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避讳制度森严，但执行却十分宽松

言论自由是一种基本人权，每一名国家公民都有通过各种语言形式，针对政治和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发表其观点和见解的自由。从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中将言论自由这一条作为是人权中最重要的内容就能了解，言论自由有多么的重要。

言论自由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社会进步的有力推手，人们在言论中获悉观点、获悉大众的看法以及他们的认知，政府再根据言论做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政策。管理机构与人民言论自由本该是相辅相成的隶属关系，然而在中国君权专制制度下，这份和平相处，共同支撑的关系就变了味道，成为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人们将其称为——避讳。

古代避讳文化贯穿全国公民生活的始终，不论是吃穿住行，还是工作日常，早已渗透在人们的骨髓中，根植于人们的脑海里。譬如，在明朝猪不能叫猪，而应称呼为其他字词；秦始皇时期，一月被成为正月，也是因为要避免犯了皇帝的禁忌。

说到避讳，就不得不提到巫术，早期的原始巫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接触律为原则的接触巫术，即巫师可以通过某人接触过的物品对此人施加巫术，这一点比较好理解，宫斗剧中经常会出现的桥段。虽说不知道巫术是否能够如此神奇，但总体而言人们是相信的，因此也就产生了原始时期许多民族在名字上就有诸多避讳的现象。这种现场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们对直呼其名这件事十分的抵触和反感，说句讳莫如深也不为过。

社会在不断地发展，更在不停的进步，但这种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避讳却并没有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与时俱进，反而人们对某些事务的避讳更为严重。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期，这一点最为明显，比如避讳出现了公讳和私讳的分类。何谓公讳、何谓私讳呢？前者是对家庭之外的避讳，这是社会上的人们普遍遵守的避讳，而后者则是家庭之中的避讳，范围可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做出调整。

文书中的避讳制度源自于秦朝。秦始皇一统六国后，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为了表示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彰显皇室的威严，秦始皇严格规定除了在日常的谈话中要避讳他的名字，在文书中依然如此。我们之前说过，正月的称呼就是避免冲撞秦始皇而更改后的称呼。秦始皇是正月生，所以就有了“秦讳正，故云端月也”的说法。汉承秦制，同样也传承了这一避讳制度，哪怕是早已间隔多年的清朝，也依然延续着这一套避讳制度。

避讳分种类的同时，也分方式。比如最为改字就是最为常见的避讳方式，汉高祖名为刘邦，因此汉代的万邦就被改为万国，为的是不和皇帝的名讳犯冲。汉武帝刘彻同样是如此，为了避免冲撞了皇帝，西汉知名的辨士蒯彻被后人更名为蒯通。不论从什么时候看避讳的存在，似乎是为了更好地彰显帝权势。

随着朝代的更替起伏，中国人有着属于自己的华夏文化，中国文化。在这之中，避讳也成为了文化中的一部分，尤其是传到唐代时，这份避讳就变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严重了。因此，一提到唐代的避讳制度，人们就必定会拿明朝的避讳制度作比较。

帝制时期，自上而下的避讳只有一个中心，即权利。皇帝是站在金字塔尖的人，自然也就成为了主宰避讳的中心人物。因此，世人都认为自己的名字不能和皇帝的反冲，不然就是大不敬，由此就变成了皇帝的名字通常成为他一人独有。这一点，相信大家有所耳闻，毕竟唐诗宋词中的名流名士因为文字狱的人可不在少数。就连李白都未曾避免，文字狱说白了就是冲撞了皇家，说了或者是暗讽皇权的言论。

