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行刑为什么都选择打屁股

在很多电视剧中，都有“打屁股”的经典场景，随着官，老爷怒斥一声“打”，公差们就会抄起棒子狠狠打向犯人的屁股。

然而，“打屁股”这件事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的背后，也包含着漫长的演变历史。

关于“打屁股”的悠久历史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中，五刑包括了“笞、杖、徒、流、死”，它们在中国法制史上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其中，特别是笞刑和杖刑的历史非常久远，究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的鞭扑之刑。

鞭扑指的是原始社会中人们在放牧时，用鞭子抽打动物的一种动作，到后来才转变为对犯人实行的一种惩罚。

在那个不太文明的时代，这种惩罚总体上是比较轻的，顶多触及到皮肉，一般很少伤到筋骨，所以也几乎没有被打死的案例出现，因此，古人还将这种刑罚称之为“薄刑”。

可在某些特殊的案件中，挨了鞭子的犯人就没那么好运了，经常会有人被打得皮开肉绽，场面也是惨不忍睹。

笞刑算是一种“升级版”，它是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

这种刑罚所使用到的刑具通常是竹板和木板为主，犯人挨打的部位通常是背部、腿部和臀部，但在战国时期，这种刑罚并不能算是一种主流刑罚，只是能看到一种趋势：很多案件中都有出现，适用面越来越广。

随着时间的推移，刑罚的具体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

在北魏时期，笞刑是法定刑，不过没有被列入“五刑”的范围，而是附加刑。

到了隋朝，隋文帝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促进了中国再度走向统一，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他还亲自下令颁布了《开皇律》，律法废除掉了此前的鞭刑，将笞刑列入到“五刑”之内，可依旧属于徒刑、流刑的附加刑。

唐朝也依旧承袭隋制，笞刑也被保留了下来，不过到了这个阶段，笞刑也从笞、杖、鞭不分的情况中被分离了出来，独立为法。

杖刑和笞刑有些类似，不过它从东汉时期就开始渐渐与笞刑分开了，也是到了唐代被最终确定。

那么，在唐代，笞刑和杖刑都有了专业化和标准化的一面。

那时的刑具也不再混乱了，而是统一以“荆楚”为料，杖刑的长度也确定为3尺5寸，有了这些规定，那么在执行的时候也能统一了。

按照唐代的常用做法，杖刑一共被分为了5等，最高杖数为100，当然，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经常有为官者结合犯人的实际情况，作出过比100杖还高的处罚规定。

杖刑之上便是徒刑，那是一种在一定时限内对罪犯实行强制奴役的做法，属于自由刑的一类。

不过，唐朝在很多时候还是会优先考虑杖刑，这样，罪犯本人受到了一定的惩罚后，还能继续家中生活，特别是对于单丁家庭来说，这种做法能够保证家庭免受困苦的影响。

往大了说，劳动力数量多、家庭情况稳定，那么封建国家的税收就有了保障，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都有很大的促进意义。

若是某些犯了错的人属于“特殊从业者”，即他们的工作和岗位不是随便其他什么人就能替代的，这样的情况下，官，老爷通常是将他们打上几十大板就算了事了，也不会将他们流放到外面。

无论是杖刑还是笞刑，“打”是一个方面，还有另一个方面是要看“打哪里”。

古装剧和古典小说中总是提到“打屁股”，可“股”在古人的眼里概念是非常宽泛的，甚至到了大腿的部分依旧能被称为“股”。

有一种说法是：“打屁股”被最终确定下来，和唐太宗李世民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李世民之前，对于打哪里还没有过明确的部位规定，致使很多本不该打死的犯人被活活打死，这样也自然造成了一定的不满。

后来，李世民无意中在太医那看到了一幅“明堂针灸图”，便询问了太医一些关于人体组织的事情。

太医也告诉了他，人体很多重要器官和穴位都在胸背处，若是这些地方遭到了猛烈的撞击和拍打都会面临生命危险。

李世民照着太医说的话继续看了下去，发现屁股的位置重要穴位就少了很多，因此也作出了规定：鞭打犯人的过程中不允许鞭打胸部，屁股才是该被罚打的部位。

从此，公堂上也渐渐适应了“打屁股”的传统。

当然，从法令的执行者来看，他们选择“打屁股”也有两层原因。

其一，根据常识来看，屁股上面的脂肪是比较多的，对于挨杖刑和笞刑的犯人来说，他们的罪孽一般没有过于深重，出于惩罚的目的，让他们感受到痛感就可以了，打屁股的话不容易伤到筋骨，恢复起来也比较快，能够起到教育目的。

