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词语重构故乡，以诗性安顿生命——读龚学明新诗集《血地》

《血地》是著名诗人龚学明最新出版的一部以个人生命史为脉络的现代诗体自传。这部诗集以深刻的亲情与乡愁为核心，通过平静、细节丰富的叙述性写作，追溯了故乡的童年记忆、家族历史，并探讨了生命、生死与自我身份等主题。它不仅标志着诗人创作从“亲情诗”向更具广度的“自白诗”拓展，其朴素真挚的情感也让普通读者易于产生共鸣。它不同于一般乡愁诗的浅吟低唱，而是将生命的基因图谱用诗的韵律展开。这是一场以语言为手术刀进行的自我解剖，一场在词语中重构精神故乡的艰苦实验。

《血地》的艺术在于它完成了故乡的“文本化”转换。诗人知道地理上的出生地（江苏昆山泾上村），已在现代进程中渐渐消失，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更艰难也更诚实的路：在诗行中重新建造一座由记忆的灰瓦、血脉的河流和姓氏的根系构成的诗性建筑——与现实平行的、可供退守的故乡。在《灰瓦》中，瓦的“灰蓝”色调与“挤挤挨挨”的形态，被赋予拟人化生命——“俯卧或仰躺，头靠头，手脚相连”，仿佛历代祖先的集体庇护。这种意象的转换，将房屋从物理空间升华为血脉与情感的联结体。灰瓦为家庭“遮风挡雨”，屋内却充满“暗”与“窘迫”；燕子自由穿梭于“室内暗”与“室外亮”，反衬出人的困守。“米缸里的空”、邻里互助（借米）、隐忍的父辈形象，这些细节的描写，极具穿透力，折射出传统农耕文明在现代转型中的艰辛，也让“庇护”一词在苦难的底色中闪烁出微弱而坚韧的人性光辉。而在同名诗《血地》中，反复出现的“红”色构成贯穿全诗的视觉线索与情感基调——红砖、红阳光、血肉、朝霞夕光、渡满红色的穹窿……这种“红”既是现实场景中砖墙的本色，也是血液的象征，最终凝聚为“血地”这一核心意象。诗人将故乡的村庄比喻为“巨大的子宫”，这一意象将地理空间身体化、生命化。村庄不再是冷峻的外部场所，而是一个能“孕育风雨”的有机体。拆迁于是不再只是物理空间的瓦解，更成为一种对母体的破坏、对血脉的撕裂。诗中人群是缺席的（“看不见人”“最后一群人要永远走了”），唯有“小全福叔”作为具体的见证者出现。老人“认出了我”并说出“血地”二字，成为全诗的情感爆点——这个词既是对土地本质的揭示，也是对血缘根源的确认，更是对变迁命运的命名。“血地”一词的出现，如一声叹息，将全诗积蓄的痛感凝练为一个无法辩驳的结论。

这种诗性故乡的重构之所以可能，得益于诗人所采用的叙述性写作方式。他的诗行沉稳而绵长，像考古学家刷去记忆土层上的尘埃，以白描的手法呈现那些被时间掩埋的细节。在小长诗《姓氏》中，诗人用平静克制的语调、近乎家史考证的笔触，层层剥开“龚”与“金”两个姓氏之间的断裂与牵连。诗歌以“我不知道我该姓什么”开篇，奠定了全篇的困惑与追寻基调。随后按时间顺序展开：父亲的身世转折（3岁过继，从“金”到“龚”）、龚家的命名寓意（“火生”承载香火期待，“祥云”暗示逃离灼痛）、父亲的苦难与母亲的拯救（养父母早逝，计姓的“雪宝”温暖龚姓）、重返杨树上村的象征意义（跨越地理与血缘的艰难寻根）、对姓氏本质的反思（历史流变中姓氏的混杂性与脆弱性）、金姓先人的北方想象（暴烈血脉与江南水乡的对照）、诗人自身的身份焦虑（耿直、孤僻与先人精神的隔代呼应），到结尾落点于“戴着姓氏的帽子”“拯救血液延续”，在矛盾中达成某种和解——姓氏或许只是历史的临时容器，而血脉与记忆才是真正的延续。全诗没有夸张的悲怆，只有事实的陈列，然而正是这种克制的叙述，让私人记忆获得了公共历史的重量。这种写作是一种精神的考古学，它用最朴实的语言方式，触及了一个最深邃的文化命题——个体在宗族、历史与血缘关系中的定位。其手法的创新之处，不在于语言的奇崛，而在于文体意识的突破和情感表达的真挚与复杂。它证明了当代诗歌完全可以从最具体、最细微的个人经验出发，通过精心的手法构建，抵达普遍性的历史与人文关怀。

整部诗集呈现出一种深邃的艺术自觉。从开篇对生命原点的凝视，到中段对家族物象的系统性勘探，再到卷末收录的四十年前青春诗作的对话性并置，诗人完成了一场纵贯数十年的自我溯源。这种编排本身就是诗学的一部分——早期诗中“想飞的鸟/翅膀如铅”的滞重感，与中年后沉稳克制的叙述风格形成呼应，勾勒出一个诗人从青春期的激烈内省，到成熟期对外部世界进行系统性理解的艺术成长轨迹。《血地》最终献给读者的不是甜美的田园幻象，而是一座用语言搭建的真实的桥梁。桥的一端是具体的、渐行渐远的现实故土，另一端则是必须靠词语与信念才能抵达的安身之所。这部诗集的艺术价值正在于此：它诚实地承认了“根”的脆弱与“返乡”的虚妄，同时证明了诗的语言有能力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不是通过怀旧的回望，而是通过创造性的重构。当现实的故乡无可挽回地消逝，诗本身成为最深情的还乡之路。

在当代诗歌日益趋向个人化、碎片化甚至游戏化的语境中，龚学明的《血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深度的、富有历史责任感的写作范式。与龚学明此前的《爸爸谣》《月光村庄的妈妈》等专注抒情的作品不同，《血地》标志着他创作上一次自觉的“战略转移”。诗人有意借鉴了美国“自白派”诗歌的精神内核，从惯常的抒情与智性写作，转向一种克制的、细节化的叙述性写作。他不追逐炫技，不沉溺于空洞的玄思，而是坚定地回到生命经验的源头，用沉静而耐心的自白式叙述，完成了一次对自我生命历程的完整探索。在整部诗集中，诗人以其深厚的“方向感”，将记忆的断片，在语言的肌理上重建为一个可居、可感、可测的记忆场域；让“血”的流动与“地”的引力在诗中辩证运动，使乡愁从怀旧升华为一种积极的存在方式，这使得《血地》最终超越了私人情感的记录，成为一部关于如何用诗歌对抗遗忘、如何在流动的现代性中建构精神栖居的示范之作。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故乡，或许不在身后，而存在于我们以诚实的记忆和创造性的语言，不断重构并照亮的那片“血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