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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本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受楚太子太傅费无忌陷害父兄皆被楚平王所杀。他逃楚奔吴,保得一命,后得吴王阖闾的重用,率领伐楚,攻破郢都,掘楚平王之墓并鞭尸三百。太史公的《史记》赞其:“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伍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可是,伍子胥真的掘墓鞭尸了吗?
春秋时期尚未完全“礼崩乐坏“,宋楚泓之战中宋襄公曾有“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的宣言。生活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尊崇礼乐,伍子胥引贼入室,鞭笞君王,在孔子看来无疑是罪大恶极的,如果伍子胥真的掘墓鞭尸,为何孔子对此事会一语不发?同时,按春秋笔法的惯例,会对忤逆君王的事件大书特书,可是《春秋》定公四年对吴兵入郢这件事的记载却极其简赅,仅仅只有5个字:“庚辰,吴入郢。”完全没有对伍子胥鞭尸的描写。
再者,屈原曾经夸伍子胥:“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对于忠于王室并“自投汨罗”以殉国的三闾大夫,怎么可能大加褒扬一个掘墓鞭尸的逆臣呢?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也赞颂:“胥执忠信,死贵於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公羊传》有伍子胥这样一段话:“事君犹事父,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从这段话来看,伍子胥是重君臣大义的,不太可能为了“复父之仇”而“亏君之义”。
历史在流传中总是或多或少改变原来的样子,在《吕氏春秋》中记载的是伍子胥“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而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则是“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吕氏春秋》与《史记》两书前后相差不过百余年,但一个是鞭坟,一个是鞭尸,有如此出入,实在不能令人信服。不仅如此,在离伍子胥生活年代较近纂写的史书,对着掘墓鞭尸的大事不提一字,实在让人怀疑伍子胥掘墓鞭尸的真实性。《吕氏春秋》一书是战国末期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门下的食客所著,此书共分为12纪、8览、6论,共12卷,116篇,20余万字,又名《吕览》。相传此书写成后,吕不韦将其挂在咸阳城城门,宣称有谁能改一字便赏千金。人们蜂拥而至,却无人能改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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