及后来金国时的被动局面。北宋王朝需要精神偶像，需要孔武有力的猛士，借以安定民心，激发前方将士斗志，抵御外侮，捍卫江山社稷。这一偶像实际上就是护佑风雨飘摇中北宋君臣民各方心灵的保护伞。细考这一人选的必备条件又是苛刻的，不仅阵前功夫卓越———如此方能扮演威震敌胆，提升士气，壮我军威的角色，同时还要从精神上对北宋臣民进行规制、引导，避免强调“勇”而致乱———“勇而无礼则乱”。换言之，对于君主而言，此人必须“忠”“勇”兼备，能够综合各种优势条件于一身的象征人物非关羽莫属。

随着曾经的宿敌辽国陷入衰退，虽然宋辽“和平”相处已达百年，但绵延既久的耻辱和衰颓的敌国令宋徽宗君臣重新燃起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热望，以武安邦的豪情不切实际地高涨起来。当一切条件皆已具备，1107年，宋徽宗加封关羽为武安王。在中国古代，“王”除了是国君的称号，还是爵位中最高者，从谥法的角度看，“仁义所在曰王”。曾经与关羽一同配享武成王(姜子牙)庙的“十哲”———关羽(武安王)、韩信(淮阴侯)、诸葛亮(武乡侯)、李靖(卫国公)、李绩(英国公)、张良(太子少傅)、田穰苴(大司马)、孙武(吴将军)、吴起(西河守)、乐毅(燕昌国君)———仅仅关羽脱颖而出，得封“王”爵，获得“王”谥。关羽俨然成了北宋徽宗王朝的守护神。

以武安邦的情怀一旦形成，关羽的豪迈之气在宋徽宗君臣心底便开始弥漫膨胀起来。宋辽金三国后续政治军事关系的演变，也在宋徽宗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轨道上滑向宋亡的深渊。女真人的强势崛起，对辽国形成严重威胁。

辽金交恶后的1118年，宋徽宗派使臣与金国结好，宋金开始互派使节。1120年，宋金达成联合灭辽的协议，金国接受北宋收复失地的要求，并强调:“不如约，则难依已许之约。”灭辽战争中，北宋军队表现出的无能和战局大势既定后金国的拒绝履约，令宋徽宗君臣深感失望。

迷恋道教治国和关羽法力的宋徽宗，除了继续造神似乎也没有更好的思路。毕竟隐藏在关羽现象中的象征意义是异常丰富的，宋徽宗可以通过“转喻”“隐喻”等方式让臣民们在“忠君”的方式、方法上取其所需。宋徽宗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最需要的就是“义勇”了。为了使“忠惠公”“武安王”卫护社稷的功能更加突出，“义勇武安王”的封号自是最为恰切不过。

1123年，宋徽宗加封关羽“义勇武安王”，这是宋徽宗皇帝对关羽四次加封中的最后一次，虽然这次加封没有能够挽救北宋王朝的覆亡。

在随后的南宋以及元明清各朝，关羽都以忠臣的面貌出现，并最终走向神坛的最高峰，成为关帝、关圣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