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牧利用赵国百姓作诱饵，一举打败匈奴

上一讲谈到，李牧镇守赵国北境，面对士兵们不断高涨的战斗热情，再不出战就没法稳定军心了。李牧这才好整以暇，开始备战。首先要做的是筛选工作：挑选出来战车1300乘，战马13000匹，精锐战士5万人，弓箭手10万人，组织起来，加强集训。

以上这些数字都是从《史记》来的，很难说有几分写实，几分夸张，但多兵种的组合方式应该基本不差，这就可以使我们看到当时赵国的军事安排。战车仍然承担着作战主力的任务，战车在草原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进攻可以摧枯拉朽，防御可以迅速构成一道临时屏障。

在战车以外，有骑兵、步兵、弓箭手，各司其职。骑兵可以和匈奴战士旗鼓相当，全凭骑射本领较量。步兵的奔跑速度虽然赶不上快马，但只要集结成阵，凭借盾牌和长武器的防护，就像一只蜷缩起来的刺猬，自保并不很难，步兵当中的弓箭手还可以躲在盾牌后面找机会和匈奴骑兵对射。所以，从兵力、兵种和士气来看，李牧这边很占优势。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优势并不是忽然出现的，而是多年间始终存在的，那么为什么李牧一直都在采取守势呢？答案是：打赢一仗并不难，甚至连战连胜也不太难，难就难在即便连战连胜，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会大大增加自己的作战成本。

匈奴并没有形成科层制的组织结构，人际关系非常松散，所谓打仗，并不是由某位主帅统领大军，为了某个攻城略地的具体目标寻求决战，而只是若干部落、家族结伙抢劫而已。在抢劫的过程当中，各个部落、家族各自为战，凭着传统和习惯自发地形成配合，一旦作战不利，掉头就跑并不丢脸，五十步不会去笑百步。机动性恰恰是匈奴人的特长，一跑起来就没人追得上。

所以，匈奴可以被打败，但很难被打疼，而只要有生力量还在，随时都可以卷土重来。

匈奴人作为马背上的民族，平时生活也好，放牧也好，作战也好，都是在马背上度过，打仗并不会增加什么额外的成本。

农耕民族就不一样了，战争成本太高，如果每年都要跟匈奴打几次仗，即便百战百胜，但结局很可能是把自己拖垮了，匈奴却损伤不大，照旧年年来犯。所以李牧如此注重战备，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寻求决战，一战务必把匈奴打疼，打到伤筋动骨为止。

当战斗力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该诱敌深入了。诱敌并不难，就算不放诱饵，匈奴时不时都会来到长城脚下，李牧真正要诱的，是匈奴的大队人马。李牧假如统率大军，深入草原和沙漠追击匈奴，胜算并不大，这也不是赵国的国力负担得起的。我们只要想想汉武帝时代卫青、霍去病的北伐如何拖垮了鼎盛时期汉朝的财政，就不难理解李牧的策略了。

要想引诱匈奴人倾巢而来，诱饵就必须足够香甜。于是，李牧批准本地百姓出城放牧，老百姓憋闷久了，禁令一撤，很快满坡满谷全是人和牲畜。

这里稍微解释一下：可见赵国虽然以农耕为主，但畜牧业也很发达。畜牧业对于农耕民族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放牛放羊也好，牧马也好，牲畜吃的都是草，草恰恰是人的肠胃没法消化的植物。

养猪就不一样了，猪是杂食动物，食谱和人类高度重合，养起来太费粮食。中国直到明清两代，猪肉才成为肉食当中的主要品类。历代名医对猪肉有各种批判，猪肉几乎就是百病之源。所以我们把《资治通鉴》读到现在，看到纵酒狂欢的场面里，和酒配套的清一色都是牛肉。

