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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平元年(1064年),进封颍王。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被立为皇太子。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继位。即位不久即召王安石推行变法,史称熙宁变法。熙宁变法期间先后颁布实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等,军事上出兵西北、拓地五州。变法虽取得一定成果,但守旧派对变法的攻击一直存在,神宗摇摆于新旧势力之间,但坚持变革的决心不变。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谥号为英文烈武圣孝皇帝,葬于永裕陵。
轶事典故
不信谗言
苏东坡曾写过一首《吟桧(树)》的诗,其中有这样两旬:“根到九泉无处曲,世间惟有蛰龙知。”就这样两句诗,却惹起一场事端。同平章事王珪,便向宋神宗奏道:“臣下的看法,苏轼对圣上有不臣之意,应从重量刑,给以处罚”神宗说:“朕一直待苏轼不薄,所以,尽管苏轼有错,但还不至于达到谋反的地步。不知爱卿是如何知道苏轼要谋反的?”王珪说:“他作咏桧诗,内有“根到九录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一句。陛下飞龙在天,苏轼以为不是他的知己,却把地下蛰龙作为自己的知音,这不充分说明他确有不臣之意吗?非严遣不足示惩。”神宗听后说道:“诗人作诗,本为咏桧,与朕有什么相干?请你们不要再妄加牵强附会了。后来,又有人诬告司马光、张方平、范缜、陈襄、刘挚等人,都与苏轼有相类似的举动.并且经常私下联络,都应该受到严厉惩罚!对此,宋神宗坚决不允许,最后,只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免于追究刑事责任。
严惩诬告
赵顼即位后的时候,有一天,御史蒋之奇上书弹劾尚书左丞欧阳修,说其作风不正,与外甥女有乱伦之丑闻。神宗看后,转问故宫臣孙思恭。孙思恭答道:“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并指出此事关系到大臣名节,应谨慎从事。神宗下诏蒋之奇,让他拿出证据,蒋之奇的上谏本来就是道听途说,哪来的证据,见神宗令他出证,一时便慌了手脚,只好说出此事是从中丞彭思永处听来的。神宗又问彭思永,结果,彭思永又说他是听来的,并无证据。这彭思永又如何听来的?经进一步查证,神宗终于弄清了说欧阳修乱伦之事纯属诬告。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欧阳修的内弟薛宗孺,平时因与欧阳修有矛盾,便捏造流言蜚语,说欧阳修有淫乱行为。这流言蜚语不知怎么传到了中丞彭思永耳中,彭思永又告诉了蒋之奇。而蒋之奇未分真伪,竟然以此为由上奏弹劾。宋神宗弄清之后,怒责蒋之奇诬告行为,遂后连同彭思永一并贬职,调出京城。神宗严惩诬告,朝廷震动,天下服其明鉴。
人物评价
正面评价
《宋史》:①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②“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尝与岐、嘉二王读书东宫,侍讲王陶讲谕经史,辄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称贤。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厉精图治,将大有为。未几,王安石入相。安石为人,悻悻自信,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兵,帝奋然将雪数世之耻,未有所当,遂以偏见曲学起而乘之。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之法既立,而天下汹汹骚动,恸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断然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卒致祖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惜哉!”
《临汉隐居诗话》载:神宗皇帝以天纵圣智,旁工文章。其於诗,虽穆王《黄竹》、汉武《秋风》之词,皆莫可拟其彷佛也。秦国大长公主薨,帝赐挽诗三首曰:”海阔三山路,香轮定不归。帐深空翡翠,佩冷失珠玑。明月留歌扇,残霓散舞衣。”霓“一作”霞“。都门送车返,宿草自春菲。“”晓发西城道,”西城“一作”城西“。灵车望更遥。春风空鲁馆,明月断秦箫。尘入罗帏暗,”帏“一作”衣“。香随玉篆消。芳魂飞北渚,那复一为招。“一作”可为招“。”庆自天源发,恩从国爱申。歌钟虽在馆,桃李不成春。水折空环沁,”环“一作”还“。楼高已隔秦。区区会稽市,无复献珠人。“噫,岂特帝王,盖古今词人无此作也。
《宋史·神宗纪赞》:“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览,励图治,将大有为。”
朱熹:“神宗极聪明,于天下事无不通晓,真不世出之主,只是临头做得不中节拍,……西番小小扰边只是打一阵退便了,却去深入侵他疆界。”
漆侠认为:赵顼主持的熙宁变法是地主阶级的一个自救运动,在根本上是对抗农民的阶级斗争的;但它又在阶级斗争影响、推动之下,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发展的前景和劳动人民的要求。
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认为:宋神宗的熙宁变法是以“去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
吴天墀《西夏史稿》:他怀抱富国强兵的思想,力图振作有为;任用王安石做宰相,实行各项政治改革,积极为对外用兵创造有利条件。
反面评价
王夫之:“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淫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宋论》
王才忠认为:宋神宗是变法派的靠山,但他气魄不够宏大,思想不够深刻,性格不够刚毅。《宋神宗与王安石变法》
华业认为:赵顼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其富国强兵的总目的与王安石是一致的。但在抑制兼并这一点上,他却没有王安石坚定,赵顼既想增加财政收入,又不愿损害上层既得利益者,最终,负担只有转嫁到下层人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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