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枇杷树

本文转自：嘉兴日报

■姚孝平

乡间众多果树中，我最喜欢枇杷树。寒冬时，当所有果树都凋零了叶子、变得光秃秃无精打采时，枇杷树却不惧严寒，迎着风雨，郁郁葱葱。它的花，小小的，似乎很害羞，也不漂亮，但雪花落在身上时，却与雪花紧拥着，浑然一体。

我在它身上看到的是坚强与朴实。不像桃树，其花虽艳，狂风一来，便卧倒。枇杷树还十分机智和低调，不似柿树，果实高挂，香飘四溢，黄蜂一到，缺半个。

农家的天井里、房前屋后，总有一棵枇杷树，这是农民生活的痕迹。我家天井里的那棵枇杷树，枝繁叶茂，臃肿得占了半个天井，墨绿的手长得都搭在了北端灰色的瓦片上，枇杷却黄得像新鸡产的鸡蛋般卧在瓦片与瓦片间。这树究竟哪年栽的，已不可考，但确定的是，曾祖母在屋檐下望过，爷爷走过去在低处采过，父亲爬上去成串地摘过，我在下面摊开手兴奋地捧过。

江南有民谣曰：“五月江南碧苍苍，蚕老枇杷黄。”意思是说，等春蚕到了老蚕时期，枇杷也就变黄能吃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紧密联系，就有了趣味，就有文章可做，便成了乡土文学的土壤。丰子恺先生小时候，大人们也曾教他童谣：“枇杷枇杷，隔年开花；要吃枇杷，明年蚕罢。”这童谣也指出了枇杷树的一个特点，今年结了枇杷，明年可能就不开花，要后年才能再开花结果了。事实也如此，我家这棵枇杷树连续结几年枇杷后，突然有一年整棵树就孤零零挂几个了。去年，村坊上几乎所有枇杷树都不结果，但今年又恢复了往年常态，“家家卢橘黄且肥”了。

母亲辛劳地采桑喂蚕，一天天望蚕宝宝长大；我勤快地拎壶浇水，一夜夜盼枇杷变黄。老蚕时，母亲忙得口干舌燥，趁采桑回来的片刻，走到天井里，用铁耙往枇杷树顶勾。咔嚓咔嚓，几个黄枇杷掉进草丛。母亲捡起一个，剥一半皮，倏一下，滑入了喉咙。蚕一上簇，枇杷一个个跟着快速黄透了，母亲拎起竹篮，抬头眯眼望会，一束束折，一颗颗扯。

农忙结束后的日子是悠闲的。母亲吃几个枇杷，把湿滑的核吐在手心，一把撒开去，任它们飞入草丛。母亲说：“枇杷的核不要让牙齿碰到，否则就长不出树苗来。”我似懂非懂，也不管自己咬枇杷时牙齿在枇杷什么位置，却一股脑儿将核抛出去，咯咯地笑。多年以后，有朋友告诉我，果树一般都靠嫁接，自己把核埋土里很难存活。想想也是，要不当年母亲和我丢出去那么多核，现在墙角边早该枇杷树成林了，然而并没有，只有稀稀落落两棵。但我仍很怀念和母亲一起在阳光浓烈的午后往窗边撒枇杷核的日子，那撒出去的是一把把希望，对安宁美好生活的希望。至于那核冒不冒枇杷树苗活了几棵，其实并不在意，也绝非要求一个核就得生出一棵枇杷树来。如果有人提前告诉我这样做的成活率极小，我那盎然的兴趣便断了，连同热烈的希望。人都是有希望才活着，才肯向前走，才能努力活成他希望的样子。

吃枇杷是不用水洗的，仿佛一遇水，便担心它失去鲜味。晚上，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剥枇杷看《西游记》。母亲笑着说：“孙悟空因为自己只爱桃子，每次飞出去摘野果就只带回桃子，他应该给唐僧尝尝枇杷，酸甜可口，肉又软乎。”母亲这话其实不错，因为在唐朝时，枇杷在大江南北已广泛种植，还设立了“枇杷节”。原产中国的枇杷由日本的遣唐使带去日本，后来竟然被国际上认作原产地为日本的“日本山楂”。华南农业大学教授林顺权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做研究写论文，终于使日本在2006年承认枇杷原产地为中国，为枇杷正了名。

这几年，想来由于气候变暖，老家的枇杷成熟的时间也提前了，没等蚕老它就先黄了。人类工业化的脚步开始踩碎着一些古老智慧的民谣。今年4月底，我就看见有枇杷黄得掉落在地了。

天井里这棵苍老的枇杷树今年依然结着不少果实，可现在，那些看枇杷、吃枇杷、撒枇杷核的亲人一个个都走了。我回到老家，望着天井中青黄相间、日渐成熟的枇杷满枝头，却一点也不想去摘它们。

一直安静守候的老枇杷树很枯寂。我望着她，一阵风吹来，叶子抖动着，她一定是想过来抱抱我。

（作者系自由职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