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王安石叫屈

本文转自：今晚报

●文史漫笔

替王安石叫屈

王安石与秦桧，能相提并论吗？当然不能。但在南宋至清末的800年间，却是如此。其间，官方和学界均把两人视为大奸臣。最早将“奸慝”的帽子送给王安石的人，竟是苏洵。他专门做一篇《辨奸论》来影射王安石。其中明言：“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宋理宗指责王安石是“万世罪人”。南宋史学家罗大经的判词是：“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裂而不复合者，秦桧之罪也。”《宋史》里专设“奸臣传”。北宋奸臣，共列出14人，名单里虽无王安石，但其中9人赞同或参与变法，他们不是其助手，就是其亲信。王安石，俨然就是奸臣团队的后台老板。这一切，最主要的推手是谁？宋高宗赵构。

靖康耻，北宋灭；祖庙毁，南宋立。公元1127年，南宋建立后，首要任务之一便是追凶，为北宋灭亡寻找原因。作为徽宗之子和钦宗之弟的赵构，为了掩盖父兄罪责，直接将亡国元凶确定为蔡京。而蔡京缘何走上高位？他们追根溯源，居然把王安石搬出来当作罪薮。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为了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以舍我其谁的政治胆略、敏锐如针的经济眼光、峻峭高洁的个人品格，担起了这一历史重任。由于受到以司马光、欧阳修、苏轼、苏辙、韩琦等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的反对。王安石不得不重用和提拔一批政治新秀。于是，吕惠卿、章惇、蔡京等人脱颖而出。客观地说，这些人无论有什么缺陷，但在推进变法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虽然阻力重重，问题不少，变法成果不容置疑。史籍记载，神宗后期至哲宗期间，北宋国库最为充裕。特别是军事上也取得突破：熙宁六年（1073），宋军收复河、洮、岷等五州，拓地两千里。这是一次大捷，也是两宋时期与少数民族政权作战大获全胜的唯一战例。此时，对于王安石，虽有争议，朝廷上下却是罕见的高评。

熙宁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辞去宰相之职，次年便受封舒国公。元丰二年（1079），王安石再次被任命为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改封荆国公。他去世后，朝廷破例授予谥号“文”，并配享神宗庙庭和孔庙。有人曾比较“文”与“文正”谥号之高下。司马光，谥号文正。后来，王安石去世的儿子王雱和女婿蔡卞，一个破例配享神宗庙庭，一个授谥“文正”。进入南宋之后，朝廷大倡儒学，将朱熹奉为孔子之后第一人。朱熹谥号，也是“文”。所以，对于王安石，宋徽宗时的评价仍至高无上。

其实，北宋灭亡，首要原因是宋徽宗主导的“联金灭辽”战略失误，其二是战术失误。虽然蔡京腐败，惹发民怨，但并非根本。况且，蔡京拜相时，王安石已辞相35年。时势之变，兴亡之责，岂可如此简单推定。又有人曰，北宋亡于党争，而党争之源，便是王安石变法。此言差矣。北宋立国之后，抑武重文，士大夫治天下。文人纷争，自古皆然。

客观地说，王安石之不幸，在于赶上了一个不幸的时代。他去世后40年，北宋灭亡。虽然蔡京被认定为“替罪羊”，但分量仍嫌不足，而他与王安石又确实存在着特殊关系：蔡京不仅是王安石的拥趸，其弟蔡卞更是王安石的女婿。于是，王安石便成为不幸的原罪。

靖康元年（1126），赵构下诏重修前朝史书，要求“直书安石之罪”，并明言“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黻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1197年，宋孝宗将王安石儿子牌位逐出神宗庙庭；1244年，宋理宗将王安石牌位移出孔庙。紧接着，对王安石的恶评如潮。朱熹评说王安石变法：“群奸肆虐，流毒四海。”杨慎认为王安石是“古今第一小人”。《宋史》中的“王安石传”，完全将其描述为反面人物。

此后800年，王安石深深埋冤。呜呼，王安石；悲哉，王荆公。

直至中国进入近代社会，大部分史家站在现代文明高度，才重新评价王安石变法的正面意义，逐渐认识到王安石的一片丹心。他是一个真正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家，只是现实没有给他环境，时代没有给他机会。

的确，王安石是个千年不遇的奇才。变法虽然失败，但其立身极正，即便是对手，除了政见不同，也无可攻讦，因为他私德无亏。其文章，更是如此，被列为“唐宋八大家”。

与他同时代的英杰们相比，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人，有胸怀，有才学，有节操，但缺乏大智慧、大勇气、大担当。这正是王安石超出他们的地方。或许，他只是缺少对现实复杂性的理解和操控。但，这是自古以来所有政治家永远面对的难题。

梁启超叹曰：“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去年10月，我在抚州采风，专程拜谒王安石。王安石纪念园内，树木葱茏。看着眼前的一切，想象着历史长河中曾经的惊涛骇浪，不禁仰天长叹。人生皆是旅行，唯有天地永恒。无私无畏无愧，天佑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