有时候不得不感叹，如今的言论自由程度是真的高，讽刺政府，大骂政府官员的行为可是不少见。但这些在古代可是轻则入狱，重则砍头的大罪。

言归正传，唐朝是避讳最多的一个朝代，其公讳的制度可谓十分森严且多。就拿皇帝及太子的名讳来说，就占有足足40字，这就得归功于皇帝及太子的人数了，高达22人。南宋淳熙年间，朝廷公布的公讳字就有326个。清朝也未能免俗，帝王占据的公讳字也有27个。而之所以说明朝的公讳制度最为宽疏，还是因为大明王朝，自上而下的避讳都且只有一个中心，即皇帝。单从名字来说，十六位明朝皇帝中，虽说姓加字有足足37个字，但是在撇去重复的文字后仅剩下14个字。算得上是最少的公讳字了。

从字数上看，明朝最少，不仅如此，执行避讳的严格程度也是非常宽松的。虽说在大明宗室中，会严格遵守该项避讳制度，但君主在依照五行加字辈的组中为小辈赐名时，却并不见得有这么严格。也就是说，制度虽然森严，但执行却十分宽松。

关于这一点，从明朝宗室的名字就能得到验证，比如明宣宗名为朱瞻基，而襄邑端顺王有子名为“朱载基”，明思宗名为朱由校，而而益定王本名朱由校，可谓是同名同姓，类似这样的名字还有很多，但却没有一人因为犯了公讳字被惩罚的。

不过，细心的朋友还是可以发现，明朝虽说不避讳已经故去的皇帝，但这却不代表他们对本朝的皇帝及太子不避讳。相反，在这一点上明朝却非常的看重，甚至连帝王公讳字的偏旁，同时代的宗室子弟都不会沾上。比如明英宗朱祁镇，新获名的宗室之后都不会与这两字相同。

说到这里值得一提的就是国姓，也有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朱”这个姓氏，在大多数人眼中不是那么的好取名，尤其是“朱”与“猪”同音，因此明朝为了表示对国姓的尊敬，对皇帝的敬畏，便以“猪”的近义古字“豕”来代替“猪”。而李作为唐朝的国姓，就受到了万人的尊崇，甚至以名似国姓而被赋予了更为吉祥的意义。此话怎讲？且听笔者娓娓道来，鲤鱼，音近似国姓“李”，就从本是餐桌之品，人们口中之食，被人们奉为了座上宾给供奉起来。由此鲤鱼的别称“赤鲤公”也就传扬开来了。

不少人至今都未能想明白一点，为何在明朝时期连“猪”都要因为怕犯避讳而改称呼。其实，这一点可不能怪明朝皇室不作为，从历史的延续和传承来讲，任何的文化制度都需要连续不断。元朝落败后，建立明朝的统治者是朱元璋，在成为皇帝之前，又或者说参加起义之前，他只是一介贫农，吃不饱穿不暖，根本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如此情况下，又何来文化传承一说。

身份的低微，让他对传统的避讳文化不甚了解。没有认知，就没办法制定避讳制度，也更谈不上重视。不仅如此，相比宋朝、唐朝两个朝代而言，明朝避讳制度的宽疏最本质的是没有避讳方面的传承。元朝本就是少数民族出生，游牧民族不那么讲究细枝末节，哪怕是成为了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之后，这份专属于游牧民族的豪放、不拘小节的做派也未有过丝毫改变。元朝对于避讳制度的不讲究、加之明朝统治者的低微出身，两者合在一起就成就了明朝避讳制度宽疏的结局。

不过，这对于百姓而言是一件好事情，毕竟谁都想要更大化的自由，不论是生活、还是精神。毕竟，古往今来，因为文字上犯下避讳的人可不少，为此还有不少被抄家的朝臣。就拿清朝来说，从第二个皇帝康熙帝开始，就逐渐从文字避讳演变成了文字狱。乾隆四十二年，由于江西举人王锡侯在文书中书写康雍两朝庙讳及乾隆御名时，未将其字分开，就遭到了皇帝的怒斥，指责其大逆不道，罪不容诛，即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就因为这么一个十分微小的问题，还斩杀了不少人。

然而，不论避讳制度是宽疏还是严苛，都避免不了一点，其本质是维护帝王尊严、权威，以及宗法关系的一种制度。文字狱的出现也是如此，一切都是为了皇权的权威、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