话说回来，城外的百姓也好，牛羊也好，在匈奴人眼里都是肥美的猎物。而当匈奴人真的过来抢劫的时候，李牧诈败，听任匈奴掳去几十名百姓。在《史记》版本里，匈奴掳去的不是几十人，而是几千人。司马光也许读过另外的《史记》抄本，也许认为几千人的说法太夸张，“千”应当是“十”的抄写错误。

但不论几十人还是几千人，都是李牧主动放弃的赵国百姓。这就提出了一个我们已经遇到过很多次的道德难题，那就是如果非要做一些违背道德的事情——比如杀降或者拿老百姓当诱饵——才能确保胜利的话，这些事情到底该不该做？

李牧做了，这并没有损害他的名将声誉。匈奴单于听说捡了便宜，果然纠集大队人马兵临城下，李牧期待的决战良机终于近在眼前。

这里还需要解释一下：所谓单于，是汉人的音译，全称叫“撑犁孤涂单于”，意译的话，就是“伟大的天之子”，和中国皇帝称为天子是一回事。但单于的权力远不能和皇帝相比——尤其是在汉朝以前，单于只是许多部落共同认可的一位盟主，勉强也可以比作今天的联合国秘书长，或者是罗斯福新政之前的美国总统。

无论如何，匈奴那边到底是单于召集也好，自动自发的集结也好，总之是铺天盖地地杀过来了。李牧的应对之道，是设置很多“奇阵”，大约是从正面吸引住匈奴的注意力，然后左右包抄，迂回突袭。

左右包抄是出奇制胜的关键，意在截断匈奴的退路，要打一场歼灭战。

按说左右包抄是草原民族惯用的打法，无论打猎还是作战，这一手用得炉火纯青，但自己沦为猎物，被农耕民族左右包抄，这大约还是头一次。匈奴打仗只是谋财，从来不想拼命，而赵国将士憋足一口气，不为谋财，只想害命。结果是这样的：赵军完胜，斩杀匈奴骑兵十几万，灭掉了襜褴（dānlán）全族，击破东胡，招降了林胡，单于逃跑了，后来十多年间都不敢靠近赵国边境。

以上内容，既追溯了李牧的出身来历，又交代了赵国和游牧民族的战争往事，出处是《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司马迁并没有给李牧单独作传，而是把他的生平附在了《廉颇蔺相如列传》里边。

接下来，《资治通鉴》援引《史记·匈奴列传》，概述了“战国七雄”当中秦、赵、藏这3个和游牧民族接壤的大国都是怎么解决北部边患的——虽然各有各的制胜之道，但有两点是共通的：一是连蒙带骗；二是修筑长城。

秦国由宣太后出面，诱杀义渠王，秦军趁势扫荡了义渠全境，在新拓展的北部边疆修筑长城。

赵国有我们刚刚熟悉了的李牧的打法，李牧倚仗的长城和骑兵还要归功于赵武灵王。

燕国实力最弱，派秦开将军到胡人那里当人质，淳朴的胡人竟然很信任秦开，结果秦开归国之后，知彼知己，狠狠打击了东胡，使东胡溃退了1000多里，然后修筑长城。后来荆轲刺秦王，带的副手秦舞阳就是秦开的后人。《盐铁论》也提到过这段历史，说秦开为燕国开拓了千里国土，还越过辽东攻打朝鲜。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农耕民族看游牧民族，印象会是穷凶极恶、禽兽不如，而游牧民族看农耕民族，印象会是诡计多端、阴险毒辣。

有一种说法认为，正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侵扰，促使农耕民族必须统一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才能与之抗衡，所以“秦王扫六合”不仅是大势所趋，更是民心所向。

但事实上，在这一时期里，游牧民族高度分散，并没有形成强大的合力，秦、赵、燕3国分别都能应付自如。虽然《资治通鉴》在这段内容的结尾说“及战国之末而匈奴始大”，但其实要等到汉朝初年，游牧民族才终于合众为一，匈奴才真正强盛起来，连久经沙场的刘邦都只能认输求和。

李牧和匈奴的出场介绍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李牧将会取代廉颇，和后白起时代的秦国争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