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贤臣不少，但崇祯不会用，但最可惜的是他

崇祯年间庸官汉奸不少，但更更多的是贤臣名将，比如，洪承畴、孙承宗，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等人，但凡崇祯会用人也不至于最后煤山上吊。所以说崇祯的勤政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不会用人是崇祯最大错误，比如杨嗣昌明明是最好的首辅。崇祯偏偏让他去剿灭流寇。

杨嗣昌，字文弱，是兵部右侍郎兼陕西三边总督杨鹤之子，典型的官二代，杨嗣昌虽然是官二代，但能力和才干一点都不差，即便他爹杨鹤因招抚“流寇”失败而下狱，也没有影响到杨嗣昌的前程，完全是凭本事做到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而且22岁就大学毕业（中进士），尤为幸运的是，杨嗣昌刚入仕途就躲过了阉党与东林党的博弈，杨鹤和杨嗣昌为躲避政斗漩涡，遂称病回家，直到崇祯上台，杨鹤、杨嗣昌父子亦先后被起用。在崇祯没有当皇帝的时候，就对杨嗣昌印象就很好。

崇祯十年三月，杨嗣昌出任兵部尚书时，负责全面剿灭高迎祥和李自成的流寇。杨嗣昌一上任就提出了他的战略原则：“攘外必先安内”，也就是说与关外女真议和，然后集中一切力量以争取时间对付“流寇”。杨嗣昌是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个战略的人，想想后世还有谁这么干的。杨嗣昌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可惜崇祯让杨嗣昌没有坚持到底。

杨嗣昌的第二个策略就是对“流寇”要采取“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战略。也就是以陕西、河南、湖广和凤阳为四个主要战场，负责对“流寇”进行追剿；、以延绥、山西、山东、应天、江西、四川为六个辅助战场，负责对“流寇”进行堵截。使其无法到处流窜，最终迫使其与官军进行决战。

杨嗣昌这两个战略堪称杰出，如果按照这个战略方针奉行到底，完全有可能将“流寇”彻底剿灭，事实上也证明了这一点，高迎祥就死于这一策略，李自成差一点。而最后失败的原因在于三点，第一，崇祯急于求成，没有耐性，第二就是杨嗣昌是定策略的人，但让他亲自操刀实施却未必行。第三就是没钱，崇祯没耐性很大程度上在于没有银子。

在实施杨嗣昌战略的第一年，崇祯就开始在增加“辽饷”的基础上又加征‘剿饷’。但这一举措遭到一线将领孙传庭的强烈反对。他对崇祯说：“这些年“流寇”到处流窜，正常的税都征不上来，现在朝廷还要增加“剿饷”这不是把老百姓往流寇那里逼吗”。崇祯也难啊，几经考虑，最后决定暂时加征“剿饷”一年，就是看看效果如何。

崇祯定下的第一任剿匪总指挥是两广总督熊文灿，但熊文灿能力确实不行，毕竟他不会打仗，能打仗的卢象升被调走打皇太极去了。熊文灿对付“流寇”只能采取招安策略。但实际上并不成功，张献忠屡屡招安，屡屡反叛，原因就在于张献忠虽然接受招安，但不交枪和军队，这样的招安又有何用。

崇祯十一年九月，因为陈新甲议和失败，实际上就是崇祯顾忌自己脸面。导致皇太极第四次入塞之战，很快就打到了北京郊外的牛栏山。宣大总督卢象升带兵前来“勤王”。卢象升素来反对与女真议和，因此与杨嗣昌不对付，兵部尚书和前线总督大人闹矛盾成这样，这个仗显然是没法打了。

卢象升在这种情况下亲自出兵与皇太极作战，就这样，总督天下勤王兵马的卢象升，能指挥的就只剩自己带来的宣大的二万人。就靠这二万人，从十月下旬和皇太极一直打到十二月上旬，后来卢象升几次给兵部求援，兵部没有任何回应，最后清军以优势兵力在巨鹿县贾庄将卢象升围住。卢象升拼命求援。此时，高起潜的五万人马就在五十里外，却拒不发兵，就这样，一代名将卢象升，就这样被自己人“坑”死了。卢象升战死后，杨嗣昌一直不承认他是战死的。一直过了八十天，卢象升的遗体才得以下葬。即便如此，卢象升终没有得到朝廷的任何抚恤和褒奖。

陕西巡抚孙传庭因反对杨嗣昌的策，被杨嗣昌构陷，崇祯将孙传庭下了诏狱，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再次造反。这就意味着杨嗣昌历时两年的“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的全线失败，皇太极犯边，张献忠造反。在此情况下，杨嗣昌只好自请到前线督师。但杨嗣昌刚刚到前线，就把左良玉和贺人龙两位军事主将给得罪了。前线打仗就怕将帅不和。

新任三边总督郑崇俭死看不上杨嗣昌。从认为此人就靠一张嘴忽悠，没有真本事，从此以后，郑崇俭对杨嗣昌的命令也是阳奉阴违，就这样，杨嗣昌把手下能打仗的人全给得罪完了，崇祯十四年二月，张献忠出奇兵偷袭襄阳成功，将襄王活活烧死。在明朝“陷藩”是死罪，杨嗣昌本来就有病，这一下子更是惊惧交加，活活吓死了。享年五十四岁。葬于武陵。

杨嗣昌去世后，崇祯帝亲撰祭文，追赠太子太傅，免去了他的一切责任。两年后张献忠破武陵，扒开杨嗣昌的坟墓并烧其灵柩抛尸。

杨嗣昌是当时少有的肯实心用事，真心卖力，且不结党，不营私的明朝高级官员，能真正提出具体主张，而且自己还负责实施，明末这种官员实属凤毛麟角，而且整顿过边关防务，经验丰富，勇于任事。最后失败就是在他只能从宏观制定策略，具体办事不是他的长项，再就是情商太低，不会团结同僚，这是他最后失败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