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笞杖有很多讲究，轻如挠痒痒重则小命不保

古时候，执刑的狱差在拾起县太爷掷下的打板子签子（命令）之后，（一般为两个差人）先将受刑人按住或绑在凳子上，再由另外两个差人举起法棍（有的是用长约2米、宽10厘米的竹片做成），一边拷打，一边有节拍地唱数：“一二三四五，皮肉受点苦。六七八九十，回去坐上席。再打二十板，郎中抢饭碗。”此类唱数词是代代沿传下来的，也有的是由执刑的差人临时编凑的。一般地，打奸打盗的唱数词又有所不同，打通奸唱的通常是：“昨夜搂着小娇娘，今天骑马（绑在条凳）上法堂，屁股挨了某十板，看你通奸不通奸。”而打盗贼唱的则是：“为非作歹做强盗，人人见了杀千刀，如不重打某十板，平民百姓气难消。”为何要边打边唱呢？主要有两个用途，一是数目不容易打错；二是用警戒语词教训受刑人及围观者，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县太爷的案桌上通常有四个签筒，每个筒各写一个字，合起来是“执法严明”。其中“执”筒里插的是一大把捕捉签，其他三个筒的签子分别为白、黑、红三色，白头签每签1板，黑头签每签5板，红头签每签10板。如果县太爷掷下40支白头签，虽是40大板，打完后不会伤筋折骨，照样可以行走；如果是8支黑头签，同样是40大板，却要按规定打出“伤肤、兼旬愈”的效果来；县太爷要是掷下4支红头签，那么，受刑的人定会皮开肉绽。

古代，官吏违法也必须打屁股。自秦朝以来，就制定有专门管束官员的行政法规。州县官员凡擅离职守，有事不请示，执行公务不力，超过时限到任等，都要在屁股上“留下印记”。三国时，有个县令叫孟宗，是个有名的大孝子。一天，他听到母丧的消息，未请假就急赶回家奔丧。后被“请”到武昌听刑，还是大将陆逊力保，才减了刑，最终吃了300杖。县令都打得，下属官员就更别说了。金朝河阳县因解送年粮误时，县衙大小官员屁股一律挨杖，很多人因此起了脓疮，坐不得，大家只好站着办公。

打板有时轻重难以掌握，打得过重而致死的也有；另外，打屁股若打得过重，臀部可发生大面积的皮下瘀血，引起微循环障碍或局部组织坏死等严重后果。明代英宗时，山西左参政王某一口气打死了10个县令，创下“死杖之最”。明武宗正德十四年（1519年）在午门前，将舒芬等107人各打30下，黄巩和林大辂等人各打50下，另有10多人各打40下。根据当时“廷杖”的规矩，由太监监刑，锦衣卫用刑，每个士兵轮流打5下，并高声喝打报数。可以想象，100多个屁股卧倒在青石广场上，随着监刑太监阴阳怪气的一声“打”，伴着上千名壮汉齐吼的“打”声，100多块竹板发出一片震耳的“噼噼啪啪”声。最后，100多个屁股皮开肉绽、鲜血淋漓，10多人魂归西天。而明代嘉靖三年（1524年）的一次廷杖更酷，有180多名五品以下的官员被集体打屁股，其中17人先后死亡。对官员动如此大规模的恶刑，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酷刑史上也是惊人的。打板子出事多了，连皇帝也会感到不安。明英宗为此下诏书，明令今后州县官员有罪，不再加杖刑，此后，杖打惩罚州县官员的就少了。古时公堂审案为何都打犯人屁股？原来，罚打犯人最初并没有固定的部位，以致很多犯人被活活打死。到了唐朝，出现了《明堂针灸图》，当朝皇帝李世民得知人体的重要器官穴位多在胸背部，这些部位若被严重撞击、拍打，就会有生命危险，而屁股部位的重要穴位就少得多了。这使唐太宗得到启发，于是便对刑罚中的罚打作了规定——对犯人不许打其胸背部，而把屁股作为罚打的部位。在公堂上打屁股的惩治手段由此沿袭下来。鲁迅说“脖子最细，发明了砍头；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发明了打屁股”。

打屁股的专门工具叫笞杖，在所有官刑中，笞杖是最轻、且技术含量较高的一种。行刑的人要上岗培训，先打豆腐、打包着纸的砖头——砖碎了纸却不能破，直练到炉火纯青才能去执法打人，一下皮开肉绽，或者百下一点无伤，或者皮肤完好而内脏破裂，训练有素的打手完全可以根据需要打出不同的结果来。

对于从未受过皮肉之苦的人来说，屁股挨打是一件痛苦的刑罚，于是，代人挨打的“专业人士”便“应运而生”，一般都是乞丐来扮演这种角色，按挨打板数计算钱。当然，找人代挨打必须事先买通衙役，衙役所得的钱往往比挨打的人还多。富户因欠交赋税被传讯时，一般都由仆人到堂受审，如果被判打屁股，就由衙役找人替代。

然而，笞杖打臀竟被一些君王当做一种“文化”来欣赏。五代后蜀国的盐亭令李匡达能听出打屁股的节奏。李令平时爱听笞杖之声，刑罚一动，竹肉相击，惨叫呻吟不绝，他就兴奋不已：“真好啊，一曲动听的肉鼓吹”，哪天没刑罚，他则终日闷闷不乐。慈禧太后经常要打太监，有的太监就在屁股上衬一块牛皮，称之为“护身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