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决心汉化改革，却遭鲜卑族叛乱

北魏皇权政治是在历经十分艰辛曲折的路途、冲破了重重矛盾与阻隔后，才获得相对独立的政治转运机能。矛盾与冲突在献文、孝文两朝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其中包括献文帝与异姓勋贵之间的矛盾，有献文帝与文明太后、文明太后与孝文帝之间的权力冲突，还夹杂着冯太后与宗室诸王之间的利益纠葛。

后权伸张，意味着帝室自身权力空间的压缩。但文明太后明白，虽然她可以将自己的政治权力膨胀到超越帝王的地步，但却无法将这种权力无限地延续下去，最终还得归政拓跋皇室，故文明太后在多方压力下最终打消废黜孝文帝的念头。在文明太后近十四年的精心培育下，孝文帝成了坚定的汉化主义者，接手帝国政权后不久就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将北魏一朝的历史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一、冯太后听制与拓跋长乐叛乱

孝文朝宗室叛乱事有两起，分别是太和三年（479年）九月安乐王拓跋长乐叛乱事件以及太和二十年（496年）十二月废太子元恂与拓跋旧贵族发动恒代叛乱事件。乐安王拓跋长乐为文成帝五王之一，与孝文帝叔侄关系。

其叛乱之事《魏书·拓跋长乐传》有载：“长乐性凝重，显祖器爱之。承明元年拜太尉，出为定州刺史。鞭挞豪右，顿辱衣冠，多不奉法，为人所患。百姓诣阙讼其过。高祖罚杖三十。贪暴弥甚，以罪徵诣京师。后与内行长乙肆虎谋为不轨，事发，赐死于家。”以承明元年拓跋长乐官拜太尉、出任定州刺史为界限，可以发现拓跋长乐在个人“性格”上之所以走向两个极端，这与献文、文明太后之间的权力斗争密不可分。

两人内斗期间，但凡为冯太后重用的大臣，多为献文冷落排挤，而被其厌恶贬斥之人，却都为献文帝赏识，此乃“彼方所亲即为我方所恨”。薛虎子、李敷、李奕兄弟等人或吃尽苦头，或沦为政斗的牺牲品，拓跋长乐亦是如此。承明元年（476年）六月辛未，献文崩约，七日后“拜受”太尉。

但此“擢升”，等同架空；出任刺史，无异流放。郁郁不得的拓跋长乐开始了自我放纵，“鞭挞豪右，顿辱衣冠，多不奉法，为人所患。”这与前面“性凝重”之表述截然相反，终因“贪暴弥甚”而被孝文帝（实为文明太后）“罚杖三十”。对文明太后心怀忿恨与不满情绪的拓跋长乐最终走上叛乱的不轨之途，显然，拓跋长乐凭一己之力就与后权坐大的文明太后对抗，无疑于以卵击石。

二、孝文朝政治重构及其影响

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十八日，文明太后太后薨，归政孝文帝。次年正月，孝文帝在皇信东室听政。学者李凭对文明太后与孝文帝间人物感情因素的研究十分深刻，二者关系无论猜忌抑或仇恨，“受过冯氏虐待管教和猜忌监视的孝文帝，却是冯氏太和改制事业坚定不移的继承者。”

孝文帝亲政后，为了实现经天纬地的事业和远离令其夜夜梦魇的平城，他循着文明太后的足迹，首从爵制入手，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北魏建国伊始，封爵制度不甚完善。尽管道武帝在天赐元年（404年）颁布诏令规范爵制，但基本上均为虚封，空有爵号，并无食邑。

其实利主要通过战争中掠夺的人口、财物等按官爵高下来分配。太武一朝由于对外扩张、征战的需要。封爵杂芜，名目、人数不可胜记。文明太后称制后，颁布的首个诏令即是针对上诉问题的。“乙丑诏令”显然主要针对“非太祖子孙”（以道武帝为“亲疏之别”的上限，除此，虽为宗亲亦不涉要事。）

以及“异姓王”（鲜卑异姓勋贵）这两大利益群体，方式为按代依次降爵处理。太和十六年的爵制改革涉及内容很广，如在继承方式上规定，诸官有封爵者，如无亲生子，到了他本人死后，虽收有养子，（也要）取消其封国，不再袭爵；在食邑上规定,凭皇帝初封诏书中有亲王食邑二千户，下传承荫第一代一千户、第二代五百户、三代三百户的内容，这就是亲疏世减之法。

在军号上，废除了勋贵后代承袭军号的旧制，规定其子孙只能承袭爵号等等。北魏前期，鲜卑贵族群体诸多特权得以维系的主要途径是以袭爵为政治保障的承袭制度。天赐元年，道武帝颁布赐爵与官品规范化的诏令将这种承袭关系一再法律化。

