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中对王珪的评价是否真实、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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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建立元朝之初，打算第一时间就安排人编纂宋朝的历史。

这倒不是因为忽必烈爱好史学，而是这是一种王朝更迭后的惯例，你不拿曾经的对手当垫脚石，怎么来为自己的统治抬点呢？

这是古代历史上的惯例，纯属正常操作。

不过因为北方部落和中原王朝的很多文化差异，这部史书迟迟没有编纂成功，直到忽必烈去世了半个世纪以后，大名鼎鼎的《宋史》才正式出世。

这部书的两位挂名总编，都是蒙古族人，而真正负责编写这部史书的人，则主要是中原人，不过他们已经很好的融入了元朝的统治，他们的功名都是参加元朝的科举所取得的。

由此来看，当年忽必烈没有第一时间编纂宋朝的史书，不光是因为文化等方面需要协调，更重要的一层原因，其实是当时中原的文人还没有真正“通过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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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通过政审”的文人，拿着元朝的俸禄，当着元朝的官员，你猜他们会怎么写宋朝的历史，宋朝如果君臣廉洁勤勉，百姓自然会拥护朝廷，那么你元朝跑来取代它算是怎么回事，所以《宋史》中的宋朝，和实际的宋朝就一定会有差异了。

因此《宋史》中对当时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就未必那么真实可信了，比如《宋史》的名义总编脱脱，曾评价宋朝的宰相王珪，说他身在相位16年，但是毫无作为，不过是个皇帝的传声筒。

“（王珪）凡十六年，无所建明，率道谀将顺”。

那么脱脱对于王珪的评价，是否真实、客观、公正呢？

让我们来从一些细节反推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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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19年，王珪出生于安徽，他的父亲是体制内的人，从其他的相关记载来看，王珪家在当地应该属于大族，所以王珪早年有良好的学习环境。

王珪头脑聪慧，家里的教育又跟得上，因此他成年之后很容易就考进了体制，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史书说他出自欧阳修的门下。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欧阳修可能只是个北宋的著名文人，但真了解他的人还会知道，欧阳修还是当时的顶级官员。

宋朝为了让文武百官不能独大，在朝中设置了很多互相制约的机构，其中军事上最厉害的，算是枢密院，而政事上则是中书门下。

欧阳修曾经一度做过枢密副使，以及参知政事（文宰相），死后的谥号是文臣的第一队列“文忠”，并被屡次追封为国公。

除了未来的宰相王珪之外，一代改革宰相王安石，也有机会成为宰相的苏轼，都算是欧阳修的“门徒”。

由此可见，欧阳修当时的政治影响力有多么的大。

04

王珪进入体制之后的工作经历，非常的可圈可点。

公元1042，被分派到地方任职，他当时对内对外的手段都非常强硬，有军官不服从管理，他直接抓了之后处罚，有起义兵进犯他的治下，他毫不犹豫的就把对方打跑。

公元1049年，王珪升至中央负责外交工作，他在接待傲慢的辽国国使时，硬是想办法让对方遵守礼节，不久之后，他又亲自出使辽国，虽然这次没有太详细的记录，但是以当时大宋和辽国的地位，王珪这一趟应该并不容易，弱国无外交不是说着玩的。

不过从后来王珪很快就被升迁来看，王珪这一趟起码做到了不卑不亢。

在一个人的入职之初，他是很容易保持自己的棱角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就会被阅历打磨成一个圆滑的人，那么王珪后来“变质”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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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62年，宋仁宗想要立太子，王珪并没有第一时间表态支持，公元1063年，宋仁宗去世，生前过继的太子继位，史称宋英宗。

因为宋英宗是过继来的，人家不是宋仁宗的亲儿子，人家也有自己的亲爹，于是宋英宗继位之后，就想给自己的亲爹安排个说法，但此时遭到了王珪的反对。

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王珪这两次的“政治站队”都很不明智，如果遇到一个小心眼的皇帝，可能王珪轻则提前退休，重则可能还会危及生命，但是早就熟知官场政治的王珪，并没有做那个更容易的选择。

后来到了宋神宗上位以后，大宋已经到了不想办法挽救，就要动摇国本的地步，于是宋神宗就授意王安石主导变法，而王珪就是当时主要的“反对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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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来看，王珪并不是一个喜欢当缩头乌龟的人，反倒是有事就敢上。

那么他后来会有“不作为”的坏名声呢？

除了史书本身的问题之外，应该还应该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

当时的大宋已经被“三座大山”压的抬不起头来，王安石和宋神宗联手的改革，又太过激进且考虑的不够全面，等到改革失败以后，朝廷只能先去挽回改革带来的新冲击，而没办法第一时间去解决大宋的沉疴旧疾，因此在这段“舔舐伤口”的阶段，王珪没法有太大的作为。

其实除了激进的改革派以外，负责内政的大臣往往不会有太耀眼的功绩，但是人家能在宰相的位置上待16年，死后的谥号还能以“文”字开头，就已经说明人家不太可能是尸位素餐。

因此对于王珪的历史评价，元朝的《宋史》应该是有失公允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王珪有两个非常著名的晚辈，他们一个是我国古代第一才女李清照，一个是我国古代第一奸臣秦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