其二，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每个家庭都会教育孩子“知廉耻”，若是当众被人把裤子脱下来，对于犯人的自尊心都是强烈的打击，也同样能够起到教育的目的。

还有些朝代，就连朝堂上的大臣屁股挨打的情况都非常普遍，由于行刑者能够掌握轻重，于是在具体操作上就能有很多讲究了。

打屁股，也可能出人命

《唐律疏议》中将唐代笞刑、杖刑都分为了5等，杖刑是自60到100的。

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往往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导致与刑律不相符的笞、杖数目，打击量也渐渐由少变多，那样的做法也可能直接危害犯人的生命，处于调整的目的，“先决杖”、“重杖”、“折杖法”等应运而生。

杖刑被细化的过程中，“臀杖”也被专门列出，详细规定便是只能击打犯人的臀部。

根据唐代的相关史籍来看，将罪犯“杖死”的情况也一直都存在着。

特别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一些徇私枉法的官员就会根据自己的意愿随意处笞刑、杖刑，而且打击的力度非常猛，那就造成犯人的身体遭受巨大的锤击，致残、致死的情况频繁出现。

别说普通的犯人，就连皇亲国戚都有可能被杖死。

比如《旧唐书》中《高宗中宗诸子传》就有这样一个记载：懿德太子重润于大足元年被人诬陷而获罪，则天令杖杀，时年十九。

这完全能够说明，李重润的性命就是被杖取走了。

在唐玄宗继位之后，他先是在朝堂上用杖锤击有过失的官员以示警戒，较为出名的监察御史蒋挺就遭受过这样的惩罚，这在《唐会要》的《臣下守法》中也有对应的记载。

可到了后来，惩罚过失官员的杖刑也升级了，在朝堂上被杖杀的官员也开始出现。

同样是在《旧唐书》中的《张嘉贞传》就有记载：有洛阳主簿王钧为嘉贞修宅，将以求御史，因受赃事发，上特令朝堂集众决杀之。

天宝3年，唐玄宗还用了“朝堂决杀”的方式结束了赃官长安令柳升的性命。

有的时候，皇帝的话语中还透露着“究竟该打到什么程度”的信息。

通常来说，若是皇帝只是下令“打”，那么就是一种比较轻微的惩罚，打上几下就算草草了事了；可若是皇上下令说“着实打”，那么这种情况是比较严重的，通常得恢复个十天半个月；皇上要是说了“用心打”，大概率也是直接将人给打死。

笞刑也同样是如此，即便分为几个等级，可执行的时候还是会被任用，公堂上打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

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被杖死的犯人，显然是不合乎规定的，也和绞、斩等死刑的方式都不同。

一般来说，这种违律的方式随意性很大，也和君主权断密切相关，久而久之，这也成为了律外的一种刑杀方式。

到了唐中后期，杖杀还出现了制度化的趋势：死罪中的斩、绞被渐渐废除，取而代之的就是用重杖处死，因此“决杖”反而还成为了死刑的别称。

法律总是要适应与经济关系与时代的，在唐朝也不例外。

安史之乱后，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那么唐朝最初所制定的各种律令都无法去继续适应时代变化了，“量情处分”的情况也越来越普遍，可这就又变得很难控制。

这是封建时代“重人治轻法治”的一种体现，同样的，这还暴露了唐代中后期法制混乱的状况。

而杖杀现象本就是唐朝所特有的“发明创造”，也只有唐朝赋予了杖杀合法地位。

对比绞、斩等刑罚，杖杀反而是最痛苦的。

因为它是以一种极为缓慢的方式结束了犯人的生命，让罪犯在死前经受了更多非人的折磨，经常一杖下来就能使得人皮开肉绽，若是“不小心”打错了位置，那么犯人极有可能内脏出血。

那个场面更是非常血腥，被杖杀的犯人中，身上几乎都是不完整的，一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行刑者的棍棒才会停止挥动。

电视剧中其实也只是展示了“打屁股”的一面，“打屁股”也是最为普遍的现象罢了。

《新唐书》中说过唐后期的种种乱象，杖刑的变化所体现的也是皇帝“临时苟且”的结果，就因为皇帝一次次“临时苟且”，直接导致了唐代后期的腐败与法制状况混乱不堪。

“打屁股”被确定下来总体上是李世民时期的产物，可纵观整个唐代，杖刑是最为复杂的，这些也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明清时期对死刑犯外的罪犯都附以杖击，这和唐代的杖刑都有着一定的关联。

直到清朝末年，杖刑才彻底消失在历史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