太和改制后，自中央至地方，无论令仆抑或方伯，权力中枢与兵权大都为太武以下“四庙”子孙尤其是献文诸子所掌控，进而这一群体成为孝文帝改革最坚实的后盾。无论迁都、南伐还是平定恒代贵族叛乱，均离不开其支持。

由此，孝文帝承袭文明太后改革遗风，在文明太后听政十数年所传承的政治基础之上，顺势构建了一个以皇权为核心、宗室为辅佐的宗王政治体系。通过太和十六年爵制改革涉及广泛之内容、措施执行之力度，可以看出此次爵制改革相当严格且十分规范。

其核心思想无非是“王爵非庶姓所僭”，目的自然是在最大程度上和最大范围内降低“非太祖子孙”以及“异姓王”在北魏政局中的影响力，并将“五服”的思想用于重构北魏的权力高层，通过降爵的方式将中枢权力从鲜卑异姓王以及宗室疏属手中一一收回，而这两部分群体失势所形成的权力真空则被孝文诸弟在内的“四庙”子孙所填补。

而太和改制后，献文朝局中（包括文明太后两度称制期间）威望极高的元丕、穆崇之孙穆泰、源贺之子源思礼等一大批勋贵及其子弟皆被以“例降”。曾以“策定之功”拜受东阳公的拓跋丕，此时则“例降王爵，封平阳郡公。求致仕，诏不许。”又因不在四庙子孙之属，爵制改革造成的心理落差以及因迁都会造成实际利益的损失使其卷入恒代叛乱事件。

三、恒代贵族叛乱与存疑的元恂叛乱

凡论及北魏一朝之历史，孝文帝主导迁都与汉化改革以及由此导致的元丕等宗室疏属所参与的恒代勋旧叛乱事件显然是谁都无法避开的重要话题。关于这次恒代旧勋叛乱事件众家基本达成共识，大都归因于孝文帝迁洛与汉化行为损害了元丕、穆泰、陆叡等鲜卑勋旧的切身利益，而太子元恂因为“内心存留的草原文化特质，因此，他被北方的保守势力，视为可恢复他们草原文化的象征。他们企图推翻孝文帝的迁都政府，而拥立拓跋恂。”所以，元恂才会牵连进来。

当然，兹事体大，众见不一。但废太子元恂是否参与此次叛乱，并非定论。吕思勉先生的发问是值得思考的，“废太子有无叛逆之意不可知，然在河阳，必无能为，高祖非好杀者，其废疾既待自归，杀恂何如是之果？然则恂之死，殆亦由于幽后之谗搆邪？”顺着吕先生的思路，笔者联想到前面清河王拓跋绍的叛乱事件，认为此事确存疑窦。

《魏书·元疡传》记载了元恂被囚禁河阳后的一些细节，“（恂）乃废为庶人，置之河阳，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饥寒而已。恂在困踬，颇知咎悔，恒读佛经，礼拜归心于善。”被软禁河阳的元恂此刻开始幡然悔悟，“颇知咎悔，恒读佛经，礼拜归心于善。”

不幸的是，孝文帝在得到中尉李彪所谓的“报复与左右谋逆”的密报后，旋即下令处死了元恂。问题出在两年之后的御史台令史龙文观告发案，“二十二年（498年）冬，御史台令史龙文观坐法当死，告廷尉，称恂前被摄左右之日，有手书自理不知状，而中尉李彪、侍御史贾尚寝不为闻。”龙文观所言属实与否不得而知，但至少说明废太子元恂是否参与了叛乱并非定论，也有学者推测“元载之死，后宫冯氏才是始作俑者。”

当然事出久远，再严密的考证也有很大的推理成分掺在其中，只能说明元稹之死，冯氏有着极大的嫌疑。“虽然目前尚未找到李彪与冯氏往来的证据，但已有学者注意到《魏书》中李彪与高道悦同时的事实，指出二者可能存在不平凡的友谊，李彪的举动有替友复仇的意味。相对而言，笔者比较认同这种说法，即元恂只是中尉李彪或其身后那股政治势力为实现其政治意图的牺牲品，其是否真正参与叛乱，并非定论。

四、总结

“帝权”回归后，孝文帝为进一步推动汉化改革，构建了宗王辅政的政治体系。这一体系严格控制了最高权力层的成分与人数，使得异姓勋贵与宗室疏族基本被排除于高层权力之外，并且在官品与爵制方面对这两大群体做出了种种限制，使得其对孝文帝所谋求迁都、汉化改革等举措均采取了坚决反对的态度，引发了孝文朝以贵族元老元丕、穆泰为代表的这批“失势权贵”制造的恒代叛乱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